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健：黃金製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

黃金製品所見中亞草原與中國早期文化交流

馬健

摘要：先秦時期中國北方地區的諸多古部族在聯繫北方草原與中原地區的早期文化交流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前學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比較北方草原與中國北方地區出土青銅器所反映出的文化聯繫。自青銅時代以降，中亞草原的部族首領或貴族就形成了以黃金裝飾人身、兵器、馬具以象徵地位和權勢的習俗。本文試以金器為線索，分別比較了中亞草原、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中原地區在銅石並用時代至戰國末期這一時段內金器形制、功能、流行、演化等情況。試圖理清中亞草原的用金習俗和黃金藝術在不同時期逐漸經過中國北方向中原地區滲透、影響的過程，以及中國北方、中原地區對這些外來因素吸收、融合的過程。

關鍵詞：巴澤雷克；阿爾贊；齊列克塔；格里芬；金柄鐵劍

一 青銅時代中亞金器的發現與研究

黃金以其耀目的色澤和穩定的化學特性很早就受到古代人類社會的青睞。黃金雖然在自然界可以單質形態存在而在最初被人類直接採集獲得，但數量極少。金礦常與銅、鐵等礦藏共生，其熔點（1064.43°C）又低於銅（1084.5°C），因此人類對黃金的開採和利用主要始於青銅時代，是與銅等其他金屬冶煉技術的發展分不開的。歐亞草原古部族有意識開採金礦、製作黃金製品約始於公元前三千紀。主要發現於歐亞西部草原青銅時代中期（2700－2500B.C.）的比德尼文化（Bedeni Culture）和特利阿勒梯文化（Trialeti Culture），中亞綠洲青銅時代早、中期的納瑪茲加文化（Namazga IV-V Culture，2700-2200B.C.），中亞草原銅石並用時代的阿凡納謝沃文化（Afanasevo Culture, 3500-2500B.C.）。這些黃金製品主要是貴族日用的奢侈品，象徵地位和財富；或為宗教儀式中使用的祭祀品。相比之下，這一時期用黃金裝飾人身的習俗在中亞草原地區已經形成。

比德尼文化和特利阿勒梯文化均位於喬治亞，其高級墓葬中出土過金制耳環、手鐲、發簪、衣服墜飾，獅子形象的小型圓雕，以及鑲嵌綠松石和紅瑪瑙珠的金制酒杯（圖一，1～3）。[1]納瑪茲加文化位於土庫曼南部，其四期末至五期初的阿爾丁特佩（Altyn depe）遺址，金屬加工業十分發達。在一處祭祀遺址中發現了金牛頭和金狼頭造型圓雕。[2]中亞東部草原雖然進入青銅時代較晚，但發展很迅速。青銅時代初期，當地居民就開始用金屬打制首飾。阿凡納謝沃文化墓葬就出土了一批螺旋狀用金、紅銅、銀、隕鐵打制的耳環、手鐲等人身飾物（圖四，1）。取代阿凡納謝沃文化的奧庫涅夫文化（Okunev Culture 2600-2000B.C.），雖未發現金製品，但也使用紅銅絲打制的耳環和手鐲，形制與阿凡納謝沃文化接近。[3]

圖一 歐亞草原出土青銅時代金器

1~2.比德尼文化 3.特利阿勒梯文化 4～5.安德羅諾沃文化 6.卡拉蘇克文化 7.大都會博物館藏品 8.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那考古學文化系

圖四 夏商周時期中國北方地區出土耳環

1.阿凡納謝沃文化 2.貴南尕馬台 3、6.酒泉干谷 4、8.房山琉璃河 5.安德羅諾沃文化 7.薊縣圍坊 9.唐山小官莊 10.卡拉蘇克文化 11.平谷劉家河 12.彰武平安堡 13.遷安小山東庄

青銅時代晚期中亞草原以安德羅諾沃文化（Andronovo Culture，2200-1000B.C.）最具代表性。[4]安德羅諾沃文化對金、銅、錫的開採十分積極，金屬冶煉技術也較前一時期有了顯著提高。哈薩克中部和東部、七河流域東部的宗伽爾斯基－阿拉套地區（the region of Djungarsky Alatau）、阿爾泰地區楚茨齊礦區（Chudskie mines）、都發現過安德羅諾沃時期古金礦遺址，遺址中還出土了當時人們採礦所用的工具。[5]安德羅諾沃二、三期文化，也即阿拉庫爾類型（Alakul type, 2100-1400B.C.）和費多羅沃類型（Fedorovo type, 1400-1200B.C.），分別位於薩克斯坦中部和東部，流行使用金制首飾。[6]其中阿拉庫類型典型器物是管狀金手鐲。手鐲是用中空的細管製成，一頭末端外側附有銎狀插孔，可與另一端扣合，形成類似榫鉚的結構。銎外側飾有安德羅諾沃文化典型的三角形蕉葉紋（圖一，4）。費多羅沃類型流行螺旋狀和喇叭口插孔式的金耳環、手鐲等人身飾物（圖四，5）。其中螺旋耳環是用貼覆金箔的紅銅凹條環繞一圈半製成（圖一，5）。這種耳環最早見於紅銅時代的環黑海地區，在歐亞西部草原十分流行，並一直沿用到青銅時代晚期。由於黃金數量有限，純金製品罕見。一般選用細絲狀紅銅絲，然後在上面包裹金箔，待器物成形後用軟皮拋光。製作過程中主要採用錘碟技術。[7]另外，大都會博物館也藏有一件貼金箔銀斧。斧管銎外側裝飾一個雙頭鷹人身形象，它一手抓住一隻帶翼獅的脖子，另一隻手握著一頭野豬的獠牙，野豬的背部形成銀斧的刃部。雙頭鷹頭、翼，獅子的胸、腹、翼均貼著金箔，細部刻畫生動，工藝高超（圖一，7）。[8]顯然這件銀斧並不具備實用性，而可能象徵著某種宗教含義。我們發現這件銀斧與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那考古學文化系出土青銅斧形制接近，由此推測它也應屬於安德羅諾沃時期（圖一，8）。[9]安德羅諾沃文化的黃金藝術對後來早期鐵器時代中亞哈薩克中部、東部、薩彥－阿爾泰等地諸文化影響很大。

