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疆、民族與梁啟超「新中國」的建構

梁啟超在清末民初中國歷史舞台的中心從政為學，勇於社會活動，在近代中國氣象萬千，學術界的研究已是碩果累累。[1]西學東漸雖然早至明清之際，但直到19世紀中葉西力東侵導致清王朝邊疆危機的全面爆發，觸發了原本深重的傳統社會危機。陸海邊疆的建設關涉國家未來的命運和中華民族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位置。身處其中的梁啟超懷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經世志向，憂心現代世界格局下的國家命運，與時俱變，高度關切邊疆危機。晚清中西的劇烈碰撞導致對中國國家的重新認識與界定，天朝的逐漸崩潰導致「大一統」國家疆域面臨裂變的危機，各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是否構成國家疆域的空間結構是其中的要義。梁啟超的近代中國國家觀包括了滿族和其他少數民族，而不是將他們排除在外，[2]這與清末革命黨人排除非漢族群聚居邊疆的國家觀不同。梁啟超為拯救國家危亡，在政治、學術與社會實踐中廣泛涉及邊疆建設，邊疆及邊疆各族是梁啟超「新中國」及中華民族實然與應然的組成部分。學術界較多注意了梁啟超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論述，[3]並且意識到梁啟超的民族史學與邊疆有內在聯繫，[4]但這些成果都是對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或是民族國家思想與實踐單一因素的深入研究，忽略了梁啟超民族主義和國家建設的整體建國方略正是根植於他對中國國家疆域空間結構的深刻認知基礎之上。本文嘗試探討梁啟超如何構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邊疆與「新中國」的一體，構畫邊疆中國的現代國家政略，追求中國現代國家的建構。

一、東南諸省與西北腹地：中國疆域歷史空間的結構

光緒十七年(1891)梁啟超入萬木草堂師從康有為學習今文經學，思想日新月異，締造新學，一生致力於創造「新中國」。光緒二十年(1894)梁啟超北游京師期間，「則一時喜談龔、魏之學」，[5]可見梁啟超的學問中續有龔自珍、魏源再到康有為的脈絡。龔自珍、魏源的邊疆史地學與康有為的邊疆建設方略自然出現在梁啟超的學術視野中。梁啟超在國家改革財政的方案中考慮租稅以外的國家收入，主張土地國有來獲取財源，其中就有募民開墾的政策：「移東南已滿之人，以開西北未墾之地，不徒大補於國家財政，抑可以驟增國民生計也。」[6]從東南移民開墾西北土地的邊疆經營思想顯然和龔自珍、魏源和康有為一脈相承，西北邊疆與東南海疆的互動事關國家建設的大計。

光緒二十三年(1897)梁啟超與陝西味經書院山長劉古愚的交流中對中國的疆域輕重之勢有著共同的認識：「今日顯禍，固在東南，隱患仍在西北，至哉言乎!」[7]基於東南海疆朝不保夕的危機，梁啟超注目於西北腹地：

今日東南諸省，蓋不救矣。沿海膏腴，群虎竟噬，一有兵事，則江、浙、閩、粵，首當其衝，……惟西北腹地，遠距海岸，夷跡尚罕，地利未辟，涎割稍遲，而礦脈之盛，物產之饒，隨舉一省，皆可自立。[8]

西方資本主義殖民勢力佔據了沿海口岸，加之東南海疆由於日本割佔台灣，沿海七省門戶喪失，失去海防的保障。西北腹地資源豐富，還未被殖民勢力侵佔，有支撐中國自立富強的巨大潛力。

梁啟超的史學觀中，對地理極為重視，主張「地理與歷史，最有緊切之關係，是讀史者所最當留意也」，[9]這構成了其疆域觀的基礎。梁啟超對中國國家空間結構的地理大勢有這樣的認識：

中國史所轄之地域，可分為五大部：一中國本部，二新疆，三青海、西藏，四蒙古，五滿洲。東半球之脊，實為帕米爾高原，亦稱蔥嶺，蓋諸大山脈之本干也。……蓋中國全部山嶺之脈絡，為一國之主幹者，實昆崙山也。[10]

「中國本部」一詞，是日本人製造的概念，指稱內地十八行省，為分裂中國邊疆民族地區提供理論依據。[11]梁啟超的使用受到日本的影響，但把中國國家管轄的空間分成內地和邊疆，確是歷史事實，並且科學地指出中國山川脈絡出自亞洲主要高山的彙集處帕米爾高原和昆崙山。而帕米爾高原和昆崙山正是位於中國國家空間的西北方位。在論及亞洲地理大勢時，梁啟超認為「自地勢上觀之，自歷史上觀之，彼歐羅巴亞、非利加之二洲，實不過亞細亞之一附庸耳」。[12]中華雖然作為亞細亞大陸之中心點和亞洲數千年來之主人，但在梁啟超開始注目於中國邊疆之時，處於邊疆結構最外部的外藩邊疆(琉球、朝鮮、安南、暹羅、緬甸、南掌、不丹、錫金、廓爾喀)基本已被日本及西方列強殖民控制。在論及中國地理大勢時，國家空間結構只有內屬邊疆和內地兩大部分，梁啟超稱為本部十八行省和屬部滿蒙回藏。梁啟超認為歷史上華夏民族遷移的形勢「本自帕米爾高原，迤邐東下」，[13]文明隨之傳布四方。但中國文明存在著地理空間的限度，「我國東南皆海。對岸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則障之以連山，洇之以大漠」。[14]在梁啟超關於中國國家地理環境和空間的描述中，可以清晰地發現西北—東南邊疆軸向結構。[15]

