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真正的敵人是禁錮人類思想的人

永恆輪迴是數學的確證

和邏輯的必然

讀著讀著就淚奔了

人類為什麼要學無用的知識

無用知識的用處

文 | Abraham Flexner

美國著名教育家

曾擔任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長

景頁、Lineker 譯，楊璐 校

發表於《哈潑斯雜誌》

（Harper』s Magazine）第179期

原文地址http://library.ias.edu/files/UsefulnessHarpers.pdf

如涉版權請聯繫編輯@微信 iwish89

哲學園鳴謝

如果從實用性的角度去判斷某項工作是否有價值，詩人、藝術家和科學家們常常干著一些對多數普通人而言無用的事情。然而不容忽視的是，大多有用的實際價值是以所謂的「無用」工作為基礎的。在物理、數學、醫學等眾多領域，大量「無用」的知識是由不在乎它們是否有用的純粹的科學探索積累起來的，而這些知識最終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實用價值。

「用途」的評判標準應被摒棄，精神和學術的自由需被強調。即使是「一首詩、一部交響樂、一幅畫、一條數學公理、一個嶄新的科學事實」，這些蘊含另一種價值的「無用」知識拓展著人類認知的疆界，促進著一代代人靈魂與精神的解放。

世界深陷於非理性的仇恨里，文明受到仇恨的威脅，在這樣的世界裡，狂熱分子們忙著散布傷痛和醜惡，普羅大眾們卻忙著將自己與日常生活中的滾滾怒潮完全或部分的隔開，轉而投身美的教化、知識傳播和懸壺濟世中去，就好像陰暗的一面根本不存在一般，這難道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嗎？這個世界一直是個令人感到歉意和困惑的所在——然而，如果處理得當，詩人、藝術家和科學家們可以忽略那些會麻痹自己的不利因素。從實用性的膚淺角度來看，知性和精神生活是一類無用的活動形式，人們沉湎其中的原因在於，它們能帶來其他方式無法給予的巨大滿足感。在本文中，我將著力論述這樣一個問題：對這些「無用」滿足感的追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就了多少做夢也想像不出的「用處」。

總有人說，我們生活在一個物慾橫流的時代，這個時代理應關注物質商品和世俗機遇的更廣泛分配問題。一些人自己沒做錯事，卻被剝奪應有的機會和資源，他們發出正當的抗議之聲，這讓越來越多的學生將研究方向從父輩關注的問題，轉向同樣重要和緊迫的社會、經濟和政府問題。對於這一趨勢，我並無異議。我們所處的世界，是唯一一個能夠被我們的感官所證實的世界。如果它沒有變得更好、更公平，成千上萬的人只能前赴後繼，飽含苦楚並黯然神傷地默默結束一生。多年以來，我一直在大聲疾呼，學校應當對這個世界有著更加敏銳的認識，因為從學校走出的學生們註定要在其中度過自己的人生。現在我偶爾會想，這股潮流是不是還沒有變得太強大？倘若這個世界缺少那些可以賦予其精神意義的無用之物，那是不是我們還有足夠的機會去追求生命的完滿？換句話說，我們對於有用性概念的理解，或許還沒有狹隘到難以應對人文精神所固有的天馬行空變化無常的可能性。

這個問題可以從科學以及人文或精神這兩個角度來看。首先是科學角度。我想起多年前與喬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的一次關於實用性問題的談話。伊士曼先生是一位智慧、富有遠見的謙謙君子，對音樂和美術兼具不俗的品味。他告訴我將捐獻大筆財產用於推動「有用學科」（useful subject）的教學。我試著問他，在他心目中，誰是這世界上最有用的科學工作者？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馬可尼。」但我卻說：「無論我們從廣播獲得怎樣的快樂，無論無線電和廣播為人類生活帶來了什麼，馬可尼的貢獻都是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這樣的回答讓他吃了一驚。