後起的卡拉蘇克文化佔據了原安德羅諾沃文化東部區域，即西起鹹海、東至葉尼塞，南抵阿爾泰、天山一帶的範圍。[10]喇叭口插孔式耳環在該文化中仍然沿用，同時卡拉蘇克居民也開始將馬等動物紋樣裝飾在耳環上，這些紋樣是用質地軟細的石模澆鑄而成的（圖一，6）。[11]

二 早期鐵器時代中亞金器的發現與研究

進入早期鐵器時代，中亞草原興起多支游牧文化。隨著礦藏開採、金屬冶煉和加工技術的長足發展，部落首領或貴族使用的金製品數量大大增多，造型、題材也更加豐富。除了金制首飾，還發展出大量動物紋黃金飾牌，並用黃金裝飾馬具、武器。同時由於騎馬術的普及、中亞草原與西部草原的游牧民族，與南部阿契美尼德波斯帝國之間文化交流顯著增加，一些波斯文化因素被中亞部族所吸收、改造，也反映在黃金藝術當中。我們可以將這一時期的黃金藝術分為兩期：

早期（公元前8～5世紀），以薩彥－阿爾泰地區阿爾贊2號墳冢、哈薩克東部齊列克塔墓地為代表。

南西伯利亞薩彥－阿爾泰地區在早期鐵器時代初期就形成了以馬具、武器和動物紋三要素為代表的發達的游牧文化。金器作為部落首領和貴族等級身份的標誌，常發現於大型墓葬之中。可惜的是，18世紀阿爾泰地區興起盜墓之風，許多大型墓葬中的珍品被席捲一空，其中一部分流入沙皇宮廷，形成了現在埃米塔什博物館的「彼得大帝藏品」。而通過科學發掘未經盜掘的大型墓葬要數2000年俄羅斯與德國聯合考察隊在圖瓦共和國烏尤克盆地國王谷發掘的阿爾贊2號墳冢。這座墳冢絕對年代在公元前7世紀，其主槨室內埋葬貴族夫婦二人，出土金器5700多件，總重20公斤，數量驚人。金器上裝飾豐富的動物紋圖案被稱為「斯基泰動物紋百科全書」。[12]男性頭戴皮帽，帽頂有鹿形金冠飾，表現一隻昂首佇立的公鹿，鹿角上揚呈枝蔓狀（圖二，5）。帽沿飾卧馬形金牌飾，馬頸部鬃毛經過修葺，肩部一縷捲曲的鬃毛上揚（圖二，7）；男性脖子上帶金項圈，項圈上部呈圓柱狀，表面浮雕出山羊、野豬、虎等搏鬥的複雜場景。項圈前部為彎曲的四方體，四面浮雕成排的老虎圖案（圖二，1）。男性衣服上滿墜野豬形金墜飾、腰著金腰帶，並佩有木柄包金鐵劍和小鐵刀，劍首、柄、翼、脊和刀首、柄部位貼金箔，也表現虎搏羊的動物圖案（圖二，4、8）。皮靴上緣也包有金箔。男性身旁還有包金箭箙一個，裡面裝有三棱形鐵鏃數枚，有的鐵鏃表面貼金箔，表現「S」形水波紋和鷹搏羊的圖案（圖二，3）。女性頭頂留有高聳的髮髻，上插鹿首金髮簪；雙耳佩戴圓錐形鏨金珠鑲嵌綠松石的耳環（圖二，2）；項帶月牙形項圈，項圈上也刻有飛奔狀山羊的圖案；腰配一柄鐵刃貼金短劍，劍首、柄、翼表現虎羊搏鬥紋樣、劍脊表現「S」形水波紋。除人身裝飾外，還發現一件敞口鼓腹圜底瓢，把手部位包金箔，表現為馬蹄形，馬蹄上部還表現出鱗片狀圖案，另有一件鍑型明器，口部直徑3.9cm，高4.2cm（圖二，6）。金鍑表面浮雕出後肢翻轉180°的山羊與老虎搏鬥的場景。另外，墓葬中殉葬的馬匹身上也發現有月牙形當盧、馬鑣等黃金飾件。馬作為坐騎，是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游牧民的重要標誌之一。很多游牧民的墓葬中多殉葬馬匹，而身份顯赫的貴族，也常為馬匹裝飾黃金飾件。阿爾泰地區巴沙德勒2號墓葬（公元前5～4世紀初）出土的一套木製馬具，馬鑣、頰帶上都包著金葉片（圖三，5）。馬頭部還佩戴木製貼金仿鹿角冠飾。

圖二 早期鐵器時代早期中亞草原出土金器

1.項圈 2.耳環 3.包金鐵鏃 4.包金鐵短劍、刀 5.鹿形冠 6.鍑形明器 7.馬形飾件 8.野豬形衣飾 9.魚形飾件 10.鹿形飾件 11.雪豹形飾件

（1~8.阿爾贊2號墳冢 9～10.齊列克塔5號墳冢）

圖三 早期鐵器時代晚期中亞草原出土金器

1.翼馬形帽飾 2.馬形牌飾 3.麋鹿形牌飾 4.包金鐵劍 5.包金馬具 6.包金鹿角形馬冠飾 7.鷹形格里芬形飾件 8.鷹形格里芬馬冠飾 9.鹿角形冠飾 10.毛制鞍韉上的獅形格里芬搏山羊圖案 11.毛制鞍韉上的鷹形格里芬搏山羊圖案 12.鷹形格里芬紋手鐲（1～4、9.伊塞克金人墓 5.巴沙德勒2號墳冢 6、7.波萊爾11號墳冢 8.庫圖爾貢塔斯墳冢 10、11.巴澤雷克1號墳冢 12.大英博物館藏阿姆河1號寶藏）

