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內瑞拉「石油民主」的出路在何方

【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14日在集會上宣布，將在26日至27日舉行百萬人規模的軍民聯合軍事演習，應對來自美國的「戰爭威脅」，並表示無人能夠干涉委內瑞拉內政。然而，委內瑞拉內政的頑疾，究竟有沒有治癒的良方？】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於聖明】

8月4日，自提出以來喧囂一時的委內瑞拉「制憲大會」終於經選舉產生。但從其遭遇反對派強烈抵制的現狀來看，無論政府如何強調這個「制憲大會」的合法性，其代表性都已經大打折扣，根本無法完成穩定國內局勢，減小乃至消除政府與反對派之間分歧的重任。毫無疑問，委內瑞拉的亂局在一段時間內還將持續。

一般而言，南美地區大部分現存的國內衝突，基本上是像巴西、哥倫比亞、秘魯等國那樣與有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的對抗，或者是像墨西哥等國一樣的特定地區、特定族群與政府之間的衝突，這些衝突大多是局部的，並不會徹底破壞全國的社會秩序。委內瑞拉式的導致民生水平下降，社會整體失序的反對派與政府的全面衝突是不多見的。為什麼一個在過去幾十年中被稱為「民主櫥窗」並在21世紀初實現了快速經濟增長和人民福利提高的國家會在幾年之內變成這樣？這與其國家經濟基礎的特殊性不無關係。

委內瑞拉的「石油民主」

委內瑞拉前總統，具有國際聲望的著名政治家羅慕洛·貝坦柯爾特在其著作《委內瑞拉：政治與石油》中曾指出，委內瑞拉的經濟是石油經濟，委內瑞拉的民主是石油民主。這句話可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影響委內瑞拉政治穩定的關鍵因素，也就是石油出售帶來的利潤對民主制度是否能夠正常運行的影響。

委內瑞拉民主制度的最重要締造者之一，著名政治家羅慕洛·貝坦科爾特

由於委內瑞拉的相當一部分國家財政收入（在2000年石油收入佔全部政府收入的40%，近年來更有所上升）由石油產業提供，一旦國際油價下跌，就可能導致國家財政收入大幅度減少。而國家財政收入的減少勢必會影響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福利的能力，從而導致人民不滿和經濟低迷。在這種情況下，當權者若無法通過經濟政治手段改善現狀，就會在選舉活動中失去民眾的信任而下台。而如果像當今的馬杜羅政府一樣試圖在無法有效改變現狀的情況下強行「闖關」，就會造成民眾不滿無處表達，進而引發反對組織與政府間的對抗的情況。

在委內瑞拉的歷史上，這樣由國際油價變化引發石油收入驟減，從而引發國內局勢動蕩的例子也有跡可循。在1973-1980年的石油漲價風潮中，委內瑞拉的經濟、福利和工業化建設取得了長足進步，但在此之後，石油收入的減少使得委內瑞拉陷入了長久的危機。

有賴於委內瑞拉當時與一般資產階級民主制度略有不同的「協議民主」制度，經濟上的衰退在最初近十年的時間裡並沒有影響委內瑞拉的政治穩定，但到了上世紀90年代初，油價繼續低迷，生活得不到改善的委內瑞拉人民喪失了耐心，開始爆發街頭衝突，軍事政變也正在醞釀。在此情況下，委內瑞拉的兩位「民主元老」，在六七十年代執政的佩雷斯和卡爾德拉先後下場試圖挽回局勢，但在財政短缺和改革壓力巨大的情況下依舊回天乏術。

終於，在1999年的選舉中，以「局外人」身份參加選舉的查韋斯當選，長達40年的「協議民主」體制也被終結。此後查韋斯憑藉一系列改革，但更多地是利用2000年之後大量流入的石油美元平息了反對者的不滿，並重新讓委內瑞拉的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這才徹底地解決了自80年代以來的危機。

2013年，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支持者參加紀念24年前抗議運動的活動。他是那次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抗議的主要組織者之一。圖：環球時報

由此可見，在很大程度上來說，委內瑞拉的政治體制能否順暢地運行，取決於其石油能夠在國際市場上換到多少外匯。如果石油收入減少而政府不能有效應對，其政治運行出現問題幾乎是必然的。這樣嚴重依賴石油收入的「石油民主」是風險相當大的。