我至今難忘伊士曼先生當時的震驚。他請我給出解釋。我是這樣說的：

「伊士曼先生，馬可尼總會出現的。在無線電領域，即便是最根本性的成就，都可以明確地歸功於任何其他人，但為這一切打下真正基礎的人當屬克拉克·麥克斯韋（Clerk Maxwell）教授。正是他在1865年對電磁場展開了深奧難懂的運算，並且在1873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寫下了這些抽象的方程式。在英國科學協會的另一次會議中，來自牛津大學的史密斯（H.J.S Smith）教授宣稱：『每個翻閱這本著作的數學家都會意識到，這其中包含著一個已經極大豐富了純數學方法和資源的理論。』此後十五年間，麥克斯韋的理論成就不斷得到其他科學發現的補充和完善。到了 1887 年和 1888 年，最後一個未解難題——作為無線電信號載體的電磁波的探測和演示——終於被柏林亥姆霍茲實驗室的海因里希·赫茲（Heinrich Hertz）攻克。麥克斯韋和赫茲都不曾關心自己的研究有何用處；他們根本就不曾有過這樣的想法。他們沒有設定實用性方面的目標。從法律角度上說，馬可尼無疑是無線電的發明者，但馬可尼究竟發明了什麼呢？不過是一些後期的技術細節，主要是一種被稱為檢波器的接受裝置，現在幾乎都沒人用了。」

赫茲和麥克斯韋可能沒有發明具體的東西，但他們「無用」的理論工作一旦被某個聰明的技術人員加以利用，就立即能創造出全新的通訊、實用和娛樂用途，這個貢獻相對較少的人，卻名聲大噪起來，還掙了個盆滿缽滿。誰才是有用的人？不是馬可尼，恰恰是麥克斯韋和赫茲。赫茲和麥克斯韋是不考慮實用價值的天才。馬可尼只是個聰明的發明者，除了用途之外什麼也不考慮。

赫茲這個名字讓伊士曼先生想起了赫茲電波，我建議他可以去問問羅切斯特大學的物理學家們，赫茲和麥克斯韋究竟做了些什麼；但有一點他是可以確信的，即赫茲和麥克斯韋的工作從未考慮過實用性。綜觀整個科學史，絕大多數最終被證明對人類有益的真正偉大發現都源於這樣一類科學家：他們不被追求實用的慾望所驅動，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是他們唯一的渴望。

「好奇心？」伊士曼先生問。

「是的，」我說，「好奇心或能或不能產生有用的東西。好奇心是現代思維的一個典型特徵。它可不是什麼新東西。好奇心可以追溯到伽利略、培根和牛頓時代，它是無可阻礙的。高等院校應致力於培養好奇心，越少偏向直接應用方面的考量，好奇心就越有可能為人類福祉做貢獻。除此之外，同樣重要的是，它還將滿足知識興趣，或許我們可以說，這種興趣已經成了現代知性生活中的主要志趣。」

十九世紀後期，赫茲在亥姆霍茲實驗室的角落裡默默工作。可以說，過去幾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和數學家亦是如此。現在，我們生活在一個缺少電就一籌莫展的世界裡。若是被問起什麼是最直接、影響最廣泛的發明，我們會不約而同的說：電。但究竟是誰先做出了奠基性的發現，才讓我們迎來電力的百年發展呢？

問題的答案很有意思。邁克爾·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父親是位鐵匠；他自己則在一位裝訂商那裡當學徒。1812年，二十一歲的法拉第被一個朋友領去了英國皇家協會，在那裡，他聆聽了漢弗萊·戴維爵士（Sir Humphrey Davy）關於化學學科的四場演講。他做了筆記並向戴維遞交了筆記的副本。1813年，法拉第成為了戴維實驗室的助手，專門從事化學問題的研究。兩年後，法拉第陪同戴維去歐洲大陸遊學。 1825年，34歲的法拉第成為了英國皇家協會的實驗室主任，這一干就是四十四年。

法拉第的興趣很快從化學轉向電磁學，並為此貢獻了餘生。在此之前，奧斯特（Oersted）、安培（Ampere）和沃拉斯頓（Wollaston）已經完成了這一領域重要且費解的研究工作。但法拉第攻克了這些研究者留下的未解難題， 1841年他成功地實現了電流感應。四年後，法拉第又迎來事業的第二段輝煌時期，當時他發現了偏振光的磁效應。這些早期發現衍生出數不清的實際應用。有了電，人類的負擔大大減輕，種種現代生活方面的機遇也變得層出不窮。雖然法拉第後期發現的實用效果遠比不上以前，但這對於法拉第來說有什麼不同嗎？我覺得是沒什麼兩樣。在無以倫比的科學生涯中，法拉第不曾過問過實用性。他全神貫注於揭開宇宙之謎，先是化學之謎，然後又是物理之謎。至於他所關注的對象，功用性根本不曾佔有一席之地。任何關於實用的猜忌都可能限制住法拉第永不安分的好奇心。最終，實用性還是實現了，但它從來沒有成為制約其不間斷實驗研究的教條。