在西學浸染之中，梁啟超對歷史時間與地理空間的關係進行了長期思考。並在1922年的《地理及年代》一文中從理論上說明了歷史與地理的關係：「愈古代則地理規定歷史之程度愈強。且其所規定者，不徒在物的方面而兼及心的方面，往往因地理影響形成民族特別性格，而此種性格，遞代遺傳，旋為歷史上主要之原動力。」[16]科學地指出理環境作為一個歷史的範疇，對民族文化性格的形成有決定性影響。針對中國疆域的地理因素，根據上述原理揭示中國疆域的歷史空間結構與民族歷史的關係。梁啟超認為中國疆域存在著相對應的四大邊疆區，即東南海疆和西北邊疆、東北邊疆和西南邊疆。其中的「西南與東北兩邊徼，以位置彎僻及地形有特別構造故」，[17]造成外藩朝鮮、安南和內屬遼東滇南截然兩分，東北邊疆和西南邊疆歷史活動有離散之勢。而東南海疆和西北邊疆則構成歷史活動相對集中的歷史空間，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有重大影響：

東南雖瀕海，然其地之島民，無文化足以稗我，又以地大物博之故，幾百閉關皆足自給.故民族從不作海外發展之想，益無以改其單調的保守的之特性。西北徼之中亞細亞、西伯利亞諸區，夙為群蠻所產育出沒，其人生苦寒之域，習於勇悍，而常思規朗內地之溫次富范，狡焉思逞，北境即無重洋峻岭以為之限，而我土著之民，愛護其耕稼室廬，以平和為幟志，其勢易為所躁踴，故三千年來北狄之患，幾無寧歲，其影響於文化及政治者至大。[18]

西北—東南邊疆歷史空間相比於西南—東北邊疆區域，對國家歷史活動的影響具有全局性，由此奠定了西北—東南邊疆軸向的中國歷史空間結構。西北陸地邊疆與東南沿海邊疆是中外交流主要通道，但地理要素和人為的因素也常造成西北邊疆與東南海疆中外交流通道的阻隔，由此影響到中國文化的單調和保守特性。梁啟超對中國疆域結構有比較深刻的歷史認知，亦目光如炬地注意到中國歷史空間結構中的西北—東南邊疆軸向。

二、西域與南海：古今中國與舊新域外交流的邊疆樞紐

光緒二十八年(1902)，梁啟超以世界史的視野重思中國史，重新認識古代中國與域外交流的盛舉，認定「凡世界之進步，必自諸地之文明相交互相接觸而生矣」，[19]以地理大發現的世界史意義為背景，涉及西域南海邊疆史地，品評張騫、班超和鄭和。梁啟超這樣定義西域：「西漢之所謂西域者，當今世伊黎、新疆、青海、西藏之地，真至蔥領以西，越帕米爾高原，包土耳其斯坦、阿富汗斯坦、俾路芝斯坦、波斯、小亞細亞，迄地中海東岸古羅馬屬地之總名也。」[20]當然，這裡有不盡準確之處，伊犁屬於新疆西部，伊犁和新疆不能並稱。西域橫亘在亞歐大陸的中央，張騫通西域使西漢「開亞歐交通之機」和「完中國一統之業」，[21]不但帶動了西漢統一西南邊疆的中國史意義，還凸顯了張騫開通絲綢之路的世界歷史意義。梁啟超認為東漢班超經營西域，最終引致北匈奴西遷，解除了周秦以來千餘年之西北邊患。在東南海疆的方向上，梁啟超發掘出鄭和下西洋與西方航海家並時而興的世界交通意義。梁啟超特別指出「其目的在通歐西也」和「航海利器之發達也」，[22]15世紀初出現了世界範圍內東西方交往在海上的互動。梁啟超還研究了梁道明、張璉、婆羅國王某、爪哇順塔國王某、暹羅國王鄭昭、戴燕國王吳元盛、昆甸國王羅大、葉來，[23]他們都是出自福建廣東東南海疆，往南海方向開拓中外交往的歷史人物。

梁啟超指出中國古代東西交通兩條孔道的興替：「其一曰北方陸路，由小亞西亞經帕米爾高原下塔木里河從新疆甘肅諸地入中國者;其二曰南方海路，由波斯灣亞刺伯海經印度洋從廣東以入中國者。此兩道迭為盛衰，而漢唐以還，海道日佔優勢。」[24]廣東在世界交通史上日漸凸顯，但自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於弘治十一年(1498)發現從歐洲繞好望角到印度的新航線，「中國海疆，日以多事而廣東常當其沖」，[25]中國與世界的內通外聯從唐代以後由西北邊疆逐漸轉向東南海疆。正如李鴻章在同治十三年(1874)看到的則是中國陸海邊疆面對西方列強殖民侵略防禦形勢的變化：

