王奇生：國軍的作戰意志與作戰能力

1944年，日軍發起了一場縱貫中國南北，代號為「一號作戰」的大規模戰役。在這場戰役中，日軍總計動員兵力約51萬，其參戰兵力之多、作戰地域之廣，打破了日軍侵華以來的空前紀錄，據稱在日本陸軍作戰史上亦是史無前例的。對中國軍隊而言，它也是1938年以來所遭遇到的規模和破壞力最大的一場戰役。數十萬士兵及無數的平民傷亡；國民政府的統治區域被日軍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在失去1／4的工廠的同時，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亦隨之銳減。此次軍事挫敗，暴露了國民政府軍隊（以下簡稱「國軍」）的諸多弊端。它與同時俱來的經濟蕭條與政治危機一起，使抗戰勝利前夕的國民黨政權遭到一場災難性的打擊。蔣介石慨嘆「1944年對中國來說是在長期戰爭中最壞的一年」，自稱「從事革命以來，從來沒有受過現在這樣的恥辱」；「我今年五十八歲了，自省我平生所受的恥辱，以今年為最大」。

日軍「一號作戰」攻勢發起於1944年4月，至同年12月結束，前後持續約8個月，歷經「中原會戰」（或稱「豫中會戰」）、「湖南會戰」（亦稱「長衡會戰」）、「桂柳會戰」等戰役，先後攻佔河南、湖南、廣西和廣東的部分地區。其中湖南會戰自5月底迄9月初，歷經3個多月，是「一號作戰」中會戰時間最長、國軍抵抗最為頑強的一次戰役。

湖南會戰歷時3個多月，雙方參戰人數，國軍先後投入16個軍、40多個師，計35萬~38萬人；日軍先後投入10個師團，計25萬~28萬人。雙方傷亡人數，據日軍方面的統計，國軍死亡66468人，被俘27447人，傷病132485人，合計226400人；日軍傷亡6萬多人。而國民政府軍令部的統計，國軍傷亡90557人（死49370人），日軍傷亡66809人。

日軍傷亡人數，雙方公布的數字接近。而國軍傷亡人數則出入較大。日軍方面公布的數字，包括傷、病、俘、亡在內，國軍損失過半。國軍自己公布的數字，不含病、俘，僅傷、亡兩項，占國軍參戰人數的25％。

關於國軍的對日作戰意志，歷來存有不同的看法。

2001年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張憲文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是近年來中國大陸出版的有代表性的抗戰史著作。該書對湖南會戰失敗原因的分析，主要歸於蔣介石消極抗戰，保存軍事實力；認為蔣介石首先考慮的不是對日軍的積極出擊，而是主要準備戰後權威的確立，儘力對付中共和防範國民黨內的非嫡系，沒有同日軍在真正意義上展開決戰。這一觀點基本上沿襲了過去數十年間中國大陸史學界的一貫看法。但從前文所述湖南會戰前後蔣介石對日軍的戰略決策和戰略部署來看，謂國軍無意與日軍在真正意義上展開決戰，顯然有悖事實。近40萬國軍兵力的投入，9萬國軍和6萬多日軍的傷亡，亦足證國軍對日軍的積極出擊。尤其是長達47天的衡陽保衛戰「是八年抗戰中，保衛城市作戰最長，傷亡官兵最多，敵我兩方進行最為慘烈的一場生死搏鬥」。其時，重慶20餘萬市民簽名，向苦守衡陽的第十軍官兵致敬。日軍亦承認「從未有若斯頑強之抵抗」。重慶《大公報》社論將衡陽守軍的死拼硬打譽之為「抗戰精神」。王世傑在日記中稱道衡陽守城戰「斷然為抗戰以來之一偉績」。凡此均說明衡陽國軍抵抗之頑強英勇。論者又有謂衡陽的英勇抵抗，是非中央軍將領薛岳指揮的，而重慶統帥部則從中阻撓。

