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兵：紀錄片是這樣講故事的

無論是紀錄片還是劇情片，最難的部分都一樣，那就是你能用手中的素材構建出一個怎樣的世界。

在剛剛結束的第70屆瑞士洛迦諾國際電影節上，中國導演王兵以紀錄片《方綉英》奪得了主競賽單元最高獎——金豹獎。

王兵獲得金豹獎

今年四月，王兵的另一部紀錄片《15小時》曾入選卡塞爾文獻展希臘展區。因為那部作品，我採訪了他。採訪結束時，王兵告訴我，他的個人電影回顧展也將在卡塞爾文獻展的德國主展區舉辦，到時會放映一部新作品，「與《15小時》完全不同的作品」。

《方綉英》就是王兵當時提到卻沒有透露細節的新作品。這部紀錄片的主角方綉英是一位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王兵用鏡頭紀錄了老人臨終前的最後十天，為世人展現了一個人生命消逝的過程和感受。與此同時，王兵也把鏡頭轉向了老人的家庭和鄰居，紀錄了他們面對親人、朋友離世時的反應。

在2014年到2016年期間，王兵一直在一個江南小鎮拍攝紀錄片。因為拍片，他常和當地人打交道，漸漸在那個原本陌生的環境里結識了很多當地朋友。方綉英是其中一位朋友的母親，王兵親眼目睹了朋友和感知系統退化的母親之間的交流，語言障礙無法阻礙情感的流轉，那種感覺王兵無法表達，但深受觸動，於是，誕生了紀錄這一切的想法。

因為其他的拍攝計劃必須按時進行，王兵暫時放下了拍攝方綉英的想法，直到2016年，朋友打來電話說，母親快去世了，王兵才重新回到村子，開始拍攝老人最後的時光。

他在紀錄片主角方綉英的身邊架起了兩台攝像機，一台在距離方綉英一米左右的位置，鏡頭對準躺在床上的她，另一台則用來追蹤這個村莊如何面對一位老人的死亡。

《方綉英》劇照

前幾天，和一位導演朋友聊到了王兵的紀錄片創作。朋友說，他們這些劇情片導演是在故事中努力建構真實，王兵則是在真實中建構故事，他的故事比絕大部分劇情片更有張力。

我還沒有看到《方綉英》，但我看過《和鳳鳴》和《瘋愛》。王兵對於生命狀態的紀錄總是絕望又動人，我相信，這部《方綉英》也一樣。

採訪那天，工作人員安排了王兵的新作品《15小時》的放映。這是王兵為卡塞爾文獻展希臘展區所創作的影像裝置，片長與片名一樣——15小時。

放映從早上9點開始。片中的制衣工人穿過長長的走廊，鑽進堆滿半成品長褲的昏暗作坊，電動縫紉機嗡嗡作響，一天就這樣開始了。

《15小時》劇照

我下午1點趕到採訪地，工作人員已經外出吃飯，留我一人看片。影片已經放映了4個小時，片中的時間也到了中午，工人們邊哄鬧著聊天，邊捧著飯碗狼吞虎咽。整個下午的採訪都在縫紉機的嗡隆聲中進行，起初會分神，但很快就適應了。採訪結束已接近傍晚，片中的天色也暗淡下來。工人們鬆散了，年輕女工在對著手機點個不停，男人們互相吹牛打趣。

一個是北京二環外的高檔社區，一個是湖州市織里縣的陳舊小作坊，兩個截然不同的地理空間，卻在時間維度上達成了共識。

作為紀錄片，《15小時》沒有一刀剪輯，一鏡到底的15小時里，每一幀都是真實的工廠生活。曾看到有人這樣評價王兵的作品：「其實王兵的片子沒有必要一分一秒全部看完，那是一個平行現實，中途跑出去抽支煙，給女朋友打個電話，或者睡一覺都沒關係的。但但凡把目光落在那個銀幕上的時候，你便已經開始經歷了另一種生活。」