哈薩克東部的齊列克塔墓地（公元前8～6世紀）是中亞早期鐵器時代興起較早的一支塞種文化，與同時期的薩彥－阿爾泰地區古部族有著密切的聯繫。該墓地大型墓葬5號墳冢中出土了一批金器，多為人身飾物。表現題材以動物紋為主，有卧鹿、野豬、鷹首、魚、身體蜷曲的雪豹等。另有「S」形水波紋飾件和金珠串項鏈等（圖二，9～10）。[13]

這一時期的金器主要有三類：（1）人身裝飾，包括冠飾、項圈、耳環、發簪等首飾，以及衣、腰帶、靴子上的飾件；（2）馬身裝飾，包括當盧、馬鑣等馬具；（3）武器貼、包金，包括短劍、箭箙、箭鏃表面的貼、包金。從裝飾紋樣上來看，兩地都流行生動、寫實的自然主義風格，題材以單體的鹿、馬、虎、雪豹、野豬、羊等動物紋為主，動物搏鬥場面是由單體動物的拼合而成，構圖不成熟。

晚期（公元前4～3世紀），以薩彥－阿爾泰地區巴澤雷克文化、哈薩克東部伊塞克墓地為代表。

中亞草原諸塞種部族與南俄草原斯基泰、烏拉爾薩爾馬提亞等部族間的文化交流趨於頻繁，他們在武器、馬具、動物紋等方面表現出很強的共性。同時，由於戰爭和貿易的原因，一些波斯文化因素、希臘文化因素也被草原民族吸納，融入中亞和南西伯利亞等地文化之中。高級貴族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黃金製品，就反映了當時這種文化交流的背景。

阿爾泰巴澤雷克墓地發現於20世紀初，其中出土了一批帶有波斯、希臘文化因素的物品。[14]格里芬是當地較為流行的一種題材，本源於西亞的一種鷹、獅混合的神獸，在波斯藝術中其造型可分為鷹形格里芬和獅形格里芬。這兩種造型都在巴澤雷克墓葬中發現（圖三，10、11）。阿爾泰居民還將格里芬形象融入本土的鷹、鹿崇拜當中，創造出一種鷹首鹿角鹿身的神話動物，我們稱之為鹿形格里芬（圖六，5）。[15]這種造型在人身刺青、馬鞍韉，馬鑣、當盧、勒帶上大量使用。庫圖爾貢塔斯（Kuturguntas）墳冢的馬匹當盧、頰帶上就裝飾包金的鹿形格里芬紋樣，造型十分生動（圖三，8）。1998－1999年法國、義大利、哈薩克三方組成的考察隊在哈薩克東部發掘的波萊爾（Berel）11號墳冢，也出土了木製包金仿鹿角裝飾（圖三，6）。[16]

圖六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與中亞草原金器比較之二

1.出土虎形飾件（伊塞克「金人墓」） 2.虎紋飾件（阿拉溝） 3.鹿形格里芬紋牌飾（埃米塔什博物館藏品） 4.鹿形格里芬紋牌飾（伊塞克「金人墓」） 5.鹿形格里芬紋刺身（巴澤雷克2號墳冢） 6.狼形格里芬紋飾件（阿魯柴登） 7.鹿形格里芬紋冠飾（納林高兔） 8.鹿形格里芬紋牌飾（西溝畔） 9.鹿形格里芬紋牌飾（燕下都辛庄頭M30） 10.馬形格里芬紋陶范（西安北郊） 11.格里芬紋黃銅牌飾（巴澤雷克2號墳冢） 12.格里芬紋瓦當（燕下都） 13.棺側板上陰刻的虎紋（巴沙德勒2號墳冢） 14.虎紋木雕（圖埃赫塔1號墳冢） 15.銀虎（納林高兔）

1969—1970年考古學家發掘了阿拉木圖東50公里的伊塞克山間河谷左岸一座墳冢旁未經盜掘的側室，結果在裡面的槨底板上發現墓主人的遺體，墓主人頭戴金冠，上衣、腰帶、靴子上滿飾金葉片和牌飾，因此這座墳冢也被稱為「金人墓」。蘇聯考古學家阿基舍夫將這座墳冢的年代定為公元前5至前4世紀。[17]這座墓葬中出土了一大批精美的金器，包括飾有鹿角、羊角翼馬圖案的金冠，虎首螺旋狀項圈，人面印章金戒指，後肢翻轉180°的虎、馬、麋鹿，以及鹿形格里芬、山羊、鳥、樹葉等造型的金飾牌、飾件。墓主人腰間也佩有一把金柄鐵劍。鐵劍首、柄、翼、脊上刻有狼、羊、虎、鷹、兔、野豬等紋樣（圖三，1～4、9）。

另外，俄羅斯埃米塔什博物館的「彼得大帝藏品」、大英博物館的阿姆河1號寶藏、日本美秀博物館的阿姆河2號寶藏（或稱巴克特里亞遺寶）中也有許多屬於這一時期中亞草原民族的遺物，可作為我們研究的參照（圖三，12；圖五，8；圖六，3）。

圖五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與中亞草原金器比較之一

1.虎形飾件（阿爾贊2號墳冢） 2.虎形飾件（新源） 3.狼紋飾件（阿魯柴登） 4.出土虎噬羊紋包金劍首（阿爾贊2號墳冢） 5.虎噬羊紋飾件（清水劉坪） 6.耳環（阿爾贊2號墳冢） 7.耳環（烏拉泊古墓） 8.耳環（美秀博物館藏） 9.格里芬紋飾件（鳳翔馬家莊祭祀車坑） 10.土木製項圈上的格里芬紋樣（巴澤雷克2號墳冢）

