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成天下之事業 定天下之邪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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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春秋》可「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經世和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是孔子作《春秋》的重要意圖。歷代政治家和士人都注重從《春秋》中汲取為政智慧。

」

《春秋》不單是一個寄託著褒貶、體現著史家不畏強御精神的史書，更是充滿著無窮政治智慧的經世之書。

聯繫孔子所處的時代背景和政治理想，仔細推究《春秋》中的「微言大義」，培育和增強士人和為政者的政治能力是《春秋》的作者之意和重要目的。

眾所周知，《春秋》這部經典之創作是具有深刻地歷史和時代背景的。

進入春秋時代之後，九鼎動搖，作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逐漸喪失了對各地諸侯的震懾力。

一言以蔽之，「世道衰微，邪說暴行有作」是孔子所處時代的特徵。

改變這種局面、撥亂反治是孔子在外奔波十多年的理想。在此期間，有人詆毀他，有人陷害他，隱士們覺得他多事，弟子中甚至有人認為他迂腐。

在當世無法實現理想，於是孔子將其理想寄望於後來人，退而修《春秋》，從而給後世留下撥亂反正的種子。

後世高度評價了這一事件，孟子稱之為：「《春秋》，天子之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由上可知，經世和政治上的撥亂反正是孔子作《春秋》的一個重要意圖。

這一點也被後世許多政治家和士人也所注意到。

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就注重從《春秋》中汲取治理資源。

他們視《春秋》為「經世之大法」和帝王之學，並將之作為經筵日講（中國古代為講論經史而特設的御前講席，目的是向皇帝闡明經義和歷史經驗以為現實問題的解決提供借鑒）的重要內容。

他們還先後主持編纂《春秋傳說彙纂》、《日講春秋解義》、《御纂春秋直解》等書以「闡明經學，嘉惠萬世」，為此乾隆帝還親自為這些書作序，闡明《春秋》的政治和經世之義。

在此基礎上，乾嘉時代著名史學家錢大昕對「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提出了一個帶有政治性的解讀。

在孔子修《春秋》之前，當世史官已經對趙盾、崔杼等進行了貶斥，而孔子修成《春秋》後也未杜絕後世亂臣賊子出現。

換言之，亂臣賊子在很多時候並不懼怕當世和史書的褒貶，曹操不會因禰衡的擊鼓罵曹就放棄權力，也不因荀彧「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之勸就會有所收斂，當然也不在意後世史書的褒貶。

他援引司馬遷之看法，認為「亂臣賊子懼」是說「《春秋》之法行，而亂臣賊子無所容其身也」的意思。

如《春秋》通過歷史敘事以闡明「大夫不得專兵權」、「卿不得世襲」、「母弟雖親，不可使踰其分」等等治國治理之道理和經驗。

後世人君和君子只要善加汲取，以正己修身、治國平天下，「何亂臣賊子之有！」

在這個意義上，《春秋穀梁傳》的疏解者范寧在評價《春秋》的貢獻和意義時指出，「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

換言之，《春秋》不單是「定天下之邪正」的史書，也是「成天下之事業」的政治之書。范寧所揭示的正是「《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的這兩重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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