法拉第（1791-1867），麥克斯韋（1831-1879）和赫茲（1857 -1894）

在使戰爭變得更具毀滅性、更恐怖的過程中，科學所發揮的作用是科研活動無意識和預期之外的副產品，面對當今世界的大環境，強調這樣一種事實或許正顯得恰逢其時。英國科學促進協會（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會長瑞利勛爵（Lord Rayleigh）在近期的一次研究中詳細指出，對現代戰爭中化學藥劑的毀滅性運用負有責任的是人類的愚蠢，而非科學家的初衷。碳化合物的化學研究產生過大量有益的成果，例如硝酸對於苯、甘油或纖維素等物質的作用，不僅促進了苯胺染料產業的發展，還創造出兼具好壞用途的硝化甘油。在硝化甘油問世後不久，轉向該研究領域的阿爾弗雷德·諾貝爾（Alfred Nobel）發現，將硝化甘油與其他物質混合，就能夠製造出可安全起爆的固體爆炸物，譬如炸藥。炸藥促成了採礦業的突飛猛進，在修築穿越阿爾卑斯山和其他山脈的鐵路隧道的過程中，它也發揮了巨大的貢獻；但與此同時，炸藥也被政客和士兵濫用。炸藥的罪惡當然不能算在科學家頭上，就像我們不能因為地震或洪水而責怪科學家一樣。毒氣的發明過程同樣如此。約兩千年前，普林尼（Pliny）在維蘇威火山爆發時吸入二氧化硫而失去生命。氯氣不是為了戰爭之類的目的才被科學家分離出來，芥子氣也一樣。這些物質本可只僅限於有益用途。但就如同飛機，一旦得以完善之後，那些心狠手辣滿腦子壞水的壞人們就覺得，作為一項單純的發明，作為一項長久以來不偏不倚的科學研究成果，飛機應該被當成一種毀滅性的工具。事實上，不僅科學家們做夢也沒產生過這種想法，而且也從未有人致力於此。

在高等數學領域，我們可以找到大量這樣的例子。非歐幾里得幾何是十八和十九世紀最晦澀的數學研究，其發明者高斯（Gauss），雖然被同代人譽為最傑出的數學家，但卻在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的時間裡不敢發表相關的研究成果。事實上，倘若沒有高斯在哥廷根的這些研究，相對論及其豐富的實用價值恐怕全都是泡影。

和非歐幾里得幾何一樣，群論（group theory）也是一種抽象且不實用的數學理論。人們受好奇心的趨勢，像做遊戲一樣推動該理論走上一條奇異的道路。現如今，群論已經成為光譜學量子理論的基礎。在日常生活中，人們也會用到群論理論，但卻對它的由來一無所知。

概率論微積分是那些有志將賭博合理化的數學家們發明的。雖然概率論微積分未能實現數學家們的初衷，卻為各式各樣的保險提供了科學根據，十九世紀物理學的大量研究亦以此為基礎。

下面這段話是我從近期的《科學》雜誌上摘錄的：

愛因斯坦教授的天才地位達到了新的高度——這位博學的數學物理學家十五年前所開創的數學研究，正在幫助解決溫標上絕對零度附近液氦不可思議的流動性問題。在美國化學協會舉辦的分子間作用研討會召開之前，來自巴黎大學的倫敦教授（Professor F. London）正在杜克大學做訪問學者，他將「理想」氣體的概念歸功於愛因斯坦教授，這一概念曾出現在他於1924年和1925年出版的論文中。

愛因斯坦1925 年的報告與相對論無關，它討論的是些當時看來毫無現實意義的論題。論文描述了一種「理想」氣體在溫標下限附近出現的簡併現象。由於人們知道所有氣體都會在所探討的溫度下凝結為液體，因此愛因斯坦的這一研究並未在十五年前引起同行的注意。

然而，近期發現的液氦行為使得愛因斯坦的這一邊緣概念具備了新的實用性。在溫度下降時，多數液體的粘度會增強，即更為粘稠且不易流動。「比一月的糖漿還冷」，這種說法正是外行人士對粘性的正確理解。

