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極漢化的蒙古人是誰？由漢人起名，崇尚儒學，痛打權臣

古人常說，胡虜無百年之運。其實說的主要就是元朝入主中原後不足百年的歷史。要知道，元朝滅亡的根本原因是民族隔離和漢化失敗。但蒙古貴族並非沒有嘗試過漢化，只是中途失敗並改弦更張而已。在漢化的道路上，忽必烈的兒子就是一位十分具有典型代表性的例子——真金太子。

孛兒只斤·真金（Jingim，1243年—1285年），元朝第一位皇帝元世祖忽必烈之嫡長子，第二位皇帝元成宗鐵穆耳之父，母察必皇后。1261年被封為燕王，1273年被封為皇太子，1279年參決朝政。真金自幼深受漢文化影響，當政後亦作為漢法派之領袖與阿合馬等理財派對立。1285年因禪讓事件而憂鬱成疾，同年十二月病逝，元世祖賜謚號明孝太子。1294年元成宗登基，追尊其父真金為皇帝，上廟號裕宗，謚號文惠明孝皇帝。以後的元朝皇帝都是真金的後裔。

中原高僧賜名 自幼儒學熏陶

元世祖忽必烈共有12子（一說10子或11子），長子朵而只早卒，因此一般以真金為長子。1243年，真金生於漠北，此前忽必烈已於1242年召中原的海雲禪師入漠北，詢問佛法大意，此時忽必烈妻子察必（昭睿順聖皇后）生了兒子，忽必烈請海云為其摩頂命名，海雲以世間萬物真金最貴，故取漢名真金。

真金少年時代，忽必烈受蒙哥汗之命，總領漠南漢地事務，開幕金蓮川，搜羅了一大批漢人儒士。忽必烈把真金的教育交給漢儒姚樞，並命勛臣後代土木各兒等為伴讀。姚樞等對真金「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並以《孝經》作為啟蒙課本教授真金。1253年夏，姚樞隨忽必烈征大理，改命竇默接任師職，是為真金第二位老師。忽必烈出征前，將玉帶鉤賜給竇默，對他說：「這東西是內府故物，你是老人，應當佩戴，並且讓我兒子見了這個如同見我。」同時命劉秉忠之弟子王恂為真金的伴讀。王恂長期侍奉真金，經常灌輸三綱五常、為學之道及歷代治亂的道理，真金深受其影響。

1260年，忽必烈即位，次年十二月，封真金為燕王，領中書省事。1263年（中統四年）五月，建樞密院，以真金守中書令，兼判樞密院事。但實際上真金只是每月兩次至中書省署敕，中書省和樞密院的事務都交給了王恂。1270年（至元七年）秋，真金受命巡撫漠北的稱海，在此期間，曾與諸王札剌忽及從官伯顏等談論立身處世之道，於是撒里蠻、伯顏、札剌忽等各陳己見，真金表示：「父汗有訓誡，不要有傲慢自大之心。只要懷有傲慢自大之心，就會壞事。我看孔子的話，就和父汗的話意思吻合。」這表明了真金對儒家經典訓條的認識水平及其思維方法。

禮遇許衡

真金自幼在漢儒的熏陶下成長，參與朝政後甚重儒臣，關懷備至。1280年（至元十七年）六月，當時中書平章政事阿合馬以理財得到世祖重用，擅權專政，以真金為首的漢法派同以阿合馬為首的理財權臣派之間的鬥爭日趨激烈，真金被冊立為皇太子，在客觀上加強了漢法派的力量。阿合馬屢毀漢法，為了搞垮培養人才的國子監，他使「諸生廩食或不繼」，逼得國子監祭酒許衡無法執教，只好請求回鄉。真金一方面在忽必烈面前請求讓許衡之子許師可任懷孟路總管以養其老，另一方面又遣東宮官員前往許衡處曉諭說：「公毋以道不行為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葯自愛。」這裡所說的「道」，無疑指儒術和漢法，「道行有時」之語表明了他對於實行漢法的決心和信心。

痛毆阿合馬

真金主張輕徭薄賦、與民休息，對主張理財搜刮的阿合馬深惡痛絕，一直「惡其奸惡，未嘗少假顏色」，據說曾用弓打阿合馬的頭，打得他頭破血流，但阿合馬敢怒不敢言，當忽必烈問他臉上傷痕從何而來時，阿合馬只好回答是被馬踢傷的，正好真金在側，當即呵斥道：「你說的無恥，（這是我）真金打的！」還有一次是他當著忽必烈的面，狠狠拳毆阿合馬，因此阿合馬對真金十分畏懼。史載「阿合馬所畏憚者，獨太子爾」。

崇尚儒學

真金深受儒學熏陶，滲透在他的一言一行之中。他非常孝順，每當忽必烈有病時，真金憂形於色，夜不能寐，聽說察必皇后中風，他當即悲泣，穿衣服還沒束帶就前赴探望。聽說母親去世以後，他從獵所奔赴，終日不喝一口水。他崇尚儉樸，他穿的綾袷髒了，命令侍臣加以染治，侍臣請再換件織綾，真金說：「吾欲織百端，非難也。顧是物未敝，豈宜棄之？」東宮香殿成，工匠請鑿石為池，如曲水流觴故事。真金說：「古有肉林酒池，爾欲吾效之耶！」不許。

