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少些「精神貴族」，多些「貴族精神」

天涯微信號：tyzzz01

天有際，思無涯。

如今已經不是宣傳「高貴者最愚蠢」的年代了。看看我們的「街道」，處處在標榜著「高貴一族」；路邊，「貴族」、「富豪」、「帝王」等招牌林林總總；店內，「豪華」、「名貴」、「貴族氣派」等廣告詞比比皆是；貴族學校、貴族俱樂部之類的詞語在街談巷議之間伴隨著羨慕的目光……而我們的學界，也早已不是那種「打倒貴族」的法國大革命稱頌不已的時代。在「保守」取代「革命」而成為美德象徵的今天，大雅之堂上的文化偉人自然是詩禮名門、貴族之後，甚至鄉儒新修《村志》，也不忘標明此村系出貴胄，「實屬世家大族，殊感光榮」（見某縣新出之《上柏石村志》、《南湖村志》等）

只是，在那「革命」年代裡被撕得粉碎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到了「保守」的年代似乎也沒有多少人想起要撿回來？

然而，在如今滿是「高貴一族」的「街道」上，到底能有幾個真正的貴族呢？這樣講，並不是說我們今天還不夠富裕，尚未到炫富的誇貴之時——儘管這是大實話。

問題在於什麼是「貴族」？「貴族（aristocrats）」在古希臘語中是「最優秀的（aristos）」一詞的派生詞，意為賢人、大德。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都把貴族定義為道德高尚、情趣高雅和（最後才是）富裕尊貴的人；而對那些富裕尊貴但道德低下者，古希臘人並不稱之為貴族。而是稱之為寡頭（oligarchs）。

貴族是高貴的——因為他們是幸運者，他們沒有受到社會不公正的侵害。貴族的確是高貴的——因為他們心系不幸者，他們抗議並糾正社會不公。在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人看來，貴族與寡頭之別就在於：前者維護社會正義，而後者只謀一己私利。

社會不公的受害者要求公正，這是不奇怪的。但倘若一個社會裡只有不公正的受害者才要求公正，那就如同只有被偷竊者才反對盜竊、只有被殺害者才反對謀殺一樣，這個社會還可救藥嗎？從這個意義上講，社會之有「貴族」，有為不幸者吶喊的幸運者，實為社稷之福，兆民之慶。

古今中外，但凡尚有活力的社會都能看到這種情況：如俄國的十二月黨人，出身貴胄之家而甘為平等理想受苦赴難；如狄更斯筆下的查理·達奈與雨果筆下的朗特納克侯爵，政治態度截然相反但都對受苦百姓有深切的博愛之心；痛斥傳統的虛無主義者克魯泡特金公爵和珍愛傳統的保守主義者列·托爾斯泰伯爵，主張雖殊而對黑暗現實的抨擊如一，出身類同而道德文章的浩然正氣更似。在我國，清末出身官宦之家而為共和民主奮鬥、民國時出身富貴之門而投身工農革命者，更是史不絕書。這些先賢，無論其「主義」如何，都已超脫了既得利益的藩籬，表現了一種高貴的精神，也就是柏拉圖意義上的貴族精神，它是一個社會的精神脊樑，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華。

然而也有另一種情況：一些人以新貴自居，自詡高人一等而恥與齊民為伍，其主張卻只以既得利益為轉移：貧寒時便「激進」，一富貴即「保守」；當「知識分子」，便一味抱怨「腦體倒掛」(本文並非為「倒掛」辯護)，當城裡人，便只知阻止農民進城；被人整時呼天搶地，而整人之時聲色俱厲；有道是買者但怨價昂而賣者只嫌價低，股市裡暴賺一筆，便歡呼改革形勢一片大好，一旦被套，又發現舊體制不應全盤否定……這就是人們經常講的「精神貴族」，自以為高貴，實際卻很淺薄。

當然，對此應以平常心寬容視之。淺薄不是罪過，從既得利益出發也屬人之常情。要求人人具有貴族精神更無異於重演「道德凈化」的歷史悲劇。但是，不是貴族並不可恥，假充貴族卻至少有些可笑：令人想起那自以為與趙太爺同宗的阿Q。而阿Q「革命」成功之後會怎樣？那恐怕就不僅可笑而已了。一個正常社會裡阿Q有其存在的權利，但正常的社會裡不能只有阿Q，尤其在社會變革的時代——這樣的時代總會是利益格局調整的時代，是最需要公正的時代。即使不談什麼「人文精神」的大道理，僅從社會運作功能來說，一個只有被竊者才反對盜竊的社會必然是盜竊橫行的亂世。避免這類亂世自然首先要靠法治，但如果只有被竊者才關心立法，這法如何立得起來？因此至少在這個意.義上，少些「精神貴族」，多些貴族精神，在我們的社會中培養起一種超越既得利益，捍衛社會正義的高貴品質，應當是十分重要的。當然，貴族精神不等於貴族制度—一種賦予少數人以特權的、可惡的過時制度，但在中外歷史上，最早抨擊貴族(應當說是寡頭)制度的那些時代先覺者往往不正是貴族階層中人嗎？看來真正的「貴族精神」，倒是實現消滅貴族(寡頭)制度的鬥爭所不可缺少的呢。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