值得注意的是，伊塞克金人頭冠裝飾的鹿角與阿爾泰巴沙德勒、圖雅赫塔、巴澤雷克、波萊爾墓葬中馬頭裝飾的鹿角十分相似，因此有學者推測墓主是一位薩滿巫師。鹿在古代薩滿教中是一種通神的動物。根據現有資料，奧庫涅夫文化居址或祭祀遺址附近常樹立0.5—2米高的天然碑石，上面陰刻面目猙獰的鬼神怪獸或人面形象，其中一些就帶有鹿角。學者們一般認為這些長有鹿角的人面是薩滿巫師的面具。同樣鹿也是青銅時代末期卡拉蘇克文化流行的鹿石中最常見的題材。鹿石表現為武士形象，上面的鹿紋則象徵古代武士的勇猛善戰。[18]進入早期鐵器時代，此類圖案仍在沿用。阿爾贊1號墳冢、2號墳冢墓坑中都發現刻有鹿紋的鹿石殘件，另外阿爾贊2號墳冢男主人的冠飾、女主人金簪都裝飾鹿首上揚，鹿角成繁枝狀、蹄尖佇立的公鹿形象。阿爾泰墓葬中，這種鹿角則主要用於裝飾大型木槨墓中殉馬的頭冠，德國藝術史家耶特馬爾認為裝飾鹿角和面具的馬匹在葬儀中起領頭作用。[19]按照人類學家的研究，頭飾和外套在很遠的距離就能被辨認，因此許多部落首領都要在頭頂裝飾獨特的物品或紋樣，這樣頭飾中所包含的風格化信息就會迅速地被其它人接收。[20]同理，阿爾贊墓主的冠飾、發簪以及馬冠飾、當盧也象徵著他們的社會地位、財富和宗教地位。另外，阿爾贊2號墳冢男性墓主與伊塞克金人除了頭頂都裝飾鹿角或鹿以外，額頭部分都裝飾馬或翼馬形象，兩者裝飾題材與位置都很接近，可見馬在動物紋中的地位僅次於鹿。

可見這一時期的黃金製品仍集中在武器、馬具、人身裝飾三類，但紋樣和題材更加豐富，格里芬造型流行，表現手法雖然沿用早期寫實生動的自然主義風格，但更重視動物身體比例，重視對細節的刻畫，重視動物輪廓線條的流暢。後肢翻轉180°的動物造型流行；能夠表現多個動物相互交疊、撕咬的搏鬥場面和繁縟的紋飾。

三 夏商周時期中國境內金器中的外來因素

有關夏至戰國時期中國境內金器的發現、工藝和分布的情況，艾瑪·邦克（Emma C. Bunker）、齊東方、黃盛璋等學者做過詳細的梳理；[21]烏恩、林沄、李水城等學者也分析過中國北方青銅文化以及春秋戰國時期長城地帶早期鐵器時代諸文化與中原地區考古學文化間的聯繫，為我們探討黃金藝術的傳播提供了框架性背景。[22]

中國境內發現的早期金器，主要集中在甘青地區的四壩文化、內蒙鄂爾多斯地區的朱開溝文化、西遼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燕山以南的大坨頭文化等北方系青銅文化，時代相當於夏代。主要為鼻環、耳環、手鐲等人身裝飾。有不少學者注意到其中的喇叭形插孔式耳環可能受到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影響。[23]例如，四壩文化的酒泉干骨崖遺址，[24]朱開溝遺址，[25]夏家店下層文化的內蒙喀喇沁旗大山前遺址，大坨頭文化的天津薊縣圍坊、[26]北京房山琉璃河、[27]北京昌平雪山、[28]河北唐山小官莊[29]等都出土此類耳環，多為銅質（圖四，6～9）。另有學者從銅斧、銅錛、銅矛等青銅器形制、冶金術等角度出發，討論了安德羅諾沃文化向東、南、從新疆西北部經天山北麓向甘青地區傳播的可能性。這無疑為前者提供了許多有利的證據。[30]

同時我們還注意到，齊家文化的貴南尕馬台遺址、四壩文化的酒泉干骨崖遺址、大坨頭文化的房山琉璃河遺址都出土一種螺旋形銅「指環」（圖四，2～4）。[31]上面已提到，螺旋狀金、銀、紅銅耳環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阿凡納謝沃文化中十分流行，兩者之間是否存在聯繫呢？根據琉璃河M2報告，「銅指環1件（2：2）。作螺旋形環飾，形狀似彈簧。高0.6、圓徑2厘米。發現於頭骨附近。」 既然位於「頭骨附近」，這枚銅「銅指環」應該是一枚銅耳環。可惜的是，齊家文化和四壩文化「指環」資料尚無從查考。如果這些「指環」均是耳環之誤的話，我們懷疑在安德羅諾沃文化之前，南西伯利亞的阿凡納謝沃文化可能就與中國北方的青銅文化發生了聯繫。

可見，受中亞草原古部族的影響，早期金屬時代的中國北方地區就開始流行銅、金制喇叭口插孔式耳環、螺旋形耳環來裝飾人身。

商代金器集中出土於三個區域：一為晚商殷都大型墓葬出土的金箔片，用作銅、木、漆、玉石等器物的裝飾。二為四川三星堆祭祀遺址出土青銅人像的金面具。三為中國北方系青銅文化出土的耳環、手鐲、發簪等人身飾件。[32]金器在各個區域中的功用顯然不同，安陽金箔片只作為其他器物的輔助裝飾，三星堆金器則多用於祭祀。相比之下，北方地區出土金器仍以人身裝飾品為主，數量較多、範圍也較廣。例如北京平谷劉家河商墓出土金耳環、[33]遼寧彰武平安堡遺址出土銅耳環，表明喇叭口插孔式耳環仍在沿用（圖四，11、12）。[34]

同時北方地區也開始自行設計、打造出一些新式樣的飾物，如兩頭扁的手鐲、[35]「L」形鑲嵌綠松石的金耳環，以及金絲、弓形飾等可能用於裝飾衣、帽的飾物。[36]其中「L」形耳環、金絲、金或銅製弓形飾等主要見於山西北部和陝西東北部。如山西石樓桃花庄、[37]後蘭家、[38]褚家峪、曹家垣、[39]永和下辛角、[40]保德林遮峪、[41]洪洞上村、[42]陝西淳化黑豆嘴等遺址。[43]值得注意的是，兩頭扁的手鐲在蒙古－外貝加爾地區的格拉茲克沃文化中也曾發現過，[44]這或許暗示了中國北方系青銅文化與北部地區的聯繫。

