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刀上的讚美詩：納粹德國的「詩歌戰」

在納粹黨強有力的領導下，德國在進行種族純凈化的同時，「一體化」運動也開始蕩滌文化領域。這個曾經誕生過海涅、歌德等偉大詩人的民族，開始把鋼鐵澆鑄進了詩歌之中。第三帝國用自己的刺刀尖，高高地挑起自我謳歌的讚美詩……

「所有偉大的詩作都有歷史文獻的價值」——布萊希特

1933年1月30日，德國政壇創造了一個奇蹟：一位出身貧寒的下崗畫家、退伍軍人，在這個注重門第和閥閱的國家裡，登上了總理的寶座。

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當這位天才的煽動家，在德國議會大廈激動地發表宣言時，整個德國並不知道，歷史正在進入一場長達12年的亢奮高潮，並在最後迎來致命的終結。

曾經受人欺凌的德意志，在希特勒那鋼鐵意志的率領下，開始在意志、心志乃至旗幟各方面進行全面的鍛造：在那鋼製的古羅馬大纛下，復活了那曾經戰無不勝的古羅馬帝國的軍禮，德國人在伸直了手臂的同時，堅定地認為自己的腰桿也伸直了。

文化大掃蕩

在「新生」的德意志領導人眼中，以往的一切充滿了「封、資、修」，必須進行一次觸及靈魂深處的文化「大掃蕩」，對公眾生活進行「政治解毒」。

在國家社會主義工人黨(納粹黨)強有力的領導下，德國在進行種族純凈化的同時，「一體化」運動也開始蕩滌文化領域。文學被定位為主流意識形態的投槍和匕首，「政治寫作、階級寫作和專制寫作」成為時代的主流。

納粹黨的效率相當地高：從作家、出版商到書商、圖書館員等，每個環節都迅速地實現了黨的一元化領導。文學作品的創作、流通，也如同軍火一般，受到了嚴格的監管。不符合主流的理性主義、自由主義思想，被作為「墮落、反動」的精神污染而清除。焚書運動和禁書「黑名單」，則確保了國家公民們，尤其是青少年們不被污染。

波恩大學的文學博士戈培爾，一位猶太教授的高足，作為黨的「才子」兼忠誠戰士，在帝國宣傳部建立了文化協會，以便團結、帶領、教育和改造文化領域的精英們，把他們「統一到帝國的領導下，賦予他們統一的方向」。戈培爾認為，「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到1938年底，納粹黨共將84批、約5000名不聽話的科技和文化界人士驅逐出國。這些背井離鄉者是幸運的，他們終於躲開了毒氣室和焚屍爐。

一個名叫「帝國德語文學推進中心」的機構，負責那些能鼓舞人的優秀文學產品的「生產」；而另一個叫做「國社黨監察委員會」的機構，則成為質量監督總局，專門負責對那些關係到黨的生命安全的哲學、政治出版物以及教科書等，進行質量檢查。

納粹黨的文化，出現了「空前的繁榮」，一大群納粹「新詩人」湧現出來。他們的作品成為全社會獻給納粹黨的集體情詩，更成為大幹「國家社會主義」的戰歌。這些作品甚至被譜成歌曲，響徹第三帝國。

這個狂飆年代的新烈士和新偶像，是一位名叫豪斯特·威塞爾(HorstWessel)的詩人兼衝鋒隊領袖。豪斯特·威塞爾死於納粹黨奪得政權前的曙光之中。儘管有人說他是死於政敵的暗殺，也有人說他無非因為爭奪妓女，而被情敵幹掉，版本各異，但這並不妨礙納粹黨將他製造成新時代的偶像。他的詩歌作品《高舉旗幟》，被納粹黨定為黨歌(歌名又稱《豪斯特·威塞爾之歌》)。在全力包裝和炒作下，這首「第二國歌」隨著德軍的鐵蹄而唱遍了歐洲、北非以及大西洋的深處。

這些閃著刺刀寒光的詩歌，能成為傳唱一時的流行歌曲，當然不只是靠著納粹黨。

早在第三帝國實現民族復興和大國崛起之前，包括科本霍依埃爾(Kolbenheyer)、布魯克(Blunck)、弗倫森(Frenssen)在內的一批激進作家，就已經成為社會文化的流行元素之一。

納粹黨執政後，「革命」作家們的作品，被稱為「真正德國文獻」，成為第三帝國新的聖經體系的組成部分。對於這些「新聖經」，納粹不遺餘力地予以扶持和宣揚。

希特勒早在取得政權之前就鮮明地提出：「用警察、機關槍和橡皮棒，不能持久地單獨維持統治」。在納粹黨執政的短短數年間，德國經濟得到騰飛。從1932年到1937年，國民生產增長了102%，國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更為重要的是，在高效率的國家機器安排下，絕大多數德國公民(除了那些「國家公敵」)都分享到了改革的成果。社會保險、國民福利、有薪休假等，這些「只有資產階級才能享受的休假旅遊，現在納粹德國的工人也成為可能。」希特勒更是宣稱要讓「每個德意志職工擁有一輛小汽車」。民意的支持，令納粹在思想文化領域內的控制更為得心應手、理直氣壯。