真金喜愛討論儒家經典與歷代史籍，「每與諸王近臣習射之暇，輒講論經典，若《資治通鑒》、《貞觀政要》，王恂、許衡所述遼、金帝王行事要略，下至《武經》等書，從容片言之間，苟有允愜，未嘗不為之洒然改容」。在謚冊中也稱真金「尊師問道，日御經筵」，像王恂、白棟等儒臣等都朝夕不出東宮，陪伴在真金身邊，而待制李謙、太常宋衜尤加咨訪，毫無隔閡。真金聽到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絳紗袍為朱明服的故事後，大喜曰：「使吾行之，亦當若此。」又說到邢峙制止北齊太子吃「邪蒿」，真金對宮臣說：「菜名邪蒿，未必果邪也。雖食之，豈遽使人不正邪？」張九思回答說：「古人設戒，義固當爾。」

真金亦對儒家仁政思想深有體會，江西行省獻上歲課羨餘鈔四十七萬緡，真金憤怒地說：「朝廷令汝等安治百姓，百姓安，錢糧何患不足？百姓不安，錢糧雖多，安能自奉乎？」因而全部退還。參政劉思敬派遣其弟劉思恭以新民百六十戶來獻，真金問民所從來，劉思恭回答說：「思敬征重慶時所俘獲者。」真金很不高興，說：「歸語汝兄，此屬宜隨所在放遣為民，毋重失人心。」烏蒙宣撫司進貢馬匹，超過歲獻之額，真金曉諭道：「去歲嘗俾勿多進馬，恐道路所經，數勞吾民也。自今其勿復然。」總之，真金是元朝皇室中受儒家思想最深的一位，後代元朝帝王難以望其項背（這裡的「儒化」和「漢化」有所區別，論漢化程度當以元文宗為翹楚，但其儒化程度明顯不如真金）。

推崇佛道 打擊色目

在當時的宗教中，真金最崇尚藏傳佛教，他在護送八思巴入藏時從八思巴處獲得了佛教的基本教義，後來八思巴應真金之邀，把他教導的內容編為《彰所知論》。 《彰所知論》在元代就己被八思巴的弟子沙羅巴翻譯為漢文，有刻本，又由念常置於《佛祖歷代通載》卷首，被收入漢文《大藏經》中。除此之外，八思巴為真金所寫的著作讚頌和祝禱方面的有《自入論》和《吉祥源論》，教誡方面的有《授漢王真金之教誡三篇》，為寫造佛經而作的讚詞有《為皇子真金寫造佛經而作的讚詞》、《為真金寫造華嚴經而作之讚詞》，讚頌吉祥方面的有《為皇子真金讚頌吉祥詞》。

真金對道教也加以扶持，蒙哥汗年間的佛道辯論中，均以佛勝道敗告終，道教地位降低，後來有人向忽必烈請求全毀道教書籍，忽必烈准奏。真金聽從道士張留孫建議，對忽必烈說：「黃老之言，治國有不可廢者。」忽必烈有所悔悟，於是道教的地位又有所上升。

但是真金對伊斯蘭教的態度非常差，真金參政後的1279年（至元十六年）十二月，有一群來華的回回商人，因拒絕食用未按伊斯蘭教規宰殺的羊，驚擾了沿途站戶，忽必烈得知後大怒，強行下旨規定：今後無論何人宰殺的牲畜，穆斯林都不得拒絕食用，說：「彼吾奴也，飲食敢不隨我朝乎！」這一規定使穆斯林不能按教俗宰殺牲畜，也無法為其兒子們舉行割禮，因而大批商人被迫離開中國，中亞商人亦不敢東來，造成稅收銳減、珍貴貢品不至的國外貿易衰退局面。這實際上是真金參政之後，藉機裁抑包括阿合馬在內的色目人權貴的一項措施。這道禁令直到真金死後方告解除。

真金的去世，標誌著元朝漢化進程的中斷和失敗

真金在元初政治中扮演過一個重要的角色，起過不容忽視的作用。忽必烈推行了漢法，而又有很大的局限性。當忽必烈本人在推行漢法道路上止步時，真金漸漸成了漢法派的實際領袖。在他的身上，首次體現了蒙元王朝汗位繼承問題上的重大變革。在反對阿合馬苛斂暴政的鬥爭中，他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他在忽必烈晚年趨向保守時力圖繼續推進忽必烈本人先前從事的行漢法圖大治的事業，可惜由於他的擁戴者急於勸忽必烈讓位而遭到失敗。」

在真金與阿合馬、盧世榮等長期較量的過程中，表面觀之好像是漢儒集團與阿合馬集團的相互傾軋，實際上他們身後真金和忽必烈的身影時隱時現，宮廷權力之爭或明或暗地在忽必烈與真金之間進行。使得當時充滿種種矛盾的元廷神秘莫測、危機四伏。忽必烈在改行漢法上從積極轉向消極保守之後，排斥漢人，重用色目人阿合馬一夥。真金則出於其教養和實際的政治利益，始終主張採行漢法，親近漢儒。

漢儒們在無力與有忽必烈做後盾的色目集團抗衡的情況下，大力扶植真金，寄希望於未來的明君。可惜的是，在長期的鬥爭中，仁德敦厚、年輕單純的皇太子真金雖然在漢儒們的大力支持下，與阿合馬之流的鬥爭偶有小勝，但他終究算計不過老謀深算、精明過人而且大權獨攬的父親忽必烈。真金決事舉棋不定，優柔寡斷，這除了天賦之外，是否是受漢儒們傳授的儒家仁德思想和八思巴等所講授的佛家寬大為懷思想的影響所致，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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