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該被遺忘的民國知識分子——丁文江

中國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1936）

撰文｜周忠和（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所長）

栗靜舒（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博士）

責編｜李曉明

知識分子為更好的智趣生活ID：The-Intellectual

民國時期的中國知識分子一般被分為兩類：一類是學貫中西的文科學者，如胡適，魯迅……他們通過筆杆子掀起思想運動，表達政治主張，以實現其「積極入世」的愛國抱負；另一類是學習了西方科學知識的理科學者，他們多抱著「不議政亦不參政」的態度，惜墨緘言，默默無聞地在國內外做科學研究。

但事實上民國期間還存在著另一類知識分子：他們保留了封建社會傳統儒生的美德，信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不僅能用筆伐的形式「積極入世」，更能以直接參与政治的官員身份來促進改革；同時，他們還是科學家，在其研究領域做出過傑出貢獻。在這類知識分子中，丁文江是當之無愧的代表性人物。

丁文江是誰？

蔡元培稱他為「我國現代稀有的人物，是精於科學又長於辦事的人才」；胡適評價他為「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天生能辦事、能領導人、能訓練人才、能建立學術的大人物」，並在上世紀50年代發表了其唯一一本為他人所作的傳記——《丁文江的傳記》；羅素更是稱他為「是我所見中國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傅斯年對他的評價最為全面：「新時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服務者；丁文江的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

他不僅能用文字針砭時弊、建言獻策，更是一流的科學家與組織者。他曾為祖國的科學事業篳路藍縷，也為祖國的實業建設身體力行。作為知識分子，丁文江實在為民國之典範，現世之楷模。

地學宗師

丁文江（字在君）出生於清朝德宗光緒十三年（1887年），三歲入私塾開始接受傳統儒家教育。1902年，「十有五而志於學」的丁文江認為「做學問非常要緊，要救國必先要求學」［1］，於是踏上了留學深造之路，最後以優異的成績獲得英國格拉斯大學地質學與動物學雙學士學位。留學期間，丁文江深受達爾文、赫胥黎等科學家的影響，領悟到了科學實踐精神的重要性。於是，和李希霍芬所描述過的「性情懶惰」的中國儒弱書生不同，丁文江精力充沛地遊歷了歐洲，積累了豐富的閱歷和精鍊的野外實踐能力。

1913年丁文江（右一）與梭爾格在河北。

學成歸國後，他自己籌措經費，對雲、貴、川三省進行地質調查，「登山必到峰頭，移動必須步行」，「近路不走走遠路，平路不走走山路」……他在此次調查獲得了許多科學資料，包括地圖、日記和化石等，為中國地質科學研究淘到了第一桶金，開啟了中國學者獨立的野外調查之路，更為日後中國地學研究注重「科學實踐」奠定了基礎。在1922年以前，丁文江是我國從事實地調查涉獵區域最廣、花費時間最多、取得成績最多的地質學家。著名的地質學家黃汲清曾將他比作「20世紀的徐霞客」，而稱讚其實際其成就又遠超過徐霞客。

民國初年，中國才剛剛掙脫封建制度的枷鎖，又陷入軍閥割據、硝煙四起的混亂局面，國家積貧積弱，學術經費獲取舉步維艱；中國學者在世界學術界處於「失語」地位，科學研究、學術國際化可謂一紙空談。彼時，在千千萬同胞仍活在當下、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一籌莫展的時候，還未到而立之年的丁文江，竟果斷地承擔起科學救國的學科規劃師重任。他長於組織、善於治事，發揮了「學術界的政治家」的角色。雖然他與章鴻釗、翁文灝同為開創中國地質事業的先驅，但其他兩位先生都曾將丁公推為中國早期地質學界的頭號領袖。

1922 年7 月17 日地質調查所圖書館和陳列館舉行開幕典禮合影。丁文江（第二排坐者左五）

他參與籌建地質調查所（也是中國最早的國立科學研究機構）並任所長，從「經費」和「人才」兩方面努力，不足十年就將其建成中國第一所完整的科研機構，對中國地學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中國地質學會創始人合影