周王畿附近的渭河流域出土金器極少，表明周人不喜用金，這可能與當時青銅器、玉器佔據貴族用器大宗的狀況有關。[49]但是我們也發現一些周代貴族也開始用黃金裝飾人身。他們雖然不佩戴黃金耳環、手鐲，卻發展出黃金帶飾。如河南三門峽市虢國墓地M2001出土一套12件金帶飾、[50]山西曲沃晉侯墓地I11M8出一套15件、M91出一套6件金帶飾。[51]另據報道，最近剛發掘完畢的陝西韓城梁帶村兩周墓地M27墓主人胸部、腰部也發現了一套30件金器，包括劍鞘、三角龍形帶飾、獸首形帶扣、環、泡等。[52]誠然，這些帶具與北方地區以及歐亞草原流行的帶具形制差別很大，我們無法通過比較得知這一習俗在周貴族內流傳的原因。但是這卻標誌著漢地以黃金裝飾人身的開始。

此外，周統治下的部分地區仍沿襲並發展早期貼金、鑲嵌技術，浚縣辛村西周墓和大堡子山秦貴族墓出土的大量製作精美的包金銅器、金飾片可以說明這一點。[53]

四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境內金器中的外來因素

春秋時期，中國境內許多地區都出土了金器。周封國出土的金器仍以金箔飾片為多，用於人身裝飾的金帶鉤也開始流行。這一時期隨著薩彥－阿爾泰地區游牧部落的興起，向南、東與中國新疆、甘肅、寧夏等地的古部族發生了聯繫。[54]新疆新源縣出土金卧虎、[55]烏拉泊古墓葬出土的圓錐形金耳環，[56]甘肅清水劉坪發現虎噬羊紋金牌飾等,[57]均可在圖瓦阿爾贊2號墳冢中找到紋飾、形制相近的器物（圖五）。

除了人身飾件以外，薩彥地區部落貴族流行使用金柄鐵劍、鐵刀、黃金馬具的習俗也可能影響到了西北地區的戎人。如陝西寶雞益門村2號墓出土104件組金器中，墓主人身上裝飾金串珠項鏈、金帶鉤3件、帶扣7件、佩戴金柄鐵劍3件，金首鐵刀15件、金首銅刀4件、頭箱內還放置著多件金環、金圓泡、金絡飾等金制馬具。[58]此外，寶雞益門村M2號墓只出土了銅馬銜、節約以及金環、泡、絡飾等馬具，而不見車具，可能表明當時馬匹已經用於騎乘。

另外，陝西省雍城考古隊於1981～1984年在鳳翔縣馬家莊秦宗廟遺址發掘的K17、K121兩個祭祀車坑內，出土了29件金器，總重量達302.6克。[59]均為馬具或馬具飾件，而且均採用鑄造技術。其中兩件金飾為「虎頭、雙卷角、偶蹄、有翼、卷尾、卧姿」。其造型與阿爾泰中晚期墓葬出現的波斯式長有山羊犄角、帶翼的格里芬形象十分接近（圖五，9～10）。

戰國時期，漢地製作金器的技術已相當成熟，鎏金銀、錯金銀技術開始流行。除了用於人身裝飾的帶鉤，還能製造金幣和體量較大的容器。同時，中國北方與薩彥－阿爾泰地區古部族的交往也更加頻繁。巴澤雷克5號墳冢曾出土過楚地製作的鳳鳥紋織錦；6號墳冢出土過楚式四山紋銅鏡和秦式漆器殘件。另一方面，薩彥－阿爾泰地區的裝飾紋樣和造型藝術因素也被中國北方諸部族所吸收、改造。新疆吐魯番，甘肅清水、慶陽、秦安，寧夏固原彭堡於家庄、楊郎馬庄、草廟鄉張街村；陝西神木納林高兔、西安北郊、內蒙古西溝畔、阿魯柴、碾房渠、速機構；河北易縣燕下都、平山中山國等地都發現過大量南西伯利亞動物紋造型的金、銅打制的飾牌、帶扣、冠飾或項圈。[60]舉其要者，如新疆吐魯番阿拉溝墓葬出土的虎紋金飾牌、飾扣，虎身後肢翻轉180°，肩部鬃毛上卷，這些特徵與伊塞克「金人墓」虎紋金飾牌十分接近（圖六，1～2）。[61]

鄂爾多斯地區出土的一大批金、銀制人身裝飾品反映了當地居民對阿爾泰動物紋造型的模仿和改造。西溝畔墓地出土金飾片，以及陝北神木納林高兔出土的金冠飾，都表現為典型的鹿角鷹嘴鹿身的鹿形格里芬造型（圖六，3～8）。[62]同出的金、銀飾件所表現的佇立、屈卧或後肢翻轉180°姿態的鹿、馬、羊、虎等造型中都可清晰看出對阿爾泰藝術造型模仿的痕迹。同時，鄂爾多斯地區的古部族也積極將這些外來因素融入自己偏好的藝術題材之中。例如狼的造型是在戰國晚期鄂爾多斯十分流行的裝飾題材。伊克昭盟阿魯柴登戰國晚期墓葬出土一批金、銀制人身飾件。[63]其中一件鑲嵌綠松石的金飾件上，工匠巧妙的將鹿形格里芬的枝蔓狀鳥頭鹿角與狼身結合了起來（圖六，6）。

除了自己打制金製品，當時鄂爾多斯等地的古部族可能還與漢地諸侯國進行黃金貿易，訂做草原風格的金製品。例如西溝畔M2出土7件銀質虎頭節約，背面陰刻「少府二兩十四朱」、「得工二兩二朱」「得工二兩廿一朱」等銘文。另有兩塊金飾牌，背面刻寫「一斤五兩四朱少半」、「一斤五兩廿朱少半」、「故寺豕虎氣」銘文。其中斤、兩、朱為計重銘文，而「得工」是趙國工官。「少府」在戰國晚期出現，見於秦、韓、魏、趙等國，但撰寫字體屬趙。可知這7件節約均為趙國製造的產品。黃盛璋先生還判定另兩件金飾牌為秦少府打造，也是令人信服的。[64]1999年12月，西安北郊發現戰國晚期墓葬，出土一批鑄造動物紋牌飾的模具，發掘者推測此為鑄銅工匠之墓。[65]模具上的長有枝蔓狀鳥頭鹿角、後肢翻轉180°的馬身神獸造型應是根據阿爾泰鹿形格里芬改造而來的（圖六，10）。這種題材的牌飾在當時當地並不流行，而在甘肅慶陽、寧夏固原以及鄂爾多斯等地的戎、狄部族中流行。據此我們推測這個工匠生前鑄造的青銅或金飾牌可能是向北方草原民族輸出的。這種農業定居民族為北方草原民族製作金器的現象並不罕見，歐亞草原西部斯基泰古墓出土金器中有許多就是由黑海北岸的希臘工匠專門製造的。