但液氦卻是個讓人費解的例外。在所謂的三角點溫度，即比絕對零度僅高出2.19度時，液氦的流動比在溫度更高時快，事實上，這種狀態下的液氦之於液體就像星雲之於氣體。液氦還有其他奇怪的性狀，如超強的導熱能力。在三角點，液氦的導熱性比室溫條件下銅的導熱性高出五百倍。這些異常屬性讓液氦成為擺在物理學家和化學家面前的一個大謎團。

倫敦教授指出，對於液氦性狀的最佳闡釋是將其作為一種玻色-愛因斯坦（Bose-Einstein）式的「理想」氣體，即運用愛因斯坦在1924年和1925年發表的數學成果，再加上一些金屬電導的概念加以研究。做個簡單的類比，我們會用金屬里電子的遷移來解釋電導，與之相類似的是，我們也可以通過這樣的描繪來部分闡述液氦神奇的流動性。

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問題。在醫療和公共健康領域，細菌學佔據主導地位的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之久。這又是個怎樣的故事呢？1870年普法戰爭結束以後，德國政府建立了偉大的斯特拉斯堡大學。學校解剖學的首位教授是威爾海姆·馮·瓦爾代爾（Wilhelm von Waldeyer）, 他後來又成為了柏林大學的解剖學教授。在回憶錄中，瓦爾代爾寫到，在斯特拉斯堡大學教學的第一個學期，他所帶學生里有個名叫保羅·歐立希（Paul Ehrlich）的十七歲年輕人，此人身材矮小、毫不起眼且沉默寡言。當時，學校解剖學的常規課程包括了解剖和組織的顯微觀察。歐立希很少關註解剖課，然而，正如瓦爾代爾所寫的那樣：

我很早就注意到歐立希經常伏案數小時，沉浸在顯微鏡觀察之中。漸漸地，他的桌子上鋪滿了每次觀察的著色記錄。有一天，我看到他在桌前工作，就走向前去，問他在用桌上的各種彩色顏料做什麼。這個剛進校不到一學期、本應學習解剖學常規課程的學生抬頭看看我，大言不慚地說：「Ich probiere.」這句話可直譯為」『我在嘗試』或『我在犯傻』。」我說：「很好。繼續犯傻吧。」很快我就發現，無需我的任何教育或引導，歐立希已然是一個擁有非同尋常品質的學生。

瓦爾代爾很明智，他對歐立希不管不問，後者勉勉強強地學完醫學課程並最終拿到學位，而這也多半是因為，老師們很清楚這個醫學學位不會被歐立希拿來作為行醫的敲門磚。果然，歐立希去了布雷斯勞（Breslau），師從孔海姆（Cohnheim）教授。孔海姆教授是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創立者韋爾奇博士的老師。在我看來，歐立希從未考慮過用途問題。他只是感興趣，覺得好奇，始終如一地犯著傻。歐立希的犯傻誠然受到強烈直覺的引導，但這種直覺是一種純科學而非功利性的動機。結果呢？科赫（Koch）和他的同事們創立了一門新學科——細菌學。歐立希的實驗性研究則被同學威格特（Weigert）用來對細菌著色，進而對其進行區分。歐立希發明了用染料對血塗片進行染色，這為現代人理解血細胞即紅細胞和白細胞的形態學奠定了基礎。現如今，全世界的醫院每天都在應用歐立希的技術進行血液檢查。當年在瓦爾代爾的解剖室中犯傻的歐立希，已經成為了這項重要醫療技術的頭號功臣。

我該舉個工業界的例子，隨便選一個吧，因為實在太多了。來自匹茲堡的卡內基理工學院的伯爾（Berl）教授這樣寫道：

現代人造纖維產業的創始人是法國人夏爾多內伯爵（Count Chardonnet）。眾所周知，他將沾了硝酸溶液的棉布放入醇醚，再將粘性溶劑通過毛細血管注入水中，使之凝結成硝酸纖維素纖維。聚合之後，他將這種纖維置於空氣中，繞在線筒上。某天夏爾多內到他位於貝桑松（Besancon）的法國工廠視察，恰好碰到本應用來聚合硝酸纖維素纖維的水突然停止供應。工人們這才發現無水紡絲比有水紡絲效果更好。也就是在這一天，極為重要的干法紡絲過程誕生，該技術在日後得到最廣泛的應用。