這段話是作者對另一部電影《瘋愛》的評價，事實上，把它用在任何一部王兵的電影上都合適。

從《鐵西區》開始構建的電影語言

相較於在歐洲的活躍，王兵在國內一向低調。2004年移居法國後，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在歐洲發行，因為題材敏感，很多影片沒能在國內公映。

「整體還是比較順利的，第一部電影就算成了，然後一直拍下來。」如今，提起王兵，很多人想到的依然是他的第一部作品《鐵西區》。1999年到2001年，王兵拿著一部租來的松下EZ1攝像機，深入重工業基地瀋陽鐵西區的工廠、艷粉街、鐵路沿線，記錄了國企改制期間工廠的沒落和人們迷茫的狀態。

這部總長9小時的紀錄片分為三個部分——工廠、艷粉街和鐵路。影片沒有一個代入的過程，一開始就把鏡頭拉進了工廠車間的休息室。工人們光著膀子吹牛、喝酒、下象棋、賭錢，不經意間聊著工廠買斷和養老金的話題，一副聽天由命的樣子。緊接著，鏡頭隨工人深入到工作車間，昏暗的車間閃著紅色的火光，霧氣繚繞，隔著屏幕就能感受到畫面中潮濕、憋悶的空氣。金屬泡在溶液中，工人拎起一塊鐵片查看，紅彤彤的顏色讓整個氛圍魔幻起來。

作為土生土長的瀋陽人，我見過很多展現重工業基地工廠風貌的紀錄片、宣傳片，那些影片乾燥、爽利，畫面老派卻讓人看著舒服。《鐵西區》走到了那些影片的背面，它潮濕、陰暗，鏡頭裡有最腐朽的機器和最失意的人。工人站在長椅上穿衣服，在瀕臨破產的工廠里晃蕩，尋摸一兩件值錢的家當。艷粉街的小孩兒學著大人模樣，滿口髒話。年輕人合了又散，散了又聚，無非是無聊中找點消遣。曾經最驕傲的鐵路工人失了魂，離了眼前這條鐵軌，路該怎麼走啊？

王兵鏡頭裡的這些場景和故事，我大多見過或聽過，看這部電影時，我能回憶起當年的溫度和氣味，但他的鏡頭隨人物流竄，呈現出亦真亦幻的畫面韻律，這種美感卻又是我不熟悉的。

「拍《鐵西區》的大部分時間裡，我心裡也充滿疑問。」回憶當時的拍攝，王兵慢慢梳理自己的思路。1999年，他已經從魯迅美術學院畢業4年，早已離開瀋陽到北京發展。念書時，他常到鐵西區採風和拍作業，那些巨大的鋼鐵設備和圍繞工廠而構建的生活總有莫名的吸引力。他離開4年後，國企改革不可逆，鐵西區的工廠越發沒落，王兵在這個節點上又回到瀋陽，開始了《鐵西區》的拍攝。

「什麼是真實？拍攝的過程中我每天都在想這個問題。」王兵的拍攝從來不大張旗鼓，他花了足夠長的時間和工人、艷粉街的年輕人相處，直到他手中的攝像機成了鎚子、扳手一樣的工具，他就真的把自己融入鐵西區的日常中了。

《鐵西區》截圖

起初，他也搞不清楚這樣拍攝的意義。日復一日的工作、休息場景，每天跟著年輕人晃膀子，手裡的DV早已傷痕纍纍，但拍攝還不知在何處收尾。「有意思嗎？故事在哪裡？人物在哪裡？戲劇性在哪裡？普通人的生活對電影來說有意義嗎？」困惑一波波湧來，「但拍了足夠長時間後就會發現，有時候影像會突然給你一個答案，在真實的生活中你會突然撞到屬於電影的故事。」

最終，一個叫王震的18歲男孩解開了王兵的困惑。王震是王兵的一個主要拍攝對象，他是一群年輕人中的一分子，每天無所事事。「我當時就在想，這群人活著，對他們來說，世界的範圍是什麼？有一天，我突然就拍明白了。」