歷代備邊，多在西北，其強弱之勢、主客之形皆適相埒，且猶有中外界限。今則東南海疆萬餘里，各國通商傳教來往自如，麋集京師及各省腹地，陽托和好之名，陰懷吞噬之計，一國生事，諸固構煽，實惟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26]

世界史視野下的邊疆中國，邊防重地有從西北邊疆向東南海疆轉移的格局變化。

進入民國以後，梁啟超無論參與共和國的政治，還是退出政壇專心為學，始終關注中國與世界的平等交流。中古中國的一大文化因緣起於中印佛教的交流，其交流的樞紐概在西北邊疆，時稱西域。梁啟超於1920年研究中印佛教交流問題，斷然認為佛教從東南海路傳入中國內地，雖然失當，但敏銳地抓住中古中國與域外的交流主要依靠西域陸路與東南海路的空間格局。世界五大文明發源地中，雖然中國被「東南環海」、「西北山沙」的地理環境所隔絕。正是如此，中印的佛教交通對於中國文明有絕大關係，交通的通道恰恰又是由西北陸路和東南海路構成的。[27]梁啟超把西域的地理範圍界定為「惟在蔥嶺東西諸國」，[28]認為中原與西域關係「以東晉時代五胡亂華五涼獨立(西第四紀末)為最要關鍵」，[29]據於河西的五涼政權西略西域，東寇中原，形成了「西域與內地，因兵事之轇轕，轉促成文化之交通」。[30]梁啟超論證了西域月氏是中印文化交流的媒介，指出其認識價值在於：

距今約二千一百年前，極東極西兩民族始相見於疆場。其舞台則北自阿母河，南迄印度河，其所演劇約歷三百年。其兩造之選手，極西則希臘人，極東則月氏人也。其結果常歸東黨之勝利，而文化則交相熏染增益。[31]

把月氏置於兩千餘年前全世界民族接觸大勢的背景下，凸顯了西域為中心的中印佛教文化交流的世界史意義。西北邊疆自中國大一統中央集權王朝開始即成為國家全力經營並統轄的疆域，中央王朝與西北邊疆的互動構成一個持久的政治地理結構。

二千餘年來，中外交往的方向有一個從西北次第到東南的陸海轉移，可見中國國家空間的西北—東南邊疆軸向對內外兩個空間的樞紐作用。20世紀初葉，梁啟超正是通過中國古代陸海邊疆經營的盛事激發國民意識，提倡新民，振奮民族精神，建設一個融入世界歷史潮流的現代中國。

三、邊疆危機與民族主義：民族國家的建國方略

梁啟超發現近四百年來民族主義是近世史的中心，清醒地意識到19世紀末20世紀民族國家弱肉強食的激烈競爭，並從世界視野分析中國面臨的民族帝國主義的侵略形勢，陸海邊疆首當其衝。光緒二十一年(1895)俄國聯合德、法干涉日本在《馬關條約》中割占遼東半島，清王朝贖回遼東半島，次年誘迫清王朝簽訂了《中俄密約》。光緒二十五年(1899)，梁啟超對《中俄密約》損害東北邊疆國家主權痛心疾首：

寖假而祖宗發祥之地，陵寢之墟，一舉而付於虎狼矣;寖假而東北海岸之要港，咽喉之地，支離破碎，無一存矣;寖假而全國之脈絡筋節，盡為他人控制矣;寖假而穰穰二萬里之沃土，為碧眼胡之外府矣。[32]

梁啟超意識到《中俄密約》對於東北邊疆的危害，東北邊疆從此將落入俄國的掌控。俄國一旦佔據東北海港，修築鐵路，不僅破壞了海岸帶的國防要港，還會控制國家交通命脈，伸入腹地。梁啟超批判清王朝的外交失敗首先喪失國家邊疆主權，進而導致國權日削，必然陷入被瓜分的境地。同年梁啟超奮筆疾書《瓜分危言》，在外藩屬土已被割讓的情況下，指出陸海邊疆「要害盡失，而織路、礦務、內治種種之權利，盡歸他國之手」，[33]西方列強已經在中國形成各自的勢力範圍。

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國變以後，中國邊疆危機普遍而嚴峻，清王朝到了生死存亡的時刻。梁啟超流亡日本以後的海外經歷使他得以形成民族國家為中心的民族主義思想，並進行廣泛宣傳。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與革命派的反滿不同，主要傾向是反對帝國主義。[34]梁啟超提倡的民族主義不是漢族聯盟排斥在遼闊的中國境內生活的其他民族，而應是中國境內的各個民族團結起來反對外來的入侵民族。[35]梁啟超以世界大勢的眼界明了清末的邊疆危機環向滲透，已經從陸海邊疆深入內地。而聚居在中國邊疆的各民族，理應是中國的國民，共同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梁啟超在國外從民族國家的國際視角重新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以民族國家模式立國的思想日益堅定,更加註意如何確認中國在世界文明體系中作為民族國家身份的合法性。[36]