我從來沒有暗示說，實驗室里的東西終將產生令人始料未及的用途，或者只有最終的實際用途才是考量科學研究合理性的標準。我極力呼籲廢除「用途」的概念，呼籲人類精神的解放。誠然，某些無傷大雅的怪異想法可能會大行其道，寶貴的研究經費也有可能會被白白浪費掉。但比放縱和金錢遠遠重要的是，禁錮人類思想的鎖鏈得以被粉碎，思想探險獲得了自由。憑藉這份自由，哈爾、盧瑟福和愛因斯坦等科學家披荊斬棘、向著宇宙最深處不斷探尋，同時將緊鎖在原子內部無窮無盡的能量釋放了出來。盧瑟福、玻爾、密立根等科學家跟隨好奇心的驅使，了解原子構造，並從中釋放出足以改造人類生活的力量。但這些不可預知的最終實際用途並不會被當成是對盧瑟福、愛因斯坦、密立根、玻爾等科學巨匠所取得成就的肯定。教育工作者不可能主導這些或其他科學家的研究方向。我承認這些浪費看似驚人，但如果從其他角度來看，實際並非如此。與巴斯德、科赫、歐立希、西奧博爾德·史密斯（Theobald Smith）等科學家的研究成果所產生的巨大收益相比，發展細菌學耗費的人力物力簡直不值得一提。可是如果研究用途的顧慮潛入他們的頭腦，成果定難如此豐碩。這些科學家和細菌學家堪稱是偉大的藝術家，他們在實驗室里追隨與生俱來的好奇心，並散播著自由之精神。

在工程或法律學院中，實用性動機已佔據了必然的主導地位，對此我無意指手畫腳。相反的情形亦經常出現，工業界或實驗室所遭遇的實踐性難題激發了理論探索，這些探索不見得一定會為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但它們會打開全新的視野，無用是暫時的，因為這些新視野蘊含著實用和理論層面的未來成就。

隨著實用或理論知識迅速積累，以科學精神來解決實踐問題的可能性也在變大。加入這場角力的，不只有發明家，也有「純粹」的科學家。我之前提到的馬可尼是位發明家，他雖然為人類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實際上也只是「借鑒他人的腦力成果」而已。愛迪生亦可被歸為同一類。巴斯德卻不同。他是一位偉大的科學家；他不僅不排斥解決實際問題，例如法國葡萄藤的生長情況以及啤酒釀造中遇到的問題，而且還從這些實際問題的解決過程中精鍊出了影響深遠的理論成果。這些成果當時看似沒什麼用，但極有可能以某種難以預料的方式讓我們在以後受益。全憑好奇心驅使的歐立希，後來又把研究的焦點放在了梅毒研究上，並誓言不找出攻克的辦法不罷休，並最終發明了胂凡鈉明。班廷（Banting）發明了用於糖尿病治療的胰島素，邁諾特（Minot）和惠普爾（Whipple）發明了用於治療惡性貧血的動物肝浸膏。這些案例都屬於同一範疇，即發明者均為真正的科學人士，他們深知，大量「無用」的知識是由不在乎它們是否有用的人積累起來的，等到時機成熟，我們就可以通過科學的方式利用這些知識來解決實際問題。

顯而易見，我們須萬分謹慎地將一項科學發現完全歸功於某一個人。幾乎所有的發現都歷經了漫長且不確定的歷程。有人在這裡找到一點，另一個人在那邊發現一點。第三個人又成功地向前邁出一步，直至某個天才式的人物將前人的成果拼在一起，做出了決定性的貢獻。科學正如密西西比河，源自遙遠森林裡的一條小溪，其他溪流的匯入使它逐漸變成大川。可以說，這條奔騰咆哮、衝破堤壩的大河正是由無數源頭匯聚而成。

這個論點我難以窮盡討論，且允許我這樣去總結：近一兩百年間，專業學院在各自領域內做出的貢獻可能不在於培養出多少實用型的工程師、律師或醫生，而在於進行了大量看似無用的科學活動，儘管這些活動本身的初衷是追求完全實際的目標。從這些無用的科學活動中，我們獲得了許多發現，它們對人類思想和人類精神意義之重大，遠遠勝過這些學院建立之初力圖達成的實用成就。

