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純：淺析日本戰爭文學中的「被害」意識

新聞 08-21

華純，女，中國大連出身，1986年自上海赴日留學，曾供職於日本環保機構、國會議員事務所、日本建築公司。文學創作包括長篇小說《沙漠風雲》、中短篇小說集《茉莉小姐的紅手帕》、散文集《絲的誘惑》、詩歌集《寸心言不盡》等。作品多次獲得文學獎項。2014年12月～2017年2月任日本華文文學筆會會長，現為名譽會長。國際筆會會員，世界華文旅遊文學聯會理事、中國暨南大學客座研究員、上海華東政法大學東亞文化研究所特聘研究員。河北滄州市圖書館駐館作家。世界華文女作家協會終身會員。

本文擬選擇部分日本戰爭文學作品，通過淺析日本戰爭文學中過度的「被害」意識，揭示當下日本社會為何存在戰爭認識的誤區。全文共分兩部分，前半部分參照司馬遼太郎的長篇歷史小說《坂上之雲》，評司馬史觀的「被害」意識使之失去客觀公正的立場。後半部分則舉日本戰後派作家本多勝一例，他到過中國取證，振聾發聵地喊出了「加害者一方倘若忘記了自己是加害者，那就無異於逃脫罪責、嫁禍於人」。關於戰爭，人們從不斷加以修正和隱瞞的文字里究竟能知道多少事實與真相？日本作家的見解是與其討論「戰爭被怎樣解讀」，還不如直視「戰爭被怎樣誤讀」這一進行時課題來得更確切一些。

第一，關於司馬史觀的「被害」意識

司馬遼太郎（1923.8.7-1996.2.12），日本著名歷史小說家。原名福田定一，日本大眾文學的巨匠。其作品多呈現起伏迭宕的風雲變幻，燦若星辰的武士情懷，歌頌正面人物的「勵精圖治」、「文治武功」推進了國家命運。因此為日人所稱道，出版物歷久不衰，在文壇上獲得最高榮譽的文化勳章。

司馬遼太郎並非是歷史學家，但他所表達的關於戰爭和歷史的觀點（簡稱「司馬史觀」），以及歷史斷層中的風雲人物皆對日本社會的意識形態產生了甚大影響。他一生著作無數，涵蓋面極廣，更進一步確立了歷史小說家中的泰山北斗地位。

2009年11月29日，司馬遼太郎歷經十年心血、通過明治時代秋山好古、秋山真之、正岡子規等主人公展開恢宏歷史長河的長篇小說『坂の上の雲』（坂上之雲）風行全日本數年之盛後，又被改編成電視劇，向全國播放。全劇共13集，最後一集播完的時間是2011年12月，前後歷時三年，製作資金耗費250億日元。陣容齊全的第一線演員領銜重要角色，帶來高收視率，在日本社會泛起了一陣陣漣漪。

日本近代史上有過三次大規模的對外戰爭；分別是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日俄戰爭（1904-1905）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太平洋戰爭。《坂上之雲》以明治維新到日俄戰爭之間30多年的歷史為背景，鋪陳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兩根主線，再現明治維新時期崛起的日本青春群像。大河電視劇以波瀾壯闊的畫面衝擊觀眾心靈，再次呼應了借鑒歷史、溫故知今的社會需求。如日文主題所示，「順著山坡（坂）看見上升的白雲」，旨在強調明治維新的日本奮發圖強，果敢邁出了向西方學習的步伐，促使國家發生巨變的景象。

關於這部小說和由之改編的大河電視劇，日本文學評論界有過種種爭論和研究。該書幾乎集中了司馬遼太郎關於日俄戰爭和甲午戰爭的觀點。很顯然，「司馬史觀」是以把持過度的「被害」意識而失去了客觀公正的立場。