梁啟超在海外密切注視著國內陸海邊疆的危機形勢,剖析俄國從西到東侵噬中國北部陸地邊疆：「其圖中國也，凡分兩路：一日由東北方者，滿洲一帶是也;二日由西北方者，自西伯利亞以及伊犁新疆帕米爾、喀什噶爾一帶是也。」[37]最終，俄國以控制的陸地邊疆為基地，攫取了旅順口、大連灣，把殖民勢力伸入海疆。光緒二十八年(1902)中俄西藏密約的傳聞四起，西藏危機再起。梁啟超洞悉俄國在西藏的地理探險實為政治侵略，從英俄競爭的角度擔憂「不知英人何以待之」，[38]預見到英國加速侵略西藏的趨勢。梁啟超在小說《新中國未來記》中，正是以俄國侵佔東北邊疆的歷史場景，表達建設「新中國」的政治理想。[39]德國從海疆侵佔膠州灣，法國租界廣州灣，滲透西南邊疆。英國租界威海衛並在中國東南海疆有廣泛的殖民利益，並圖謀從印度侵入西南邊疆雲南、西藏各地。光緒二十八年(1902)，美國對菲律賓的殖民戰爭正在進行，梁啟超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敏銳地預見：「美人用菲立賓以經略中國東南海岸諸省，其力不讓於歐洲列雄，而我卧榻之側，又增一虎矣!故美國而勝，可以速中國瓜分之局」，[40]警醒國人在新的國際局勢下中國所面臨的東南海疆危機。

光緒三十年(1904)至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俄兩國為爭奪朝鮮和中國東北邊疆而發動了一場帝國主義侵略戰爭。清王朝宣告「局外中立」，力圖維護已經殘破的國家和領土主權。梁啟超在日本關注東北邊疆，注意日本討論瓜分中國的國際局勢以及日本今後的侵略措施。曾任駐清公使的矢野文雄斷言日俄戰後「則滿洲以外之中國全境，實為萬國競爭之燒點」，[41]為日本侵略中國獻計獻策。梁啟超從國際法角度分析清王朝「局外中立」有喪失東三省領土主權的危險，指出清王朝維護「中立區」以外中國居民的權利無法可依，強調旅順口、大連灣的轉租權在主權國中國。[42]梁啟超顯然忽略了「中立區」以內中國居民的生命財產權利，過於天真地與侵略者探討國際法，對於日本吞併朝鮮認識不足。雖然如此，梁啟超還是認識到東三省的陸海雙重邊疆結構，為清王朝應付日俄戰後時局闡釋維護東北邊疆主權的國際法理。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本不斷製造各種侵略東北的殖民理論，其中就有有賀長雄的《滿洲委任統治論》。梁啟超謂日本妄圖侵佔東北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委任統治的論調無異於割讓，為免東北淪喪而最終提出對付日俄侵佔東北的「滿洲永久中立國」政略。[43]為此，梁啟超警告當局「慎毋以兩國撤兵遽爾自安」，[44]日俄戰後和議的實質其實是瓜分了東北邊疆。日俄戰後，梁啟超揭露邊疆危機並沒有減弱，反而進一步深入：「俄雖失敗於滿洲方面，而於蒙古方面，且突進不休，未嘗以新敗而沮其計畫也。法在安南，其所經營者著著進步。」[45]日本通過日俄戰爭將長春以南的東北地區納入其殖民勢力範圍，俄國在長春以北的東北地區和蒙古地區繼續發展殖民勢力，東北邊疆基本被日本和俄國瓜分。

列強殖民勢力逐漸從陸海邊疆沿鐵路、內河深入內地，中國陷於無形之瓜分的境地。邊疆危機的加劇，亡國的危險日益迫近。如何動員國民，凝聚人心，建設一個新的國家成為梁啟超救亡的志業。梁啟超在光緒二十八年(1902)的《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一文中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概念，體現了現代「中華民族」覺醒的階段性。[46]中華民族認同逐漸成為中華民族覺醒和社會動員的精神力量。梁啟超最終得出結論：「故今日欲救中國，無他術焉，亦先建設一民族主義之國家而已。」[47]梁啟超挽救中國危亡的建國方略即是建設民族國家。光緒二十九年(1903)之後，梁啟超對當時革命黨所提出的「排滿方能建國」的看法提出了質疑：

吾中國言民族主義者，當於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於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諸族是也。[48]

指出中國要建設民族國家，就必須採取大民族主義的民族理論。光緒三十一年(1905)，梁啟超又考察了中華民族的歷史演變，認為「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49]夏商周三代華夏族在中原逐漸形成，遷移到中原周邊的部族和原居於中原周邊的部族構成中原的邊疆。根據梁啟超對於苗蠻族、蜀族、巴氐族、徐淮族、吳越族、閩族、粵族、百濮族諸族歷史演變的分析，[50]諸族在中原華夏周邊不僅是地理的邊疆，還是文化的邊疆。諸族與華夏不斷互動交融，構成文化交融的邊疆。諸族與華夏交融的邊疆在歷史上一直處於動態的變遷之中，四千年以來演變至清王朝的邊疆。