薩彥－阿爾泰的造型藝術也影響到了與北方狄人臨近的中山、趙、燕等諸侯國。例如在河北平山縣中山國貴族墓葬群中發現了混合草原藝術風格的器物，其中最典型的是M1東庫、西庫各發現的一對「錯銀雙翼神獸」，和M1東庫出土的一件錯金銀虎噬鹿屏風座。[66]神獸應是以獅形格里芬造型為底本，融合漢地對虎等動物的表現手法而創造出來的。虎噬鹿的搏鬥式動物紋題材，也應源自北方草原。河北易縣燕下都辛庄頭M30，出土金柄鐵劍、錯金銀銅衡飾、以及方、圓形金飾件共計82件。[67]金器上流行裝飾馬、鹿、羊、鹿形格里芬、虎、狼等題材的動物圖案。許多動物造型與鄂爾多斯地區十分接近，取自阿爾泰藝術（圖六，9）。其中20件背面都刻寫「十兩九朱」、「五兩十三朱」等計重銘文，有學者考證這批器物是趙國宮廷工官製造的。[68]另外，我們在該遺址老爺廟V號建築、郎井村10號、30號作坊，都發現出戰國晚期的「雙龍紋饕餮紋」瓦當，造型也是由波斯式野山羊犄角的獅形格里芬改造而成的（圖六，12）。可見在戰國晚期，隨著漢地與北方草原民族交往的增多，黃金飾品及其紋飾已經為不少漢地貴族所接納、模仿。

五 結語

1993年美國藝術史家艾瑪·邦克女士曾對中國早期金器做過綜合性研究，她主張中國商周時期的貴族多以玉器、銅器作為地位和財富的象徵，後來在北方文化的影響下，春秋以後才將金器逐漸納入到這一象徵體系之中。[69]她將金器納入早期歐亞大陸南北方文化交流背景之中的做法無疑為我們開拓出寬廣的視角與合理的思路。隨著近年來材料的豐富和研究的深入，我們發現以黃金裝飾人身的習俗，在漢地肇始於周代；同時結合地域、器物的功用進行分類和比較可知，黃金藝術所反映出的文化交流主要集中在三個區域之間：南西伯利亞和中亞草原地區、中國北方農牧交錯地帶、中原地區。從安德羅諾沃或可能自阿凡納謝沃文化開始的中亞草原古部族很早就開始打制並使用金器，流行耳環、手鐲等貴族日常使用的人身裝飾品。在其影響下，中國北方地區在夏商之際也開始模仿製作同類物品並創造出一些新的樣式。商殷都周圍的貴族也使用少量金器作為奢侈品，但不是人身飾品，而是用作漆、木器等表面的貼金裝飾；西周時期，中國北方地區以黃器裝飾人身的習俗為周統治下的一些漢地貴族所接受，他們開始打制一些漢風帶飾；春秋時期，隨著中亞地區游牧部落的興起，除了人身裝飾品，薩彥－阿爾泰等地貴族使用黃金裝飾的武器、馬具的習俗也影響到了中國西北地區諸部族以及靠近北方的漢地貴族。戰國時期，南北方文化交流趨於頻繁，中國北方的許多地區都流行薩彥－阿爾泰藝術造型的黃金、銀或青銅打制的人身飾品、武器、馬具。與之臨近的中山、趙、燕等諸侯貴族開始模仿並將草原藝術風格的題材融入漢地造型藝術之中。秦、趙諸侯國也開始製作裝飾動物紋的人身飾品，向鄂爾多斯等農牧交錯地帶的古部族輸出。

可見，這樣一種佩戴黃金飾品的習俗是在夏商之際從中亞草原傳入中國北方地區，並在西周時期被一些漢地貴族所模仿。春秋至戰國早期，中亞草原游牧部落貴族的標誌性特徵——黃金裝飾的人身飾品、武器、馬具——在中國北方地區逐漸流行，並在戰國晚期融入漢地造型藝術之中。

本研究受到北京大學法鼓人文獎助學術基金獎助，特此致謝！

注釋：

[1]E. N. Chernykh,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Cambria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01-103; 110-111.

[2]張廣達，陳俊謀：《納馬茲加IV~VI期文化》，《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第1版，343頁；〔蘇〕阿甫杜辛、陳弘法譯、莫潤先校：《中亞考古》，《考古學參考資料》6期，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112－120頁；V. M. Masson,「The Bronze Age in Khorasan and Transoxania」,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225-245.; F. T. Hiebert,Origins of the Bronze Age Oasis Civilization in Central Asia,Peabody Museum of Archaeology and Ethnology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MA,1994, pp.165-178.

[3]阿凡納謝沃文化，是南西伯利亞地區時代最早的青銅文化。集中分布於葉尼塞河中游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和阿爾泰地區。一般認為其金屬冶煉技術是獨立起源的。阿爾泰地區曾發現過該文化的採礦遺址和採礦工具。參見莫潤先：《阿凡納謝沃文化》，《奧庫涅夫文化》，《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6年，2-3，23頁；J. P. Mallory,「Afanasyevo」,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4-6.; E. N. Chernykh,「The Sayano-Altai: the Afanasevo and Okunevo cultures」,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Cambria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182-185.

[4]莫潤先：《安德羅諾沃文化》，《中國大百科全書·考古卷》，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第1版，15－16頁。J. P. Mallory,「Andronovo Culture」,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20-21.; V. M. Masson,「The decline of the Bronze Age civilization and movements of the tribes」,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 Delhi, 1999, pp.337-356.; Michael David Franchetti, Bronze Age Pastoral Landscapes of Eurasia and the Nature of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Mountain Steppe Zone of Eastern Kazakhstan, Ph.D dissertation in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2004, pp.201-252.