在那些「真正德國文獻」的示範下，第三帝國建立起了有嚴格程式的官方寫作規範。在強大的國家專政機器配合下，與這些範本不相吻合的靡靡之音，一概被批判，甚至被消滅。「真正德國文獻」終於成為文化意義上的「真正德國刺刀」。

作為第三帝國「團結」廣大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橋樑和紐帶」，帝國作家協會設定了嚴格的准入門檻和政審標準：「雅利安鑒定」。「雅利安鑒定」，就是要作家們書面保證對國家的忠誠，承認國家有「審查和照管的權力」。這其實是一張充滿「霸王條款」的賣身協議，但也是通向利益的金色台階。不管是真的為了理念，還是只為了飯碗，「雅利安鑒定」終於成為那些德意志作家們時尚的行為藝術，儘管他們的前輩同行們曾經有著世界上最高傲的頭顱和心靈。在納粹黨的支持下，一批作家既在政治上「成長」為領導幹部，也在經濟上成為先富起來的一批人。普魯士藝術科學院，則成為這一帝國文化「軍隊」的「精銳」所在。一群年輕的政治詩人，在帝國的支持成為黨的接班人。

刀尖上的詩歌

將領袖神化，成為帝國文藝工作者的偉大使命。

著名納粹詩人格哈德·舒曼(GerhartSchumann)熱烈地謳歌道：

「只有希特勒會拯救我們！

只有希特勒能解放我們！」

這成為「領袖」詩歌的基本思維模式。在帝國的宗教般的宣傳體系下，希特勒的形象被定位為德意志的耶穌。無論國旗、黨旗還是軍旗，都成了「希特勒的偉大旗幟」；無論男女老幼，都成了希特勒的戰士和學生。

「阿道夫·希特勒，我們的領袖

我們緊握他的手……

我們向阿道夫·希特勒宣誓效忠

至死不渝……」

在詩人們的筆下，希特勒顯然必須繁忙地應對他的身份：他是國家的父親，要照料幾千萬的兒女；他是宗教的教主，要引導迷途的羔羊並為他們而犧牲；他是統帥、導師……以及大眾的情人。

在領袖的指引下，第三帝國的詩人們將詩歌化為戰鬥的號角，這些激昂的詞句，甚至至今還令各地憤青們熱血沸騰。

如同世界上其它的軍歌一樣，納粹黨詩人眼中，世界是完全二元對立的，即使同樣的死亡，也完全有著不同的意義。

「在井欄上把長刀磨利，

用長刀刺進猶太人的身體，

血要淌得又稠又急

……血必須涌流……

猶太會堂里吊起一頭黑豬

把手榴彈塞進議會大樓！

血必須涌流……

把婊子從御床上拖起來，

用猶太胖子給斷頭台上油，

血必須涌流。」

這類「抽筋」、「剝皮」、「下油鍋」的革命辭彙，能有效地壓制「革命者」那內心深處被人性本能所激發出來的畏懼。而充斥其中的粗詞鄙語，則以草根形式，記錄下那個野蠻時代的非常態生活和心理。

納粹詩人們不僅拿起筆杆子熱烈地歌頌領袖，也扛起了槍杆子投入了戰場。

漢斯·保曼(HansBaumann)是帝國青年的驕傲，因其對「國家社會主義事業」的突出貢獻，而榮獲納粹黨內最高榮譽之一「迪特里希·艾卡特獎」(DietrichEckartPreis)。他不僅能寫詩，而且能作曲，第三帝國官方工會「帝國勞工陣線」的會歌，就是他的作品，標題充滿了納粹特色：《朽骨戰慄》。作為帝國青年部的文化事務負責人，保曼成為納粹黨團結和凝聚青少年的核心人物。他在帝國詩人大會發表的著名演講《對詩人的考驗》，成為帝國詩人們用詩歌捍衛「神聖的納粹主義」的號角。就是這樣的一個青年典型，並沒有在後方享受自己的榮耀，在1939到1945年的六年間，漢斯·保曼以501宣傳連連長的身份，駐守在德國東部戰線，與冰雪嚴寒及槍林彈雨朝夕為伍。

格哈德·舒曼直接扛起了槍，在前線浴血奮戰，直到1942年受傷後才回到斯圖加特，隨後成為武裝黨衛隊高級軍官；海因里希·阿納克雖然是瑞士人，卻主動加入德國國籍，作為帝國文化協會委員，戰爭期間，他一直服務在最前線，有時分析情報，有時當衛生員，有時則乾脆扛槍作戰……