首先，日俄戰爭是重點記述的對象。司馬遼太郎對日俄戰爭有這樣的見解：

「從十九世紀到那個時代，世界上的國家和地區要麼成為別的國家的殖民地，要麼發展產業增強軍事實力成為帝國主義國家的一員，只有這兩種選擇。像後世所幻想的那樣把當時的國家的標準定為不去侵犯別人也不被別人所侵犯的那種以人類和平為原則的國家，並要以這樣的標準來區分當時的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正邪的話，只不過是把歷史當成了玩粘土遊戲里的粘土。世界已經進入了這樣的階段。日本通過維新選擇了自立的道路，從那個時候起已經註定了他的發展是不得不建立在侵犯他國（朝鮮）的基礎上的。所以，在那個歷史階段上日本對朝鮮是如此的固執，如果拋棄了這一點的話，不僅是朝鮮就連日本自己也有可能會被俄國吞併。這就是那個時代國家獨立的本質。」

毫不奇怪為什麼在作者筆下，日俄戰爭的爆發原因是「俄國故意把日本逼入絕境。使日本成為了一隻陷入絕境的老鼠。只有與貓一拚死活了。」

據中國資料記載，甲午戰爭以中國戰敗而告終。在《馬關條約》之後，日本更進一步企圖從俄國手裡奪回遼東半島和朝鮮國家的占有權，繼而發動了以中國東北為戰場的日俄戰爭。

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明明都發生在日本本土之外，司馬卻說日本是「充當了被逼入絕境而不得不竭盡全力進行自衛的角色」。他向讀者說明日本對中國宣戰也是為了防範中國侵入朝鮮，要保護朝鮮獨立，否則就會威脅到日本的安全。而且，日本之所以會發起明治維新，是要力促國家進入近代化而免於「被侵略亞洲的列強所侵犯」。司馬觀承認這種被害意識「當然也可能反過來滲入了帝國主義的成分。」

這樣的「被害」意識推動了胸懷愛國熱情的日本人紛紛奔向戰場，甚至包括像子規這樣的俳句作家也都捲入了日清戰爭，他們願望日本變成世界最強國家，「只有兵勇民順，國家才能發揚光大。」（子規）但是子規作為隨軍記者從軍出征後不久，又如小孩遊戲般從海參威坐船歸國。路途中不幸吐血，重疾纏身。我們發覺司馬在大部分戰爭故事的描述中，隻字不提日本在日清戰爭中對中國的罪惡。

《坂上之雲》對日本創建海軍隊伍有較多的篇幅介紹。並借英國教官道格拉斯的嘴說，「日本帝國的榮耀和尊嚴，背負在每個海軍軍官身上。換句話說，每個海軍軍官的情操，精神和能力都會影響到日本。」作為鄰國的中國和朝鮮，卻非常厭惡門戶開放的日本，諷刺日本人「是人又不像人」，和猴子差不多。

當時日本駐北京的代理公使小村壽太郎認為「狠狠咬到他們服輸的話，這些傢伙們的妄自尊大一天就可以改過來」。雖然中國在歷史長河中是作為文化搖籃備受日本人推崇，但是一旦打起仗來中國軍隊竟不堪一擊，便使日人在勝利面前立刻狂妄自大起來。

司馬遼太郎不否認強烈的被害意識給日本埋伏了軍國主義的萌芽。他將之一分為二，「日清日俄戰爭時代為止日本是白的，進入昭和時代之後日本就變黑了」，這就是司馬史觀的代表論。日本華裔作家陳舜臣公開表明，「我和司馬遼太郎的歷史觀並不一樣。」「司馬遼太郎創作歷史小說只看歷史閃光點而迴避陰暗面。」[1]

著名哲學家梅原猛在報刊上批評，「這部歷史小說本來是很有趣的小說，改編成電視劇應該能讓觀眾感到高興，但是又不得不去關注它的重點，坂上升起的雲，到底是』白雲』還是『黑雲』？」

根據司馬在日清戰爭背景下對中國人的侮蔑、日俄戰爭中日本軍隊偶然獲勝的自負，以及魯莽發動太平洋戰爭等的小說內容，梅原更是一針見血，「小說在整體上帶來了一種感覺，坂上看到的雲始終被有意識地描述成一片』白雲』」。雖然司馬也透露過他擔憂「白雲」被黑雲覆蓋，但是他筆下並未盡意。梅原希望有「國民作家」之稱的司馬遼太郎，能在這部小說之後，寫出一部讓人明白「白雲」是怎樣變成「黑雲」的著作，即後來剝奪日本人300萬人、中國人1000萬人、以及其它亞洲國家900萬人之生命的太平洋侵略戰爭，到底是什麼一回事的歷史小說。