他還發起成立中國地質學會。一些外國專家參觀他參與培養的第一批地學新鮮人所寫報告、所測繪圖件、所采標本，驚嘆其與歐美各大學無異。他領導的地質調查所的西南地質大調查，前後歷時兩年七個月（31個月），地域涉及陝、甘、川、黔、桂、滇六省，3個小組行程共數萬公里，實際工作面積數十萬平方公里。這樣偉大的規模在當時的中國是空前的，在中外地質史上也十分罕見。

試以丁公對地質學科的分支之一——古生物學的貢獻舉例，即可窺見他作為中國近代科學事業領導者的才略。丁文江是中國第一位教古生物學的老師，還邀請了古動物學家葛利普、古植物學家赫勒、古人類學家安特生等來中國進行教學和研究。他參與創辦並長期擔任主編的《中國古生物志》是我國最早在國際上有重大影響的科學刊物。

轟動世界學術界的北京猿人化石的發現，同樣得益於他對於新生代地質調查室（中科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的前身）的籌建和領導。發現了周口店遺址的安特生的早期化石採集計劃也由丁文江批准。丁文江在合作協議中明確道，安特生等學者對於中國化石的研究成果必須在《中國古生物志》上發表；送到瑞典研究的化石標本，研究完畢後必須歸還中國；將部分中國學者送到瑞典進修……這可謂是中外學術合作規範化的開始。

除包括古生物在內的地質學外，丁文江在地理學、歷史學、考古學、少數民族語言學等領域均有開創性貢獻，是一位典型的百科全書式的人物。

入世之能臣

中國傳統的文人志士多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襟。同所有期盼「入世」的中國文人一樣，丁文江也認為「優秀分子用他們的聰明智識能力，向政治上努力，是他們天然的責任」［2］，畢竟「政治不澄清，科學工作是沒法推進的」［3］。丁文江曾發出「我們不是少數的優秀分子，誰是少數的優秀分子、我們沒有責任心，誰有責任心？我們沒有負責人的能力，誰有負責人的能力」［4］的呼籲，這種捨我其誰的慷慨擔當，也驅動了更多的知識分子參與救國、治國的政治活動。

1919年梁啟超、蔣百里、丁文江（後排左二）等參加巴黎和會時留影

在開創中國地質事業的同時，丁文江就隨梁啟超赴歐洲考察，並列席巴黎和會，為中國爭取權益。針對國內風雲變幻的混亂政局，以丁文江為首的知識分子於1921年組建了討論政治的社團「努力會」，開始為研究政治、評論政治而努力。1922年，丁文江作為主要發起人，和胡適創辦了《努力周報》，針砭時弊，並宣揚他們的政治主張。「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後，他又與胡適等人創辦了《獨立評論》，以「仲淹」為筆名，以「獨立」的身份評論政治，對「天下事」廣發議論，真所謂學術事國事、事事關心。

胡適、丁文江等籌辦的《努力周報》，1922年5月7日在北京創刊。

中英庚款委員會赴華代表團合影，從左至右依次是胡適、安德生、王景春、威靈頓、丁文江及蘇慧廉

在《我們的政治主張》中，他參與提倡建立「好人政府」來為國民社會「認真救火，而非趁火打劫」；在《假如我是張學良》和《給張學良將軍的一封信》中，認真為張學良設計作戰方案；在《假如我是蔣介石》一文中，他又苦心勸蔣介石「立刻完成國民黨內部的團結」，「立刻與共產黨商量休戰，休戰的唯一條件是在抗日期內彼此互不相攻擊」。

除了表達他的政治與軍事主張，他還不忘在刊物中傳播科學精神。在啟迪民智的思想文化領域，他如捍衛科學真理的赫胥黎一般，與胡適、吳稚暉等知識分子形成科學派，與以張君勱、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之間打了一場中國近代史上著名的科玄論戰，從而為科學辯護，使得「科學觀」等理性思維深入普通民眾心中。