另外，國軍對中共的監視和防範，亦確然存在。據徐永昌日記，1944年6月8日，日軍正大舉從湘北南犯之際，軍事委員會在重慶開會討論國軍各戰區作戰計劃，主要議題有二：一是預防日軍北犯陝西潼關，南犯廣東曲江；二是「預防共黨竄擾後方問題」。6月10日，軍令部擬具《國軍今後作戰指導計劃大綱》，其第一條即要求「第八戰區以第一線兵團，依陝東、綏西既設陣地，拒止敵人，並監圍奸偽」。「如奸偽以抗戰口號向西南竄犯時，應令其向渭河以北、三原以東截擊敵人，我監圍部隊應由東向西逐次向長武、邠縣、栒邑、正寧方面轉移，絕對防止其向該線以西以南竄擾。」此處所稱的「奸偽」顯指中共軍隊。同日，蔣介石根據軍令部所擬的這一方案，分別密電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和副司令長官胡宗南，針對如何防範中共，做了具體的軍事部署。可見即使在日軍攻勢最激烈之際，國軍亦未敢懈怠對中共軍事擴張的防範。

至於國軍投入了多少兵力監視中共，據徐永昌7月3日日記：近來英美輿論指責國民黨以數十萬部隊監視中共，以至影響對日作戰。徐氏辯稱：胡宗南防共軍隊不過數師，何至影響如此之大。但同月下旬，蔣介石主持召開整軍會議，要求將國軍現有的321個步兵師減編為240個師。參謀總長何應欽奉命擬定減編方案，240個師中，計劃以140個師對付日軍，20個師監視中共，40個師作預備隊，其餘40個師用於西北邊防、緬甸及機場防守。這雖然只是一個計劃草案，但仍然可以依此推論，國軍對付日軍與監視中共的兵力之比，大致為7∶1。是時國軍共分9個戰區。這意味著國軍至少以一個戰區的兵力監視中共。

另一個值得考察的問題，是國軍官兵的素質與作戰能力。

抗戰初期，日軍裝備完整，訓練精良，常常以1個大隊（營）戰國軍1個師（3團）或1個旅（2團）。日軍第一軍在山西有過戰國軍30個軍的記錄。參閱劉鳳翰《陸軍與初期抗戰》，《抗日戰史論集》，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第252~257頁。抗戰後期，國軍的戰鬥力更趨下降。據軍令部1944年統計，第一戰區敵我兵力之比是14∶100；第二戰區是13∶100；第三戰區是20∶100。平均起來，國軍要六七個人才能抵抗一個敵人。徐永昌的估計也大致相似：國軍共有320個師，在中國戰場的日軍約40個師，比例是8∶１。徐永昌認為，這樣的敵我力量對比，在水田山地尚可應付幾日，一到平地，便多不能支持。何應欽在擬定國軍減編方案時，其著眼點亦大致以國軍１個師對日軍１個聯隊的比例編製。不過考慮到抗戰後期國軍編製的缺額，國軍與日軍的戰鬥力未必有如此懸殊。戰時國軍一個師的編製約１萬人，每個師的缺額少則2000名，多則3000名。徐永昌亦認為戰時國軍各師的實際兵力平均要打七折。而日軍師團分甲、乙、丙三種，人數為1萬餘人至2萬餘人不等。一個師團內轄3~4個聯隊。依此推之，1944年國軍與在華日軍兵力的實際比例約為3∶1。

具體到湖南會戰，據徐永昌當時的估計，國軍參戰步兵約為日軍之1倍半至2倍。日軍炮兵約為國軍的3倍，但因道路補給關係，始終未得充分使用。「戰術上敵比我極為集中，戰鬥上我遠遜敵。」

就官兵素質言，國軍更遠不如日軍。史迪威對國軍各階層有一概括性的觀察：一般士兵溫順、有紀律、能吃苦耐勞、服從領導；低級軍官對於命令，每能迅速執行；營、團長個別差異極大，不過也不乏優秀之士；至於師長和軍長階層，則是個大問題。蔣介石亦有與此大致相似的看法。蔣曾多次公開指責國軍將領的知識、能力和精神，與其職務級別的高低成反比。1944年8月18日，蔣在軍委會召開的整軍會議上援引蘇俄顧問的話說：「中國軍隊現在營以下的動作，大體可以說是很注意了，但團以上到軍師為止，各級司令部的業務極不健全。圖上作業與沙盤教育可以說完全沒有，指揮所與參謀業務的演習，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國軍隊一到作戰就莫名其妙。既沒有具體的作業計劃，也沒有完備的作戰命令……團以上司令部的人員，很多不是正式軍官，而多是主官私人聘任人員。往往很重要的職務，交給一些落伍的軍官或不習軍事的文人來擔任。參謀人員雖然有些是陸大畢業，但大多數都缺乏實際的經驗，在部隊裡面也沒有專門業務的訓練，所以人事參謀不知怎樣來管人事，補給參謀不知如何來辦理補給。至於軍需軍械人員，更多濫竽充數，甚至於管理物品檢查物品的常識都沒有。」蔣還聲稱：「無論自我自他任何方面之觀察，皆官不如兵。」蔣也許有痛責高級將領反省以及有「恨鐵不成鋼」之意，但仍可從中看出國軍軍官素質之不佳。