「拍明白」的那天，王震很憂鬱。他去破舊的小賣部閑逛，在小賣部里，他和一個比自己年齡大很多的女人聊天。閑扯了幾句，無聊，轉身去了朋友家。朋友不在家，朋友的奶奶坐在床上，他和老太太又閑扯了幾句。「寫字多少錢？褲子多少錢？」王震心不在焉地回答老人的問題，很快就覺得無聊，起身，再回小賣部。女人還在，王震湊過去，又和那女人說了幾句話，還是無聊，又轉身出門。出了門，他摸黑回家。家裡，父母正坐在昏暗的油燈下吃飯，王震加入了他們，三個人默默無聲地繼續吃飯。

「拍完這一段，我突然明白了我要拍的故事是什麼，人物的命運是什麼，也知道了在這部片子里，我的人物的世界有多大。」王兵說，大概就是從那一刻起，他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電影語言，「不是和任何人學來的，沒照搬任何理論，我用我的攝影機在真實的生活中去拍攝，去捕捉，去和真實的人物相處，在這樣的創作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2001年至今，他再沒回過東北，也沒再留心鐵西區的命運。「拍完《鐵西區》我覺得自己對東北無話可說了。」王兵說。

獨立的語言，獨立的創作

《鐵西區》讓王兵在短時間內拿到眾多國內外電影獎項，也收穫了諸多讚譽。他幾乎是一夜之間，成了國內最重要的紀錄片導演。

「念書時，我沒學過紀錄片拍攝，我所用的都是電影的方式，只是不小心走到了紀錄片這個分類里。」和王兵聊天，他從不刻意區分紀錄片和劇情片，只稱自己的作品為電影。他喜歡聊抽象的電影理論，與此形成反差的是，他又常常強調自己非科班出身，作品裡沒有半點體制電影的痕迹。

法國電影手冊前主編讓·米歇爾·傅東把王兵歸為中國第六代導演，但與其他主要「第六代」不同的是，王兵並非畢業於主流的電影、戲劇學院，而是從美術學院半路出家的。

頻繁出入鐵西區拍作業的那些年，王兵就讀於魯迅美術學院。「憑空出來的一個攝影系，美術學院體系里最早的攝影系。」王兵在那裡學習圖片攝影，但當時攝影在國內藝術圈的地位很低，社會需求也少，「找工作都成問題」。

王兵不甘心，打算去北京繼續求學，「當時全國只有兩個攝影系，一個在魯美，一個在北京電影學院，我就去把另一所也念了，對比對比。」他在北影念了一年的攝影進修班，從圖片攝影轉向了動態攝影，「整個思維方式都不一樣了」。

一進入電影的世界，王兵就再沒走出來。「圖片攝影就是要對形象進行抽象創作，但電影還是更關注人物。我發現自己對人更感興趣，覺得挖掘人的內心世界更有魅力。」從走進電影的那一刻起，王兵就放棄了對傳統的圖像美的追求，「放棄形式，轉而關心人」。

他最欣賞的兩位電影人是義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和蘇聯導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我喜歡安東尼奧尼對於意象的表達。雖然我拍過很多寫實的片子，但我的寫實中有很多意象和隱喻。」相較於安東尼奧尼，王兵對塔可夫斯基的喜歡似乎有點為自己尋找精神坐標的意思，「在塔可夫斯基之前，蘇聯電影基本都是愛森斯坦的電影理論，是體制化的電影，為共產國際運動服務，但塔可夫斯基把電影重新拉回到個人表達，他的創作是基於個人的感受和體驗，是個人對整個民族命運的思考。」

安東尼奧尼

王兵對他口中的「愛森斯坦」很警惕，他把這一曾在國內被推崇的電影理論體系視作「政治電影的學術支撐點」。這種思維方式決定了他的電影題材和審美傾向。從《鐵西區》開始，他的作品就在主流之外。

拍完《鐵西區》之後，王兵沒有在東北戀戰，很快把目光投向了自己的家鄉西北。在張藝謀、陳凱歌等第五代導演的電影中，西北有種原始的接近人類本能的美感：黃土地，精瘦的男人，豐腴的女人，強烈的故事。

但在王兵眼中，西北是另一副模樣。「我是陝西人，陝西作家群喜歡描寫家鄉那種原始性，但我覺得，原始的美感寫一寫、拍一拍也就夠了。西北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值得去呈現，那就是流放人的歷史，這才是我眼中現在的、真實的西北。」