且看《坂上之雲》從著作出版到推出大河電視劇，跨越近半世紀，不能不覺察其中些許微妙。

司馬遼太郎生前曾留下遺囑，唯恐再受批判，他拒絕將小說《坂上之雲》搬上影視屏幕。1999年，司馬遺孀接受記者訪問，說司馬不希望人們認為此書是美化日本軍國主義。司馬還擔心影視的視覺差異，會歪曲原著。NHK電視台在2002年里終於說服司馬家人，買下了改編版權，本來擬於2006年進行播放，未料編劇野澤尚突然自殺，一度被迫停下。直到2009年才正式播放第1、2集。改編工作之承受巨大壓力，除了資金和版權的難處，還因為受到日本各界和國際輿論的嚴厲拷問，必須小心翼翼刪減台詞，抹去露骨的刺激場面。

大河電視劇《坂上之雲》與小說同名，反映日本受西方列強的欺壓，也受中國和朝鮮藐視，兩次大戰都帶有迫不得已的「自衛」性質。日本實行歐化的明治維新運動，是為了擺脫深深陷入的危機感和自卑心理，以抗議在世界中的「不公正處遇」。

所謂勇敢、忠誠和團結的民族精神，被奉為戰勝敵國的法寶，結果使日本獲得中國賠款2億3千萬兩銀子。這筆巨款被用於發展鋼鐵製造業和軍火工業，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化，嚴重造成中國的戰爭災難。過度的「被害者」意識，在日俄戰爭之後一發不可收拾，把日本引向了禍害更大的太平洋戰爭。

如今會有多少觀眾願意思考日本除了「被害」的一面，是否還有「加害」的另一面？現今的二十一世紀里，日本社會仍然存在戰爭認識的誤區，回顧歷史時總有一些人挑起事端，在天使和魔鬼之間徘徊。正如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家川村湊所指，日清日俄戰爭已過了100年，對之是否客觀、正確地認識和評價，始終沒有明了的答案。[2]

不可否認，「司馬史觀」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一些人對歷史戰爭的曖昧認識與模糊不清，甚至會為右翼分子利用，藉以篡改歷史教科書。這種傾向值得注意。

第二、嫁禍於人的「被害」意識

1931年日本借滿洲事件向中國發動了侵略戰爭，日本全國被空前動員。軍隊在中國燒殺掠奪，無惡不作。直到1945年美國在廣島和長崎投下原子彈，蘇軍對東北出兵，戰敗成為定局後，日本天皇裕仁考慮國內外形勢和「彼我雙方的國力戰力」，表示如果繼續戰爭，「無論國體或是國家的將來都會消失，就是母子都會丟掉」，決定發出停戰詔書。8月15日中午，日本天皇的《停戰詔書》正式播發，宣布無條件投降。日本同意波茨坦會議的修正條件。同盟軍將佔領日本，解除日本的軍國主義制度。

戰後那些參加過太平洋戰爭的軍人和遺屬發表了大量戰爭作品。本人翻譯的厚生勞動省推薦圖書《金勺子》也是其中之一。作者增田昭一根據自己在難民收容所的悲慘經歷寫了這個故事，後來被改編成兒童讀物，配上作者根據戰爭記憶畫下的繪圖，交由中國殘留孤兒援助基金會編輯出版。作者顯然是作為被害者，以流失離所的孤兒為主體，控訴戰爭帶來的災難。被稱為「戰後派」的日本作家，在50年代初開始負起在意識形態廢墟中表現人性與社會本質的文學使命。

1972年中日實現邦交正常化前後，中日兩國的文學交流進入了特殊的新階段。對歷史認識的差異一直是困擾日本作家進行戰爭文學創作的難題，由雙方政府或文化機構組織的戰爭史研究活動，似乎難以打開全部的「問題鎖」。這時候日本戰爭文學平台逐漸出版不少揭露和譴責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的文學作品。廣島原子彈致死人數達24萬，長崎的死亡人數超過13.5萬。這兩個城市倖存下來的人們開始了一種痛苦而絕望的「新生活」。典型代表作可以推舉《黑色的雨》（作者井伏鱒二「姪の結婚」『新潮』1965年），小說描寫主人公的侄女通過媒人介紹與對象進行緣談時，不意暴露了被爆者的身分。原先她在媒人面前一再聲稱自己沒有遭受過原爆輻射。刻意隱瞞了廣島出身記錄，到處託人作偽證。小說是以日記的形式揭露了原爆底下強烈的「被害」意識。戰後日本影響最大的和平運動，是20世紀50年代全國規模的日本反核運動。當時在美國佔領軍的接管下，真實記錄原爆災難的日記和文學作品屢遭嚴格審查和銷毀，在出版方面遇到了不可言喻的阻力。