梁啟超提出的「中華民族」概念在社會上逐漸形成廣泛的共識，一直到1922年，梁啟超把《中國歷史上之民族研究》置於《五千年史勢鳥瞰》的核心位置，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對中華民族進行更嚴密的思考。關於中華民族的起源，依據《史記》和《詩經》的記載，得出夏商周三代「諸部落以聯邦式的結合,在『群後』中戴一『元後』,遂以形成中華民族之骨幹」。[51]此後的歷史，「諸夏」與「夷狄」隨時變遷，「夷狄」分布於「諸夏」的邊疆，「群後」到「元後」的互動形成中華民族交融的邊疆機制。梁啟超以春秋中葉為基點，觀察當時的民族分布，把當時的古代民族分為八組：諸夏組、荊吳組、東夷組、苗蠻組、百越組、氐羌組、群狄組、群貊組。其中諸夏組分布於中原，苗蠻組分布於西南邊疆，百越組分布於東南邊疆，氐羌組分布於西北邊疆，群狄組分布於北部邊疆，群貊組分布於東北邊疆。經過三千餘年的史跡，現在中國境內內地及邊疆人民可分為六大族系「中華族(漢族)、蒙古族、突厥族、東胡族、氐羌族、蠻越族」，[52]雖然不盡符合現代民族分類，但依然反映了「群後」到「元後」的互動形成中華民族交融邊疆機制的歷史性和現實性。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研究是20世紀80年代費孝通提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總體歷史認識的先聲。梁啟超進一步揭示了歷史上中國境內各民族相互交融的空間機制，「西北蠻族侵入我文化中樞地，自然為我固有文化所熏育，漸變其質，一面則我文化中樞人數次南渡，挾固有文化以灌東南，故全境能為等量的發展」，[53]西北—東南邊疆軸向通過國家空間的中心中原不斷互動形成了長期的民族交融。由於滿蒙回苗藏諸多少數民族主要聚居於中國的邊疆，那麼邊疆與要建設的民族主義中國的關係如何處理?在民族主義盛行的時代，梁啟超通過提倡大民族主義，依據歷史事實建構多民族混合的中華民族把邊疆納入民族國家的「新中國」。

四、邊疆殘局與共和國：從帝國遺產到現代國家政略

中國邊疆主權的重大損失之一是東南海疆台灣被日本割占，形勢完整的陸海邊疆被破壞，沿海地區逐漸淪落為列強殖民的勢力範圍。宣統三年(1911)，梁啟超實地考察台灣，喻為「破碎山河誰料得，艱難兄弟自相親」。[54]山河破碎確是邊疆殘局的寫照。梁啟超的民族主義思想推進了日據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55]辛亥革命爆發之際，各省紛紛獨立於清王朝，引發新中國國體建設單一國體還是聯邦國體的問題。對此，梁啟超強調無論何種國體，必須考慮「今者建設伊始，當刻刻以蒙、回、藏、疆為念，務使不自屏於中國之外，而不然者，則對內成功奏凱之時，即對外一敗塗地之時也」，[56]主張建立一個強固的中央政府。對聯邦制的主要疑慮，在於「聯邦制所最難處置者，則蒙、回、藏諸藩疆也」。[57]同樣，新中國政體是採用虛君共和還是民主共和，各舉利病，其中極難解決的問題之一是「蒙、回、藏之內附，前此由於服本朝之聲威，今茲仍馴於本朝之名分，皇統既易，是否尚能維繫?若其不能，中國有無危險」?[58]滿蒙回藏邊疆領土的保全一直是梁啟超考慮建國方略的主要因素之一，「五族共和」的國家建設方略成為中華民國的政治實踐之後，梁啟超成為共和國的擁護者和建設者。

民國成立以後，如何進行國家建設?梁啟超提出了國家建設的「世界的國家」大政方針，批駁分裂邊疆的讆言，堅決主張「地兼二帶，民糅五族」。[59]然而，中國進入民國後實際的政治局勢，邊疆已是殘局。外蒙、西藏、新疆等地區隨時都有被分裂出去的可能，國家主權非常脆弱。民初外國列強中，英、美、法、德對華政策相對「穩健」，日本和俄國對華政策較為「激進」，更富於進攻性和侵略性。[60]梁啟超對歷次重大邊疆危機都做出了迅速反應，提出自己的政略，致力於現代民族國家的建設。

辛亥革命爆發後，俄國策動外蒙親俄集團宣布「獨立」，並於1912年簽訂非法的《俄蒙協約》及附約《通商章程》。中國領土外蒙淪為近似俄國殖民地的境地，舉國震駭憤痛。梁啟超原本準備撰寫一篇文章，辯明真相，後因林唯剛已經寫成《俄蒙交涉始末》，為此專門寫了識語。梁啟超特別指出「此問題本對外問題也，而影響實波及對內問題」，[61]點破了邊疆危機對國家主權內外交錯的影響，警醒國民和政府積極維護國家主權。此外，英國策動西藏親英分子驅逐中國軍隊及官員，並威脅四川和雲南。繼清末的東北邊疆之後，民初的外蒙和西藏形成危害國家主權的主要邊疆危機。共和國成立一年後，梁啟批判外蒙、西藏的分裂主義傾向，「蒙藏排漢族而自為政，不過部落思想」，[62]認為「部落思想」是最令人憂懼的中華民國政治危機。此後，梁啟超投身政黨政治，參與政權，實踐其國家建設的政略。但最終了無建樹，再造共和之後終於退出政壇，以學術文化繼續現代國家的建設。