納粹的詩歌能作為槍炮和刺刀使用，並且鋒利無比，或者正是因為詩人們用自己的血肉，走出象牙塔，實踐了一種殘酷的血與火的「行為藝術」。

「內心流亡」

希特勒的刺刀，並不能將所有的詩歌都挑在刀尖上。在帝國的陰影中，還存在著非主流的地下詩歌。

內心流亡(InnereEmigration)成為德語文學界乃至其它強權體制下的一個特有現象：肉體被捆綁在了體制的戰車上，內心卻可以選擇漠視、逃離甚至反抗。這類似於中國古代的所謂「腹誹」。

體制外的一些作家，選擇了抗爭，這無疑需要決絕的勇氣：要面對成為「國家敵人」的殺身之禍。其中的集中營文學，就是這種「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代表。有意思的是，可能因為已經置諸死地，一些集中營的管理者，反而乾脆對集中營內的反抗文學大開綠燈。

用詩歌作武器反抗第三帝國的代表作，一般認為是弗里德里希·榮格爾的「頌歌」《罌粟花》。這首詩歌尖銳地嘲諷了納粹以民族救星自居的行徑：

「遊說者讓我反感……

江湖術士靠花言巧語，騙子靠牽強附會為生，

救星，拯救欺詐，醫生，畏懼死亡……」

蓋世太保對榮格爾進行了調查，但蹊蹺的是，對於這位一度積極投身納粹運動的體制內詩人，蓋世太保似乎選擇了網開一面。在整個第三帝國期間，榮格爾奇蹟般地毫髮未損，甚至還能繼續出版作品。而《罌粟花》的出版商，卻不得不承受雜誌被禁、全家被捕的悲慘命運。究竟是納粹的寬容，還是另有隱情，這也成為德國文學史上的一個迷團。

體制內的一些作家，選擇了離開，放棄特權、地位和被豢養的生活。退出普魯士藝術科學院的女詩人胡赫(RicardaHuch)，當時已經80多歲了。在戰爭最後兩年，她寫下了多首反抗納粹的詩歌，如《至無名的死者》、《我的心，我的獅子》等，認為納粹犯下了「血紅的罪責」，並將這種罪行比作被捕獲的獵物，而詩人的心靈則正是「緊緊抓住它的獵物」「絕不放手」、無所畏懼的獅子。這位被人稱為「德國第一夫人」的老太太，甚至敢於寫詩讚美刺殺希特勒的「叛徒」。弔詭的是，與榮格爾一樣，胡赫奇蹟般地被戈培爾那可怕的專政工具忽視了。

更多的「內心流亡」者，沒有勇氣、更沒有資本來進行高調的針鋒相對。他們只能選擇田園牧歌、歷史傳奇等中性主題，用影射等隱晦手法進行消極抵抗。當然，也有人乾脆沉溺於類似十四行詩那樣的「精裝文學」，躲進文字技巧中，「用詩歌赦免自己」，同時也麻木自己。歷史題材作品，儘管不斷地受到嚴密審查，卻出現了相對繁榮的景象。一些非納粹黨辦的刊物，如《德國評論》(DeutscheRundschau)、《新評論》(NeueRundschau)及《王冠》(Corona)等，成為「內心流亡」的主要地點。

廢 墟

1945年，希特勒的自殺結束了一個時代。那些成為刺刀的詩歌，被帝國的廢墟掩埋了，而那些曾經持刀的詩人們，則不得不在帝國的廢墟中掙扎求生。

漢斯·保曼進了蘇聯人的戰俘營，學會了木雕的同時，還學會了俄語。這位昔日的青年領袖，成為著名的兒童文學作家，創作了大量青少年小說、散文和童謠，有的至今流行。在他的兒童文學中，用寓言式筆調描寫歷史事件，反映人在極端權力下的思想狀態。有人將這看作是他對歷史的反思，也有人認為他試圖通過對納粹領袖的批判，淡化或者部分推脫自己的責任。

海因里希·阿納克則「幸運」地被英國人關押，參加60天強制勞動，進行「去納粹化改造」。而在蘇占區，他的作品被定為文化領域的毒草，需要堅決清除，如同當年他們清除他人的作品一樣。他一直以創作為生，不問政治，成了新時代的另類「內心流亡者」。

格哈德·舒曼則一直忠於自己的政治信念，成為右翼的旗幟性人物。在被關押3年後，他成立了「歐洲圖書俱樂部」，擁有二十餘萬會員，其中有相當多的名人，大量出版右翼作家的作品。該俱樂部被貝塔斯曼集團收購後，其中的一些右翼寫手，也成為貝塔斯曼的作家。

從納粹激進者奇怪地轉變為「內心流亡者」的弗里德里希·榮格爾，則成為戰後德國文壇的風雲人物，獲獎無數，成為極少數能在任何政治氣候下都「暢銷」的「風派人物」。

【本文摘自《先鋒國家歷史》2009年第3期，作者/王怡 現旅居德國及澳大利亞，從事德國與晚清關係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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