[5]A. Akishev and K. Akishev,The Ancient Gold of Kazakhstan,АΛΜΤЫ,θΗΕΡ, 1983, pp.33-35.楚茨齊礦區的介紹可參見阿爾泰博物館網頁：Ancient Minerscited inhttp://www.museum.ru/museum/asrsm/exib/ad&a/chpt1en.htm

[6]安德羅諾沃文化分為四期，初期以辛塔什塔－佩特洛伏卡－阿爾凱姆類型（Sintashta-Petrovka-Arkaim type, 2200-1600B.C.）為代表，該文化興起於烏拉爾並向西、向北擴張至伏爾加河，與東進的木槨墓文化發生融合；二期以阿拉庫爾類型（Alakul type, 2100-1400B.C.）為代表，三期以費多羅沃類型（Fedorovo type, 1400-1200B.C.）為代表，四期以阿列克謝沃卡類型（Alekseyevka type, 1200-1000B.C.）為代表，後三期該文化向南的擴張至中亞綠洲，促成了（Tazabagyab Culture, 1500B.C.）、畢什肯特文化（Bishkent Culture, 1700-1500B.C.）、瓦赫什文化（Vakhsh Culture,1700-1500B.C.）以及巴克特里亞－馬爾吉亞那考古學文化系（Bactrian-Margiana Archaeological Complex,簡稱BMAC，2200-1700B.C.）等多支青銅文化的形成；向東經哈薩克進入米努辛斯克盆地，取代了那裡的奧庫涅夫文化。參見注4，J. P. Mallory文。

[7]同注5，34頁，圖版46-48，51。

[8]大都會博物館稱這件藏品出自中亞，年代屬於8000-2000B.C.。藏品介紹將帶翼獅描述為龍，可能有誤。參見："Shaft-hole axhead with a bird-headed demon, boar, and dragon [Central Asia (Bactria-Margiana)] (1982.5)". InTimeline of Art History.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 2000–. http://www.metmuseum.org/toah/ho/02/nc/hod_1982.5.htm (October 2006)

[9]參見注2，F. T. Hiebert書，162頁，插圖9.26.6.；注6，以及J. P. Mallory,「BMAC」,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72-74.

[10]J. P. Mallory,「Karasuk Culture」,Encyclopedia of Indo-European Culture, London and Chicago: Fitzroy Dearborn Publishers, 1997, pp.325-326.

[11]同注5，35頁，圖版49。

[12]M.Edards,「Master of Gold」,National Geographic,Vol.2003, No.6, pp.112-129.；Аржан Источник в Долине царе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открытия в Туве(Archaeological Discoveries in the Valley of the Kings, Tuva Artifacts from the Arzhan Barrow),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2004.

[13]同注5，36-38頁，圖版52-61。

[14]Guitty Azarpay,「Some Classical and Near Eastern Motifs in the art of Pazyryk」,Artibus Asiae, Vol.XXII/4, 1959, pp.313-339;Anne Roes,「Achaemenid Influence upon Egyptian and Nomad Art」,Artibus Asiae, Vol.XV, 1952, pp.17-30.

[15]鹿形格里芬也被一些學者稱為怪異動物紋樣或鷹首鹿，此類題材在戰國晚期傳入鄂爾多斯地區。參見烏恩：《略論怪異動物紋樣及其相關問題》，《故宮博物院院刊》1994年3期，27-30頁；李零：《論中國的有翼神獸》，《中國學術》2001年1期，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年，119-121頁；。

[16]Z. S.Samashev, G. A.Bazarbaeva,G. S. Zhumabekova andH. P. Francfort,「Le kourgane de Berel』dans l』Alta? kazakhstanais」,Arts Asiatiques, 55, 2000, pp. 5-20.

[17]阿基舍夫著、吳妍春譯、陳萬儀校：《伊塞克古墓——哈薩克的塞克藝術》，《新疆文物》1995年2期，90-115頁。

[18]相關研究可參見：A.I.Martynov:「The Golden Reindeer Flying to the Sun」The ancient art of Northern Asia,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pp.52-73.;Burchard Brentjes,「『Animal Style』 and Shamanism: Problems of Pictoral Tradition in Northern in Central Asia」,Kurgans, Ritual Sites, and Settlements: Eurasian Bronze and Iron Age,Oxford: The Basingstoke Press, 2000, pp.259-268.

[19]Karl Jettmar,Art of the Steppes,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1967, p108.

[20]H. Martin Wobst,「Stylistic behavior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Cleland, Charles E., ed.For the Director: research essays in honor of James B. Griffin.Ann Arbor, Museum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thropological Papers. 1977, pp.330-335.

[21]Emma C. Bunker,「Gold in the Ancient Chinese World: A Cultural Puzzle」,Artibus Asiae, Vol.LIII/1-2, 1993, pp.27-50.；齊東方：《中國早期金銀器研究》，《華夏考古》1999年4期，68-85頁；《中國早期金銀工藝初論》，《文物世界》1998年2期，65-71，86頁。黃盛璋：《論中國早期（銅鐵以外）的金屬工藝》，《考古學報》1996年2期，143-145頁。

[22]烏恩：《殷至周初的北方青銅器》，《考古學報》1985年2期，135－156頁；《歐亞大陸草原早期游牧文化的幾點思考》，《考古學報》2002年4期，437-470頁；林沄：《夏至戰國中國北方長城地帶游牧文化帶的形成過程》，《燕京學報》第14期，2003年；李水城：《西北與中原早期冶銅業的區域特徵及交互作用》，《考古學報》2005年3期。

[23]上揭文，烏恩，1985年，149頁；林沄：《夏代的中國北方系青銅器》，《邊疆考古研究》第1輯，科學出版社，2002年，1-12頁。

[24]水濤：《四壩文化銅器研究》，《文物》2000年3期，37-38頁，圖二，13。

[25]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鄂爾多斯博物館：《朱開溝》，科學出版社，頁273-277。圖版三三，4，左1。