日本以英日同盟為由於1915年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攻佔德國在山東的勢力範圍，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妄圖控制中國成為日本的殖民地。最終日本迫使袁世凱政府簽訂《中日民四條約》，其中關鍵是中國政府承認其在東三省、東蒙古地區和沿海海疆的殖民權益。日本對中國邊疆殖民益合法化的侵略要求引發嚴重的邊疆危機，相比19世紀下半葉的邊疆危機，20世紀上半葉的邊疆危機已經危及整個國家的生死存亡。在此事件中，梁啟超從日本長期宣稱保全中國領土的迷夢中清醒，因此斷言「苟有國焉試以兵力亡我，則數十年後其國必反以是自取亡」，[63]警告日本滅亡中國的妄想。同年，梁啟超為徐仁鑒編輯的《西疆建置沿革考》作序，對西北邊疆外藩坎巨提的喪失嘆息不止：「西疆地遼遠，環天山南北，廣輪三萬餘里，東扼長城，北控蒙古，南連衛藏，西阻蔥嶺，屏蔽秦隴燕晉。」[64]清王朝時期的國家領土外藩邊疆—內屬邊疆—內地結構中的外藩邊疆在西北已然不在，反映了梁氏對西北邊疆在國家空間結構中的地位有深切的認知。梁啟超體察徐仁鑒規畫甚眾的籌邊之志，肯定了新疆建省並於內地一體化的歷史變革。

戰後巴黎和會不可避免涉及遠東中國問題，梁啟超籌謀中國權益。他所爭取的五項中國主權，其中的外蒙西藏、青島威海旅順和東北中東鐵路三項都屬於陸海邊疆主權。[65]最終1919年的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一敗塗地，德國原在山東沿海的殖民權益由日本接收。梁啟超指出國民需堅持及覺醒的的緊要之一是「當知山東與南滿既同在一國勢力之下，京師腹背受敵，全國南北中斷，國決無以自存」，[66]邊疆主權的危機深入腹心，國民應以最大決心挽回危局。梁啟超一再針對日本在山東海疆的侵略權益，揭露其圖謀合法化的陰謀，提出反對直接與日本交涉的對策。[67]迨至1921年，帝國主義列強及中國在華盛頓召開國際會議，重新瓜分遠東和太平洋地區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太平洋會議結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在中國佔有的優勢地位，使中國再次回到列強共同控制的境地。梁啟超注意到日本報紙極力製造重劃中國疆域的輿論，說中國疆域應限於長城以內十八省，揭露其為侵略中國的邊疆地區張目。梁啟超從歷史事實的角度說明「我們中華民國現在的疆域，都是多年來從歷史上傳下來」，[68]都是天下共見，不容置疑。並且擺出日本眈眈垂涎的東三省從戰國到清代屬於中國領土的歷史證據，警告歐美國家不要上當，同時警醒國人。梁啟超在一戰後周遊歐洲各國，調查了滿目瘡痍的歐洲社會，對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有所反思。在向巴黎和會爭取國家主權的方案中，邊疆主權依然是重點。梁啟超「擬議欲草一蒙古西藏自治案，與山東滿洲問題諸案同時提出」，扶助蒙藏「二幼弟」，「使養成完全自治之能力，將來以聯邦的形式，共榮於五色國旗之下」。[69]梁啟超力圖在民族國家基礎上調和以大同精神，用來解決國內邊疆民族地區的民族自決。民初中國，列強實際已成中國權勢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內政外交已經打成一片不可復分。[70]在西北陸地邊疆和東南海疆地區，中外交涉呈現出內政的外交化和外交的內政化局面。邊疆在民族國家建設中的整合，梁啟超繼續面臨內政外交兩股力量的交迫。

東南諸省與西北腹地的國家空間結構促使梁啟超從西域與南海中外交流的邊疆樞紐史實思考中國的現代命運，正是接續了龔自珍和魏源西北陸地邊疆軸向和東南海疆軸向空間互動的歷史觀。基於中國邊疆區域多為中國各民族聚居地的歷史事實，梁啟超堅信「中國而不亡則此後所對於世界者,勢不得不取帝國政略,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71]邊疆承載了清王朝中國正統王朝和中華文明繼承者的認同，現代中國面對帝制時期中華文明的邊疆遺產，理所應當繼承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邊疆現實。梁啟超認為國家是超越其組織成員的至高獨立政治實體，他的終極關懷是解救從國家觀點而言的中國。[72]梁啟超一生橫跨清末與民初，身處過渡時代，雖然複雜多變，但其自我奮鬥都是圍繞著中國現代國家建設的軸心。