科學與藝術

上述文字強調了——倘若需要強調——精神和學術自由的極端重要性。我提到了實驗科學，我提到了數學，而對於音樂、美術和各種不受束縛的人類精神的表達形式，我的觀點也同樣適用。只要人類靈魂因這些人類精神的表達形式得到凈化、提升並獲得滿足，它們的存在就有意義。它們的存在無需任何明確或暗含的實用性肯定，實用性是我們評判某個學院、大學或研究機構的存在價值時用到的標準。只要解放了一代代人的靈魂，這所機構就足以獲得肯定，無論從這裡走出的畢業生是否為人類知識做出過所謂「有用」的貢獻。一首詩、一部交響樂、一幅畫、一條數學公理、一個嶄新的科學事實，這些成就本身就是大學、學院和研究機構存在的意義。

我現在探討的話題是近日爭論的焦點。有些大國——尤其是德國和義大利——正忙著壓制人類精神之自由。大學被進行了重新整合，它們幾乎成為了某些人手中的工具，這些人信奉某種特殊的政治、經濟或種族教義。即便在所謂的民主國度中，也不時會蹦出個腦殘兒質疑真正學術自由的根本重要性。人類真正的敵人並非是無畏且不可靠的思想家，無論他的思想是對還是錯。真正的敵人是那些試圖為人類精神套上桎梏讓它不敢展翅飛翔的人，因為過去在義大利、德國以及英國、美國，人類精神都曾振翅翱翔過。

精神自由不是一個新話題。德國被拿破崙征服時，馮·洪堡（von Humboldt）正是在精神自由理念的鼓舞下，構想並建立了柏林大學。吉爾曼（Gilman）在它的感召下創立了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隨後美國各大院校都依據該校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自身改良。對於每一個珍視自己不朽靈魂的人來說，不管精神自由給他帶來過什麼，這都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然而，無論是在自然科學還是人文科學領域，對精神自由存在意義的論證，都遠遠超出了獨創性的範疇，因為它暗含了對於人類所有相異之處的包容。綜觀人類歷史，還有比依據種族或宗教來表達喜惡之情更愚蠢、更荒謬的事情嗎？人類需要交響樂、繪畫和深刻的科學真理還是需要基督教交響樂、基督教繪畫和基督教科學？或者是猶太教交響樂、猶太教繪畫和猶太教科學？又或者是伊斯蘭教徒、埃及人、日本人、中國人、美國人、德國人、俄國人、GCZY人士和保守主義人士對於人類靈魂無限深度的研究成果貢獻和表達？

對於缺乏相異包容之心而造成的最突出、最直接的結果，我覺得引用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的例子是最恰當不過了，該研究院是由路易斯·班伯格（Louis Bamberge）和姐姐菲利克斯·富爾德夫人（Mrs. Felix Fuld）於1930年在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建立的。選址普林斯頓部分是因為創始人對新澤西州的熱愛，但據我所知，另一部分原因則在於普林斯頓大學擁有一個水準甚高的小型研究生院，能夠靈活地開展最密切的合作關係。高等研究院欠普林斯頓大學的情，永世難還。到了1933年，高等研究院各崗位人員基本就位，開始運作。研究院成員都是名聲顯赫的美國學者，數學家中有維布倫（Veblen）、亞歷山大（Alexander）和莫爾斯（Morse）；人文研究學者有中梅里特（Meritt）、洛維（Lowe）和古德曼小姐（Miss Goldman）；公法學家和經濟學家中有斯圖爾特（Stewart）、里夫勒（Riefler）、沃倫（Warren）、厄爾（Earle）和米特拉尼（Mitrany）。另外，許多已在普林斯頓大學、普林斯頓圖書館和實驗室供職的學者和科學家，也加入了高等研究院的團隊。除此之外，希特勒也為該院「送」來不少科學家，如數學方面的愛因斯坦（Einstein）、韋爾（Weyl）、馮·諾依曼（von Neumann），人文學科方面的赫茨菲爾德（Herzfeld）、帕諾夫斯基（Panofsky），以及在過去六年間被這些學科巨頭形成的強大氣場吸引來的一批年輕人，得益於他們，美國學術研究水平日漸強大。