「石油民主」的出路在何方？

那麼，在無法改變國家收入高度依賴石油的情況的背景之下，委內瑞拉當前的亂局的出路又在哪裡呢？從某種程度上來說，委內瑞拉今日亂局的解決方案，實際上就在其歷史之中。

雖然委內瑞拉於20世紀30年代就制定了「播種石油」的國家戰略，並從那時起就將石油收入作為國家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在委內瑞拉於1959年實現民主化後的十幾年時間中，國際油價始終處於每桶10美元以下的低位，即使按2014年的匯率換算，這段時間的油價也幾乎從未超過每桶20美元。

考慮到委內瑞拉一貫偏高的石油生產成本和當時對外國公司相對有利的收入分配比例和稅收政策，那時委內瑞拉政府獲得的石油收入比現在要低得多。但在那時並沒有出現如現在一般的經濟增長乏力、物資短缺、大量人員失業的情況，更沒有出現大範圍的政治動蕩。可以說，這種穩定局面的出現有兩個比較主要的原因。

1861-2014年國際油價變動走勢圖，深色線為按照當時美元計價，淺色為按照2014年美元計價，可以看出，1959-1973年的國際油價處於10美元/桶以下的低位。作為比較，現在的國際油價在每桶40美元以上。圖源：BP世界能源統計年鑒

第一個主要原因是委內瑞拉當時獨特的「協議民主」制度，在經歷了馬科斯·佩雷斯·希門內斯的10年軍事獨裁之後，委內瑞拉於1958年5月通過了新選舉法，開始了民主化進程。同年10月委內瑞拉民主派的三個主要政黨簽訂了著名的《菲霍角協議》，該協議不僅協調了各個政黨之間的關係，規定了內閣中要允許少數派代表的存在，還事實上確立了此後40年中委內瑞拉政壇由民主行動黨和基督教社會黨「輪流坐莊」的局面。

雖然這種壟斷式的精英民主導致了一定程度上的腐敗與階級固化，但由於這一協議較好地協調了統治階級的利益分配，從而通過「利益均沾」維護了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和政治與社會的穩定。

第二個主要原因則是當時相對較低的福利開支。在70年代中期委內瑞拉的石油收入出現大幅度增長之前，委內瑞拉的統治者們都傾向於按80年代末以前在拉美風行一時的進口替代學說，將主要開支用於推進國家工業化，並取得了一些成就。在委內瑞拉的石油收入大增之後，除了推進工業化，政府也開始增加福利開支。

總體上來說，這時委內瑞拉的福利並未達到日後查韋斯時期一樣既多且全的程度，但在80年代政府試圖減少福利以應對經濟危機時依然引發了戰後委內瑞拉最大的流血衝突。

可以說，60年代到70年代初，相對較低和適度的福利開支既保證了國家有充足的資金進行工業化，還將國家對人民的補貼控制在了政府力所能及和可持續的範圍之內。

然而，自查韋斯上台以來，曾經有力地維護委內瑞拉社會穩定的這兩個條件迅速地不復存在。首先，查韋斯及其繼任者馬杜羅上台後由於極力強調與腐敗的舊體制脫離關係，在利益分配和政府人選上全面偏向自己一派，這雖然有利於掃除舊體制的弊端，但幾乎得罪了從前的整個精英團體。其結果是在政府遇到困難時，對馬杜羅「霸佔」權力不滿的精英們非但不再像過去一樣與政府共度時艱，反而利用群眾不滿藉機逼宮，從而加劇了反對派與政府的尖銳對立。

其次，查韋斯及馬杜羅政府推行的聲勢浩大的「21世紀社會主義」改革，其重點之一就是通過大量的政府補貼進行再分配進而促進社會公平。這一改革的初衷是好的，也確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查韋斯政府的補貼過多過濫，在油價居高不下的時期尚可支持，在油價跌落之後便成為了政府的嚴重負擔。這樣「不可持續」的福利政策不僅引起了民眾的嚴重不滿，也使國家的正常投資建設難以開展。被冷戰後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叫停的工業化進程的重新開展一直遙遙無期。

可以說，查韋斯及其繼任者雖然解決了舊民主體制的一些弊端，但經濟發展極度依賴石油的情況依然沒有改變，反倒產生了新的問題。就現在的情況而言，更多地從舊體制中汲取適當減少福利和政治上互相妥協的經驗可能更有利於在委內瑞拉恢復最基本的秩序。

不過，正努力保持其「強人」形象的馬杜羅是否可能為了穩定局勢以部分權力為代價和反對派妥協，習慣了高福利的委內瑞拉人民又是否能成功地「由奢入儉」。這就是另外一個問題了。

但無論如何，不管委內瑞拉的當政者是誰，「石油民主」的模式都不太可能有太大改變，而對於「石油民主」的出路的探索，在可見的未來仍將繼續持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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