[26]天津市文物管理處考古隊：《天津薊縣圍坊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85年10期，886頁，圖八，14。

[27]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頁60，圖四，2。

[28]北京大學考古專業1961年發掘實習資料；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組：《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139頁。

[29]安志敏：《唐山石槨墓及其相關的遺物》，考古學報1954年，第七冊，81頁，圖版三，1。

[30]同注22，李水城文。

[31]同注22，李水城文，241－242頁，圖二，11；圖三，9；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北京琉璃河夏家店下層文化墓葬》，《考古》1976年1期，頁60，圖四，1。

[32]齊東方：《中國早期金銀器研究》，《華夏考古》1999年4期，69-71頁。

[33]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期，3，6頁，圖一八。

[34]同注23，林沄文，8頁，圖一一。

[35]此類耳環發現於四壩文化、劉家河商墓、遼寧喀左和尚溝墓。參見注23，林沄文；李水城、水濤：《四壩文化銅器研究》，《文物》2000年3期，37－38頁，圖2，19；同注28，北京市文物管理處：《北京市平谷縣發現商代墓葬》，《文物》1977年1期，3，6頁，圖一三、一七；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喀左和尚溝墓》，《遼海文物學刊》1989年2期，110頁，圖版貳，5；河北盧龍閻各庄見《河北省三十年來的考古工作》，《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38頁，文物出版社。

[36]山西保德林遮峪、山西石樓桃花庄等墓葬報告稱，金絲、弓形飾一般放置在墓主人的頭、胸部位，上面還有穿空，據此推測可能是縫在衣、帽上的飾物。

[37]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銅器》，《文物》1960年7期，52頁，圖4，5。

[38]郭勇：《石樓後蘭家溝發現商代青銅器簡報》，《文物》1962年4、5期合刊，33-34頁，圖2，10。

[39]楊紹舜：《山西石樓褚家峪、曹家垣發現商代銅器》，《文物》1981年8期，50，53頁，圖九，一七，二六。

[40]石樓縣文化館：《山西永和發現殷代銅器》，《考古》1977年5期，356頁，圖五。

[41]吳振錄：《保德縣新發現的殷代青銅器》，《文物》1972年4期，64頁，圖九、一六。

[42]朱華：《山西洪洞縣發現商代遺物》，《文物》1989年12期，90-91頁，圖七。

[43]姚生民：《陝西淳化縣出土的商周青銅器》，《考古與文物》1986年5期，圖三，8。

[44]馮恩學：《俄國東西伯利亞與遠東考古》，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2002年，291頁，圖64，4。

[45]唐山市文物管理處等：《河北遷安縣小山東庄西周時期墓葬》，《考古》1997年4期，59-60頁，圖四，2，六。

[46]天津市歷史博物館考古部：《天津薊縣張家園遺址第三次發掘》，《考古》1993年4期，321-323頁，圖九、十二、十三、十四。

[47]遼寧省博物館文物工作隊：《遼寧朝陽魏營子西周墓和古遺址》，《考古》1977年5期，308頁。

[48]遼寧省昭烏達盟文物工作站等：《寧城南山根的石槨墓》，《考古學報》1973年2期，36頁，圖版伍，4、5。

[49]同注21，艾瑪·邦克文。

[5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三門峽上村嶺虢國墓地M2001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92年3期，112頁，圖四，2。

[51]北京大學考古系等：《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二次發掘》，《文物》1994年1期，14頁，圖二，《天馬——曲村遺址北趙晉侯墓地第五次發掘》，《文物》1995年7期，11頁。

[52]《陝西韓城梁帶村遺址兩周考古取得重大收穫》，《中國文物報》2005年12月28日1版。

[53]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浚縣辛村》，科學出版社，1964年，61-62頁，圖版貳伍，3、4；韓偉：《論甘肅禮縣出土的秦金箔飾件》，《文物》1995年6期，4-11頁；參見注21，齊東方文。

[54]馬健：《公元前8～3世紀的薩彥－阿爾泰——早期鐵器時代歐亞東部草原文化交流》，《歐亞學刊》第8輯，待刊。

[5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事業管理局等：《新疆文物古迹大觀》，新疆美術攝影出版社，1999年，364頁。

[56]穆舜英、王明哲：《論新疆古代民族考古文化》，《新疆古代民族文物》，文物出版社，1985年，1-22頁，圖版160，161。

[57]李曉青、南寶生：《甘肅清水縣劉坪近年發現的北方系青銅器及金飾片》，《文物》2003年7期，4-17頁，圖一五，二五，1。

[58]寶雞市考古工作隊：《寶雞市益門村二號春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3年10期，2-6頁。趙化成、陳平兩位學者不謀而合，都推測這座墓的主人是西戎貴族。參見：陳平：《試論寶雞益門二號墓短劍及有關問題》，《考古》1995年4期，361-375頁；趙化成：《寶雞市益門村二號春秋墓族屬管見》，《考古與文物》1997年1期，31-34頁。

[59]陝西省雍城考古隊：《鳳翔馬家莊一號建築群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5年2期，1-29頁。

[60]同注54。

[61]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新疆阿拉溝豎穴木槨墓發掘簡報》，《文物》1981年1期，18-22頁。

[62]伊克昭盟工作站等：《西溝畔匈奴墓》，《文物》1980年7期，1-10頁，圖三、四；戴應新、孫嘉祥：《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12期，23-30頁。

[63]田廣金、郭素新：《內蒙古阿魯柴登發現的匈奴遺物》，《考古》1980年4期，333-338頁。

[64]黃盛璋：《新出戰國金銀器銘文研究（三題）》，《古文字研究》第十二輯，340-348頁。

[65]戴應新、孫嘉祥：《陝西神木縣出土匈奴文物》，《文物》1983年12期，23-30頁；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郊戰國鑄銅工匠墓發掘簡報》，《文物》2003年9期，4-14頁。

[66]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1期，2-8頁。

[6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684-731頁。

[68]同注64，348-351頁。

[69]同注21。

編者按：本文原載《西域研究》2009年第3期，第50-64，137頁。引用請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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