從組織角度看，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的組織結構極簡單，也極不正規。該院下設數學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所和經濟政治研究所。各所均配備一批固定的教授，其他成員一年調整一次。各所自行其是，所內研究人員各行其是。該院容納了來自二十二個國家、三十九個高等研究院的研究成員，分屬不同研究小組。他們享有與教授同等的自由度，既可與這位或那位教授合作，亦可做獨立研究，並在必要的時候諮詢相關同事。這裡沒有例行公事，教授、研究員、訪客之間不劃定界線。普林斯頓大學的學生、教授與高等研究院的研究員、教授自由往來，不分彼此。學術氛圍就是這樣培養出來的。這裡沒有教職員工會議，也沒有委員會。這裡的每一個人享受著益於思考和討論的環境。數學家專攻數學，人文科學家專攻人文科學，經濟學家專攻經濟學，政治學學生專攻政治學。行政工作的存在感和重要性被儘可能的弱化。腦中無物的人，無法專註思考的人，在高等研究院是撐不下去的。

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印章「真理與美」

（Truth and Beauty）

我且舉幾個例子來闡明上述觀點。

有一次，為了讓一位哈佛教授來普林斯頓，我們為他頒發了津貼。對方寫信問我：「我來這的職責是什麼？」

我回信說：「普林斯頓沒有職責，只有機會。」

還有一次，一位年輕有為的數學家在普林斯頓待了一年後，前來與我道別。臨走前，他說：「我猜你肯定想知道這一年對我意味著什麼。」

我老實回答說是。

他說：「數學正經歷迅猛發展，現階段的文獻資料太豐富了。我這個博士學位已經拿了十年之久，雖有過緊跟學科發展的時期，但現在覺得越來越吃力。在普林斯頓這一年，我覺得，窗帘拉開了，屋子亮堂了，窗子打開了。我正構思兩篇論文，不日即將動筆。」

「要寫多久？」我問他。

「五年，也可能十年。」

「然後呢？」

「重返普林斯頓。」

第三個例子就是前不久的事情。一位來自某西部大學的教授，去年十二月底來到普林斯頓，他原打算與普林斯頓大學的莫雷（Morey）教授合作，繼續展開一些研究。莫雷教授建議他去拜會一下高等研究所的帕諾夫斯基和斯瓦爾岑斯基（Swarzenski）。正因為這個提議，現在這位教授與三人均有合作。

他告訴我說：「我要在這待到明年十月。」

「這兒夏天很熱的。」我說。

「忙併快樂著，哪還顧得上熱。」

你看，自由帶來的不是死寂，而是過勞的危險。最近，有位英國研究員的妻子向我諮詢：

「在這裡大家是不是都工作到凌晨兩點？」

高等研究院連樓都沒有。眼下，數學家正在普林斯頓大學的法恩樓（Fine Hall）做客；人文科學家要麼做客普林斯頓大學的麥考密克廳（McCormick Hall），要麼散落於小鎮各處；經濟學家們佔據了普林斯頓酒店的一個套房。我本人則駐紮在拿騷街（Nassau Street）的一幢寫字樓里，與商店老闆、牙醫、律師和脊椎按摩師為鄰，樓里還有一批普林斯頓的學者，正在做一份地方政府調查和人口研究。正如吉爾曼教授六十年前在巴爾的摩說的那樣，房產乃是身外之物。只是我們懷念同事之間的親切來往，所以在創立者的捐資下，一幢名為富爾德廳（Fuld Hall）的大樓即將拔地而起。但這棟樓就是形式感的全部。高等研究院還會維持現有規模，堅持全體研究人員所推崇的輕鬆、安全、自由的氛圍，遠離組織與公事。我們與普林斯頓學者們的非正式交往也將繼續，我們還將不斷從各地邀請學者前來普林斯頓。我們已有來自哥本哈根的尼爾斯·玻爾（Niels Bohr），來自柏林的馮·勞厄（von Laue），來自羅馬的李維·奇維塔（Levi Civita），來自斯特拉斯堡的安德烈·韋爾（Andre Weil），來自劍橋的狄拉克（Dirac）和哈迪（G.H.Hardy），來自蘇黎世的泡利（Pauli），來自盧萬的勒梅特（Lemaitre），來自牛津的韋德-蓋瑞（Wade-Gery），以及來自哈佛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約翰霍普斯金大學、芝加哥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等其他學術機構的各位美國同仁。

不輕言允諾，但我們珍視希望。我們希望對於「無用」知識的不懈追求，在未來會有所回報，過去如此，將來亦如此。但我們從來沒有以此為由，來維護高等研究院存在的意義。高等研究院是學者的天堂。和詩人、音樂家一樣，學者們也應該順應自己的想法，才能竭盡所能，成就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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