當然，他的「積極入世」還體現在只要有機會就努力做實事之上。他曾經做過孫傳芳治下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相當於上海市長），在任期8個月間，就收回上海會審公廨一事與英、美、日、荷、挪五國總領事談判，極力維護國家主權。他還將上海的行政、財政、公共衛生等等，治理得有模有樣，為日後「大上海」的發展做了奠基。此外，他擔任北票煤礦公司的總經理約5年，將這一煤礦公司治理得日產量可以與從前的年產量相媲美。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一個有國際視野的科學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入世」觀念在丁文江這裡發生了深刻的變革。「入世」中的「世」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和國家，對於科學家而言還意味著整個科學界。在《對中國地質學者的忠告》中，丁文江寫道：科學研究是沒有國界的，為世界學術作出貢獻是中國學者義不容辭的責任。丁文江不僅鼓勵其他學者將中國的研究發表到國際學術期刊之中，他自己也用英文發表了一系列的成果，並與葛利普等學者前往華盛頓出席國際地質學會會議，宣讀來自中國的研究論文。在1935年8月的《自然》雜誌中，他還向國際學術界全面地介紹了中國中央研究院的科學工作。在丁文江的努力下，世界科學界知道了中國學者即使在最艱苦的條件下，也在承擔著屬於中國學者的科學責任；學術國際化在近代的中國也終於不再是一紙空文。

後輩之楷模

作為地質學家和科學組織者的丁文江，為國家近代科學事業做到了真正的鞠躬盡瘁。英國《自然》雜誌在為丁公發布的訃告中，肯定了其為世界地質學發展做出的傑出貢獻，並譽其為中國地學奠基人。這種國際影響力與這份殊榮，即使在當今已經非常國際化的中國也絕無僅有。他在中國地質調查所、北京大學所培養出的地學人才，更是成為了中國地學各分支學科的奠基者。

而作為一名中國人，他同時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傳統美德，在為官期間從來沒有中飽私囊、殘民以逞，而是勤儉自勵、清正廉潔、樸實無華，無半點官僚習氣。而且他注重科學實踐的辦事風格，勇於擔當啟迪民智、改良政治的責任，將「齊家、平天下」的家國情懷發揮得淋漓盡致。甚至於，他還引導、激勵著其他知識分子在不論多麼艱苦的條件下，都應該做「不怕無公道、只怕不努力」地負起「少數人的責任」。縱觀其一生，他為國家所做的實事難以悉數，他所有的高尚品德也無法用語言詳盡。

1935年末，身為中央研究院總幹事的丁文江，為中國做抗戰準備而親自去湖南考察煤礦，1936年1月5日因煤氣中毒而英年早逝。雖然丁公已經離去，但是其人格魅力獨樹一幟，為後輩知識分子指明了愛國道路。當知識分子面對日新月異的社會新形勢與處於不斷變化的國家需求時，如何在權衡做學問與做政治這對矛盾中對自己作出角色定位，怎樣用科學實踐精神來擔當起救國濟世的責任？丁公以身作則，已經給了我們最好的答案。

在丁公的家鄉江蘇泰興，他也是德澤鄉梓的人物。自他之後，這裡又走出兩位德高望重的地學院士，一位是常印佛院士，另一位是王德滋院士，而他們選擇了地質學的道路都是受到了丁公的影響。今年4月13日，泰興市政府另擇他址修建「黃橋戰役紀念館」［5］，將其祖宅恢復為「丁文江紀念館」，以紀念丁文江誕辰130周年。期盼在不久的將來，丁文江的家鄉、乃至整個國家，都會因丁公精神的感染而湧現出更多的優秀知識分子。

參考文獻

［1］引自李毅士《留學時代的丁在君》。

［2］引自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

［3］引自李濟《懷丁在君》。

［4］引自丁文江《少數人的責任》。

［5］新四軍「黃橋戰役」指揮部曾設在丁文江的祖宅，所以丁文江的祖宅曾被改建為「黃橋戰役紀念館」。

製版編輯：核桃林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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