晚清建構中國民族的諸般策略中，梁所選擇的道路，既非「保種」，也不是「保教」，而是一種以「保國」為最終鵠的的國家民族主義。[73]梁啟超提出並發展了「中華民族」民族主義思想，主張而且身體力行建設「中華民族」國家。中國的歷史和現實由邊疆和內地不同的族群構成，邊疆屬於國家領土，邊疆各族自然是「中華民族」國家的國民。在「五族共和」的國家建設中，滿、蒙、回、苗、藏是聚居於邊疆的代表性族群，梁啟超追求的「新中國」是邊疆與內地一體共和的國家。梁啟超的學識跨越古今中西，結合帝國遺產與西方國家自強之道，形成了一系列建設現代國家的具體方略，其中都包含有邊疆的基因。民國時期，梁啟超從政時是國家主義者，在野時則是自由主義者。[74]無論何時，邊疆始終是梁啟超歷史世界揮之不去的精神認同，邊疆成為現代中國國家主權的有機構成部分。在帝國遺產的基礎上保全邊疆，以邊疆中國的空間結構為基礎生髮出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的現代觀念和政治活動，重建傳統邊疆與現代共和國家制度的關聯，成為一代巨子梁任公的現代國家建設方略和一以貫之的志業，而這一方略及志業融入了20世紀「新中國」建構的歷史進程當中。

注釋：

[1]總論性的評述見侯傑、李釗：《大陸近百年梁啟超研究綜述》,《漢學研究通訊》2005年第3期。《文史哲》編髮的「重新解讀梁啟超」系列筆談是學界對梁啟超研究繼往開來的前沿評述，李喜所：《現代化視野下的梁啟超研究》，耿雲志：《梁啟超的世界主義和個性主義》，《文史哲》2004年第3期;侯傑、林緒武：《近百年來不同語境下的梁啟超研究》，郭世佑：《梁啟超:「激進—保守」模式的盲區》，李里峰：《新史學語境中的梁啟超研究:再現、闡釋與表述》，黃克武：《略論梁啟超研究的新動向》，《文史哲》2004年第4期;編者按指出學界從不同角度對梁啟超的重新解讀,可以在新的語境下研究近代中國的百年嬗變。

[2][美]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和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2頁。

[3]學術界對梁啟超的研究有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兩個重要論域，但都忽略了梁啟超邊疆觀的內在因素。論述梁啟超民族主義代表性的論文有劉曉辰：《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研究》，《關津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皮明勇：《民族主義與儒家文化——從梁啟超的民族主義理論及其困境談起》，《戰略與管理》1996年第2期;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2000年第33期;許紀霖：《政治美德與國民共同體——梁啟超自由民族主義思想研究》，《天津社會科學》2005年第1期;李喜所：《中國現代民族觀念初步確立的歷史考察——以梁啟超為中心的文本梳理》，《學術月刊》2006年第2期;鄭師渠：《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精神論》，《北京師範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閆偉傑：《梁啟超民族主義思想研究》，廈門大學博士論文，2009年;高力克：《梁啟超的公民民族主義及其困境》，《政治思想史》2011年第3期。論述梁啟超民族國家代表性的論文有張佛泉：《梁啟超國家觀念之形成》，《政治學報》(台灣)，1971年第1期;張衍前：《論梁啟超的近代國家觀》，《理論學刊》1996年第2期;方平：《論清末梁啟超的國家思想》，《華東師範大學學報》1999年第1期;許小青：《梁啟超民族國家思想研究》，《華中師範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熬福軍：《梁啟超民族國家思想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博士論文，2011年。

[4]王文光、龍曉燕：《論梁啟超早期的中國邊疆民族史研究》，《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8年第5期。

[5]林志鈞：《〈飲冰室合集〉序》，《飲冰室合集》，中華書局，1989年，序言第1頁。

[6]梁啟超：《中國改革財政私案》，《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八，第23頁。

[7]梁啟超：《復劉古愚山長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2頁。

[8]梁啟超：《復劉古愚山長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第12頁。

[9]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4頁。

[10]梁啟超：《中國史敘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頁。

[11]顧頡剛、譚其驤：《發刊詞》，《禹貢》1934年第1期;錢穆：《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三聯書店，2001年，第120頁;馬戎：《21世紀的中國是否存在國家分裂的風險》，《領導者》(香港)2011年第38期。

[12]梁啟超：《亞洲地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0頁。

[13]梁啟超：《中國地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79頁。

[14]梁啟超：《中國印度之交通》，《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十七，第1頁。

[15]筆者認為在元明清官員士人的「西北—東南」論中，存在西北中國歷史空間與東南中國歷史空間的互動，指出在近代邊疆史地學興起之際由龔自珍和魏源發展為「西北—東南邊疆」互動論，並提出「西北—東南邊疆軸向」互動的歷史命題，考察西北陸地邊疆軸向歷史空間與東南海疆軸向歷史空間的互動，以便更深刻地揭示近世中國歷史空間的變遷，西北陸地邊疆軸向歷史空間包括東三省、蒙古、新疆和西藏，東南海疆軸向歷史空間包括從遼東到海南島的沿海地區，參見拙文《龔自珍和魏源的輿地學研究》，《歷史研究》2014年第3期。