原爆文學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文學體裁，現實中每年相繼有5000人數的被爆者死去，而全世界中核武器核爆彈的實驗爆破還在繼續進行。對廣島和長崎的生還者來說，這種恐怖令他們覺得有義務留下文字記錄。但是「被害的許多人」「被害を受けたたくさんの人々」作為主語表述形態時卻呈現了新的問題；因果關係的主體和被追究戰爭責任的方式發生了變化。原爆文學的主要目的是將日本被爆者的經驗傳播給全世界，但是一些作品在追究這場悲劇的原因時顯得含糊不清或任其空白。

70年代出現了一個例外，作家本多勝一是戰後第一個親臨中國採訪的記者。他以直接傾聽中國受害者證言的方式很快完成了報告文學《中國之旅》（朝日新聞社出版），有力揭露了日軍在15年侵華戰爭中的非人道行為。此書出版後受到社會強烈的反應，有熱烈支持、鼓勵者，也有反對、狂怒、威脅者，本多勝一發現「從數量上說前者佔壓倒多數，尤其是在有著戰爭經驗的舊軍人群中意外獲得眾多支持者」。本多勝一更沒有想到各界人士對這部作品涇渭分明的表態如同讓它起了「踏繪」的作用。「踏繪」在日本是可以用以證明人的立場、主義和信仰的間接手段。《中國之旅》使日本讀者在戰爭認識上明確分化，繼而引發了持續三十多年，至今仍爭論不休的「南京大屠殺」真偽驗證的激烈辯論。[3]

接著本多在1983年到1987年接連四次去中國現場取證，發表了《通往南京的路》一書。它和《中國之旅》一樣，內容都是對中國被害者的採訪記錄。本多與另一位作家聯合發表的報告文學《天皇的軍隊》，則以日本舊軍人的證言徹底揭穿加害者掩蓋罪行的立場。1999年，朝日新聞在副刊「小說游專欄」上連續五回連載了《戰爭被怎樣解說》的座談會訪談錄（見「戦爭はどのように語られてきたか」[単行本]朝日新聞社刊行），受到邀請的有川村湊、成田龍一、上野千鶴子、井上ひさし等當代著名作家，他們提出了核心問題的癥結所在，與其討論「戰爭被怎樣解說」，還不如直視「戰爭被怎樣誤讀」這樣一個進行時要更加確切一些。

也就是說，關於戰爭題材，人們能夠從不斷修正和被隱瞞的文字里知道多少真相與事實。在閱讀戰爭文學作品的時候，「戰爭被怎樣解說」的問題立即會顯現出來。作家提出需要驗證以下的問題，當日本在戰後冷戰時期進入美國核保護傘之下，在亞洲試圖建立經濟大國地位時，對於有可能阻礙發展的過去的歷史，會以何種方式進行隱蔽，不讓其公佈於世？它或可分為兩種狀況；作家是有意識或是無意識的。

關於日本戰爭文學中的「被害」意識，誠如本多勝一在《中國之行》一書中所聲明的：被害者是否忘記自己被害那是他們個人的自由，但加害者一方倘若忘記了自己是加害者，那就無異於逃脫罪責、嫁禍於人。

在京都嵐山有一塊「日中不再戰」的石碑，碑高3米，向著中國大陸的方向。它表達了日本人民不再追從日本軍國主義對亞洲各國進行侵略戰爭的和平意願。雖然，中國和日本之間，還存在一條波濤滾滾、沒有風平浪靜的怒江，但是無論如何，兩國文化知識份子要做的工作，就是珍惜和平時代，珍惜來之不易的友好關係，在這條憤怒之江架起理性溝通的大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