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又一力作

【成果選介】

時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又一力作

——評《時空社會學：拓展和創新》

作者：馮鋼，系浙江大學教授

景天魁等著的《時空社會學：拓展和創新》，是繼《時空社會學：理論與方法》後有關時空社會學理論研究的又一部重要學術著作。該書入選2016年度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於2017年3月由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

通讀全書，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鮮明感悟和深刻啟示。

首先，作者之一景天魁先生，也是《時空社會學：理論與方法》的作者之一，對時空社會學的發展前景，尤其是在中國的學術理論發展前景寄予很高的期待。這種期待的主要依據不僅來自全球化發展引起對傳統時空觀的挑戰、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結構轉型帶來的問題和機遇，同時也來自作者對社會時空範疇在社會理論中地位和作用的認識，以及對適應中國崛起需求的學術話語建構的認識。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大工業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因為它使每個文明國家以及這些國家中的每一個人的需要的滿足都依賴於整個世界，因為它消滅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國的孤立狀態。從那時起，那種依照「自然面貌」來測定的時空觀念就發生了質的變化。資本積累的邏輯創造了與鐘點時間和地圖空間相對立的全球化的社會時空觀。例如，羅莎·盧森堡在《資本積累》一書中展示了這樣一個資本積累的「邏輯」：資本主義的擴大再生產意味著預期作為擴大投資的那部分剩餘產品的價值實現，既不可能靠向工人出售，也不可能靠向資本家出售，因而只有把它賣給那些不採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第三市場」。用今天的話來說，資本主義生產一開始就必須建立並發展與不發達的非資本主義環境之間的交換關係，而正是這樣一種「不平等交換」，造成了全球化背景下「傳統與現代」的時間差異以及「核心與邊陲」的空間結構。改革開放的歷史已經表明，中國的崛起並融入全球化進程，參與人力、資本和資源的全球性優化配置，勢必要求迅速適應這種作為社會現象內在因素的社會時空觀，深刻意識到它對形成社會行動、社會生活和社會過程的現實意義。作者認為，由於時空研究具有社會科學基礎性和廣泛性的特點，因而時空社會學在突破學科壁壘方面具有顯著的優勢，在研究方法上具有通用性。在科學趨向整合和融通的今天，時空社會學有可能成為融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基礎和樞紐。

其次，本書所選文章的作者普遍對社會空間的理論分析比較重視。事實上，在學術界，雖然時空社會學還很稚嫩，但相較而言，社會空間分析的成熟度卻已遠遠超過了社會時間分析。列斐伏爾的《空間的生產》、福柯的《權力的眼睛》、哈維的《希望的空間》和《後現代狀況》、索加的《第三空間》、厄里的《關於時間與空間的社會學》等，是作者們引用最多的作品。也許厄里的批評是對的，他認為20世紀社會理論的歷史是時空觀念奇怪缺失的歷史，尤其是這種忽略在空間觀念比在時間觀念上體現更為明顯。在景天魁的中，時間分析與空間分析基本等量。他在文章中講到哲學家對時間性賦予人的生存意義更為敏感時，引用海德格爾《物》中的文字，論述了時間與空間的關係：「時間和空間中的一切距離都在縮小。過去人們要以數周和數月的時間才能到達的地方，現在坐飛機一夜之間就可以到了。早先人們要在數年之後才能了解到的或者根本就了解不到的事情，現在通過無線電隨時就可以立即知道了……」在這段引文論述了時間性問題之後，海德格爾接著提出的是空間性問題，「不過，這種對一切距離的匆忙消除並不帶來任何切近；因為切近並不在於距離的微小。在路程上離我們最近的東西，通過電影的圖像，通過收音機的聲響，也可能離我們最遠。」那麼，海德格爾在這裡說的「切近」（空間）又是什麼呢？我們在鄭震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鄭震在談到現象學的空間思想時著力分析了海德格爾的這個「切近」（空間）。「在海德格爾看來，空間首先並不是一個物理的環境，它是以人類主體的存在為中心來加以組建的人與事物之間的前理論的關係狀態。」「對海德格爾而言，事物是遠離還是靠近我們，事物處於怎樣的場所和位置，這些都是由世界的意蘊關聯所指引的尋視操勞來加以確定的。被操勞所及之物總是最為靠近我們的，儘管它在物理意義上可能並不是最靠近我們的。」雖然海德格爾依然強調時間優先於空間，但他明確了一點，即時間與空間是相互關聯的。

最後，書中關於中國現實具體社會問題的時空社會學研究論文很有啟發性。例如，空間社會學方面，費孝通先生的弟子劉能，通過對費老學術生涯及其與芝加哥學派關係的回顧和梳理，展示了作為費老學術思想重要構成部分的定性空間社會學學術實踐，並通過反思芝加哥學派定性空間社會學的衰弱，提出中國定性空間社會學復興的具體設想，令人深思，給人啟示。對時間進行分析方面，王寧深入探討了中國人的「時間荒」問題，他不是依照美國學者給出的結論來做中國式驗證，而是完全根據中國人當下的具體現實情境，分析了處於全球價值鏈低端的中國製造業面臨的勞動力再生產成本居高等現實問題，這在理論上可視為對卡斯泰爾所謂「集體消費」（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報務）引至的「城市社會運動」的呼應。同樣，李英飛的文章也是討論社會時間問題，不同之處在於他是用案例來說明「社會時間機制」在企業資金短缺情況下，如何藉助生產鏈上大規模逐級「欠賬」和經營成本分攤來實現融資和持續運轉。作者把社會時間理解為「特定社會和集體生活節奏形成的時間單位」，在文章中主要是指節日和圍繞家庭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出現的時間點，「欠賬」指的就是以社會時間作為資金結算期限，比如「年關結算」。文章的邏輯很合理，論述也很嚴謹，顯然，這裡的「社會時間」是塗爾干意義上的「集體活動的節奏」以及「這些活動的規則性」。那麼，與此對立的時間又是什麼「時間」呢？文章中雖然沒有明確論述，但委婉表述為「工業社會的社會與經濟的節奏，遵循的不是生活的節奏，而是由機器體系的速度來支配的」。問題在於，人類製造的機器的節奏（統一時間）為什麼就不是「社會時間」呢？也許，區分為「生活時間」與「生產時間」更能把問題說清楚，但如此一來，究竟何為「社會時間」就又會成為問題。對此，我們可以看出，在時空社會學中，時間分析遠遠落後於空間分析，而要達至列斐伏爾提出的社會、時間、空間統一的三元辯證法研究，距離還不少，不過，許偉和羅瑋的文章在這方面提供了很有價值的設想，為後續相關研究指出了方向。

總之，《時空社會學：拓展和創新》以及景天魁等人的先期論著為我國時空社會學研究開創了先河。作為一個在國內學術界尚新的研究領域，很多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入探究。本書的主要貢獻在於及時回顧、總結了近年來的相關研究成果，以期推進這一領域研究的健康發展。

《光明日報》（ 2017年07月05日 11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