所以，王兵的第二部電影選擇了和鳳鳴的故事——一位活在回憶中的中國勞改營倖存者的故事。

拍這部片子時，王兵只從法國製片方拿到了幾千歐元的拍攝經費，時間也有限。他選擇了最簡單、最高效的方式——把攝像機架在老人的房間里，與她對話，聽她講述。

這個靈感來自於法國導演讓·尤斯塔奇（Jean Eustache）。「2003年，我在鹿特丹電影節上看到他的一個片子，畫面里是導演與一個老太太，兩人一直在聊天，每十分鐘一段。片子是法語的，沒有字幕，我一句都聽不懂，但就是被這種電影的呈現方式和人與人之間的交流方式吸引了。到了要拍《和鳳鳴》時，我就借鑒了這種方式。」王兵當然不願單純借鑒，他在電影中加入了自己的風格，「我給了電影更強的隱喻性。和鳳鳴是現實中的人，但她活在過去的記憶里，她無法忘掉過去。片子結尾，她在幽暗的屋子裡走來走去，像一個鬼影，而屋子就是禁錮她的墳墓。」

《和鳳鳴》海報

《和鳳鳴》沒有能夠在國內公映，但這些被歷史忽視的人的故事卻一次次激發王兵的創作欲。他的創作常常有著很強的關聯性。拍完《和鳳鳴》之後，他又創作了自己的第一部劇情片《夾邊溝》，講的也是西北勞改農場的故事。之後在雲南拍攝的《三姊妹》《瘋愛》《德昂》等作品也呈現出這種地域上和人物生活狀態上的關聯性。

「也不僅僅是題材，影像本身的美感也是我選擇這些題材的重要原因。」王兵並不滿足於紀錄片最基本的記錄性，他也在每次創作中，嘗試新的方式以追求更好的電影感。

拍攝《三姊妹》時，他第一次嘗試了多機位拍攝。「我想試著把拍攝範圍擴展得更大，對人物的生活狀態覆蓋更完整，剪輯時讓人物行為更流暢。《三姊妹》是個開始。」王兵說。

這一個小山村裡的留守兒童故事，王兵前後拍了5個月，分3次拍完，最長一次待了20多天，最短一次只有5天。很多紀錄片導演都要面對一個問題——如何讓拍攝對象適應鏡頭，適應這些外來的闖入者。在這方面，王兵似乎天賦極高，他說：「也有紀錄片導演問我如何融入，但我從來沒有這樣的問題，好像他們天然能適應我的鏡頭。機器一打開就能進入狀態。第一部作品《鐵西區》里，很多鏡頭都是我第一天拍攝的素材。」

採訪中，他堅決反對我用「邊緣人」定義他任何一個拍攝對象，即便是《瘋愛》中那些住在精神病院里的病人。從《鐵西區》開始，他就找到了屬於自己的電影語言，也是在跟隨王震們漫無目的的遊盪中，他找到了與拍攝者的相處方式——最大限度地成為他們。

《瘋愛》劇照

過去十幾年，王兵的生活和工作軌跡幾乎隨拍攝對象的流動而流動。他養成了隨時打開攝像機的習慣，「走到哪裡就拍到哪裡，迅速決定選題，有時候拍攝題材是拍攝對象帶來的」。

《15小時》中的這間工廠和它背後的整個產業就是採訪對象為王兵帶來的。在雲南的拍攝中，他結識了三個姐妹，女孩們要出門打工，王兵決定和她們一起去。他們一路火車、汽車、步行??輾轉多次，終於到了湖州市織里縣，而這裡就成了王兵的新選題。

拍電影這麼多年，王兵幾乎一直維持著一種小成本、可持續的拍攝方式。他熟悉歐洲的製片體系，總能為自己謀到拍攝資金。「不多，但夠用。」王兵說，「這些電影沒什麼商業性，製作甚至有些簡陋，但我相信，它們對於電影本身來說有它的價值和藝術性，這就夠了。」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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