[16]梁啟超：《地理及年代》《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七，第2頁。

[17]梁啟超：《地理及年代》，《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七，第4頁。

[18]梁啟超：《地理及年代》，《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七，第3—4頁。

[19]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第1頁。

[20]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第3頁。

[21]梁啟超：《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第7—8頁。

[22]梁啟超：《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九，第3頁。

[23]梁啟超：《中國殖民八大偉人傳》，《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八，第1—5頁。

[24]梁啟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77頁。

[25]梁啟超：《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86頁。

[26]李鴻章：《籌議海防折》，顧廷龍、戴逸主編：《李鴻章全集·奏議六》，第6冊，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159頁。

[27]梁啟超：《佛教東來之史地研究》，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839—841頁。

[28]梁啟超：《又佛教與西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十六，第1頁。

[29]梁啟超：《佛教與西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十五，第1頁。

[30]梁啟超：《佛教與西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十五，第9頁。

[31]梁啟超：《又佛教與西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五十六，第2頁。

[32]梁啟超：《亡羊錄》，《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43頁。

[33]梁啟超：《瓜分危言》，《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19頁。

[34][美]張灝著，崔志海、葛夫平譯：《梁啟超和中國思想的過渡(1890—1907)》，第186頁。

[35][美]勒文森著，劉偉、劉麗、姜鐵軍譯：《梁啟超與近代中國思想》，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14頁。

[36]楊念群：《梁啟超〈過渡時代論〉與當代「過渡期歷史觀」的構造》，《史學月刊》2004年第1期。

[37]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24頁。

[38]梁啟超：《西藏密約問題》，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118—119頁。

[39]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八十九，第1—57頁。

[40]梁啟超：《論美菲英杜之戰事關係於中國》，《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2頁。

[41]梁啟超：《世界將來大勢論》，《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第2頁。

[42]梁啟超：《日俄戰役關於國際法上中國之地位及各種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第11—18頁。

[43]梁啟超：《讀〈今後之滿洲〉書後》，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57—272頁;梁啟超：《評政府對於日俄和議之舉動》，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76—277頁;梁啟超：《再評政府對於日俄和議之舉動》，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78—279頁。

[44]梁啟超：《日俄和議紀事本末》，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第286頁。

[45]梁啟超：《暴動與外國干涉》，《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九，第60—61頁。

[46]黃興濤：《現代「中華民族」觀念形成的歷史考察——兼論辛亥革命與中華民族認同之關係》，《浙江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

[47]梁啟超：《論民族競爭之大勢》，《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頁;梁啟超：《現今世界大勢論》，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下)》，第1271頁。

[48]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5—76頁。

[49]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一，第4頁。

[50]梁啟超：《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一，第5—12頁。

[51]梁啟超：《中國歷史上之民族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4頁。

[52]梁啟超：《中國歷史上之民族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6頁。

[53]梁啟超：《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飲冰室合集》專集之四十二，第33頁。

[54]林獻堂先生紀念集編纂委員會編：《林獻堂先生紀念集》卷三《追思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第522頁;梁啟超：《三月三日遺老百餘輩設歡迎會於台北故城之薈芳樓敬賦長句奉謝》，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5460頁。

[55]楊齊福：《試論1911年梁啟超台灣之行》，《台灣研究》2004年第5期。

[56]梁啟超：《新中國建設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4頁。

[57]梁啟超：《新中國建設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33頁。

[58]梁啟超：《新中國建設問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七，第46頁。

[59]梁啟超：《中國立國大方針》，《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十八，第43頁。

[60]汪朝光：《民國的初建(1912—1923)》，江蘇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6頁。

[61]梁啟超：《〈俄蒙交涉始末〉識語》，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587頁。

[62]梁啟超：《一年來之政象與國民程度之映射》，《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第17頁。

[63]梁啟超：《中日交涉匯評》，《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二，第92頁。

[64]梁啟超：《〈西疆建置沿革考〉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第77頁。

[65]梁啟超：《歐戰議和之感想》，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729頁。

[66]梁啟超：《外交失敗之原因及今後國民之覺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五，第27頁。

[67]梁啟超：《致顏駿人書》，《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第72—74頁;梁啟超：《縱談諸重要問題》，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843—844頁;梁啟超：《對於日本提案之意見》，梁啟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中)》，第858頁。

[68]梁啟超：《太平洋會議中兩種外論辟謬》，《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第13頁。

[69]梁啟超：《巴黎和會預備提案序》，《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第20—21頁。

[70]羅志田：《亂世潛流：民族主義與民國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81頁。

[71]梁啟超：《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第76頁。

[72]黃進興：《梁啟超的終極關懷》，楊肅獻譯，《史學評論》(台北)1980年第2期;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473—489頁。

[73]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台北)2002年第3期。

[74]張朋圓：《梁啟超與民國政治》，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年，第255—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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