徐永昌在日記中亦稱：「人人言，我國兵好官不好。」可見「官不如兵」在當時幾乎成為一種共識。因士兵多為農家子弟，具有樸實、勇敢、服從、堅毅以及吃苦耐勞等良好品性。戰時來華的外國人士，亦多有類似的觀察。如美軍參謀長馬歇爾就曾說過，如果中國的士兵能被適當地領導、餵飽、訓練、裝備，他們的戰鬥力將和世界上其他任何國家的士兵一樣。

但不幸的是，戰時國軍士兵因營養不良，體質嚴重惡化。缺乏食品，而不是武器，是導致戰時國軍戰鬥力下降的首要原因。1944年10月，魏德邁擔任蔣介石的總參謀長後，發現士兵無力行軍，不能有效作戰，而其主要原因是他們處於半飢餓狀態。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後方軍糧不能按期送達第一線，導致前線部隊常常斷糧。欠發、剋扣士兵糧餉，更是國軍部隊的普遍現象。加上軍糧、軍鹽摻雜摻假，士兵食不果腹。軍服不能按季節發下，士兵夏季尚有穿冬季軍服者。前方缺乏藥品，傷兵不能得到及時救治，因傷不及救治而致死者占死亡率之大部。

兵役不良，是導致國軍士兵素質低劣的又一重要因素。抗戰中期，蔣夢麟以中國紅十字會會長的身份，對兵役狀況做過一次實地考察，其結果令他觸目驚心。由於缺乏交通工具，被徵召的新兵常常要步行數百里，才能到達指定的部隊。新征壯丁因徒步遠行、飢餓、疾病而死於路途者十之八九。從韶關解來300壯丁，至貴陽只剩27人；從江西解來1800人，至貴陽只剩150餘人；從龍潭解來1000人，至貴陽僅餘100餘人。死亡壯丁與存活壯丁的比例高達11∶1。蔣介石看了蔣夢麟的報告後，亦深感震驚，聲稱「覺得無面目作人，覺得對不起我們民眾」，並承認「兵役辦理的不良，實在是我們軍隊紀律敗壞，作戰力量衰退的最大的原因」。

據一般的觀察，戰時國軍士兵90％以上是文盲，無科學常識者幾佔百分之百。抗戰中期，黃仁宇正在國軍中任排長。據他的親身體驗，士兵「不僅體格孱弱，而且狀似白痴，不堪教練。師部的辦法，即是抽調各營連可堪訓練的士兵，組織突擊隊，集中訓練，其他的則歸各部隊看管，也談不上訓練，只希望來日作戰時在山上表現人多」。

國軍各部隊由於後勤、補給工作不良，遂增加士兵不少雜務。據估計，一般部隊因領糧、領草、搬運、打柴、磨麥等，每星期竟難得三天的訓練。一個連往往有1/3或1/2的人力，經常在打雜。新兵入伍後半年，還不知如何瞄準，如何使用表尺與目測距離。國軍士兵的射擊技能遠不如日軍，大多數士兵打仗時只是胡亂扳放。

國軍士兵不但技能差，且不沉著，往往過早發射，甚至一發現敵人，即到處放槍，無異暴露自己的位置，給敵炮以良好的射擊目標。投擲手榴彈，大多失之過早，常被敵人擲回。由於缺乏沉著應戰的工夫，日軍在攻擊國軍高地時，常在遠處大聲呼叫，誘使國軍過早投彈或射擊，以消耗國軍的彈藥。

戰鬥情緒的熱烈高漲，以及勇於犧牲，本為國軍士兵最大的長處。衝鋒和白刃戰，也是國軍制勝最有把握的方法。據稱在抗戰初期，日軍最怕國軍的白刃戰。但到了抗戰後期，國軍士兵的劈刺技術比不上敵人，有時兩三個士兵尚不能活捉一個日兵，其原因固然是由於國軍士兵營養不良，體力太差，而劈刺技術訓練不足，也是一個重要原因。衝鋒與陣內戰的戰鬥技能，平日未注意演習，每遇近距離與敵交鋒，只知一味喊「沖」、喊「殺」，如同兒戲。

國軍戰鬥力的薄弱，除裝備不如日軍，亦由於戰鬥技術教育不足，以致不能達成戰略、戰術的目標。長沙會戰失敗的原因之一，即是各級主官平時忙於應酬和經商，對部隊訓練敷衍塞責，部隊教育無暇顧及，戰鬥動作生疏；忽略實彈射擊演習，以致士兵射擊技術普遍不精。

徐永昌反省國軍屢戰屢敗的原因時，在日記中寫下了這樣一段話：「關於戰事，致（制）勝條件太不夠，固無法使之有利，但如超過限度之敗，則又完全為官兵訓練太差，風氣太壞所致。」 「訓練太差，風氣太壞」，確是國軍弊端之要著。

蔣介石承認，中原會戰時，「我們的軍隊沿途被民眾包圍襲擊，而且繳械！這種情形，簡直和帝俄時代的白俄軍隊一樣，這樣的軍隊當然只有失敗！我們軍隊裡面所有的車輛馬匹，不載武器，不載彈藥，而專載走私的貨物……部隊裡面軍風紀的敗壞，可以說到了極點！在撤退的時候，若干部隊的官兵到處騷擾，甚至於奸淫擄掠，弄得民不聊生！」長沙會戰時，部隊主官因營商應酬，脫離部隊，官兵擅入民房，攫取財物。有的守備部隊，當敵人攻擊時，尚在掩護體中賭牌，以致失守。

薛岳在檢討湖南會戰時承認：「紀律廢弛，戰志不旺。整個戰場，我軍多為退卻作戰，軍行所至，予取予求，民不堪擾，而部隊之逃散，尤甚驚人。如九十九軍以四團兵力，僅在湖濱行持久抵抗數日，轉至寧鄉以東，殘餘兵力不及一團，沿途散兵騷擾，迄今尤（猶）未解決。又若干部隊，即奉攻擊之命，對少數之敵，亦多長時對峙，雖由火力不足，終嫌攻擊精神不旺。」

軍令部在檢討桂柳會戰時也談道：「政治不能適應軍事要求，軍隊不能得民眾協助。此次作戰，各級政府多行遷移，一般民眾率多避難，致軍隊運輸方面發生諸多困難。」「地方政府既行遷移，各部隊副食補給發生問題，軍隊為作戰及給養關係，往往涉及民眾物資，致軍民感情不大融洽，合作方面發生缺憾。」各地方團隊雖間或協助國軍作戰，但往往有劫取國軍槍支情事。相反，日軍卻能利用中國民眾運輸糧彈，雖道路破壞，仍可繼續攻勢，銳意前進。對此，蔣介石痛心疾首地說：「這一次中原會戰和湖南會戰，我軍最大的恥辱，就是敵人利用便衣隊到處擾亂，而我們在自己的國土之內作戰，反而不能用這種戰術打擊敵人。據我所知道的，此次除王耀武所部使用便衣隊發生相當效用以外，其他各戰區各部隊都沒有切實組織和運用。可見我們平時對於發動民眾、組織民眾的工作，完全沒有認真去作。」

影響戰爭勝負的因素甚多。湖南會戰雖只是八年抗戰中的一個戰役個案，卻充分暴露了國軍在戰略戰術、官兵素質、教育訓練、後勤補給、兵役軍紀以及民眾動員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徵。

本文選自《湖南會戰：中國軍隊對日軍「一號作戰」的回應》，原文載於《中日戰爭國際共同研究》第一卷。作者王奇生，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