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李鴻章的合作與衝突

圖為曾國藩

曾國藩一生愛傳幫帶，提拔下屬不遺餘力，這也很容易造成一種難堪的局面：過去的部下一旦獨當一面，必然在餉源分配、兵力調撥等方面與曾國藩產生種種利益衝突。曾國藩和左宗棠、沈葆楨等人的衝突，都是在權位相侔之後開始的。這雖然是體制導致的必然，但如何處理這種衝突，可以看出每個人心性品格上的不同。

李鴻章獨當一面之後，曾李之間也不可避免地產生了這樣的矛盾。

李鴻章建立淮軍之初，曾國藩不但把曾國荃部中最能戰的大將程學啟、黃翼升借給他用，還特意把自己最能戰的兩營親兵送給他，作為「贈嫁之資」。李鴻章對曾國藩確實感激涕零，多次在信中表示「實感師門與沅丈厚賜」。他在致曾國藩函中，誇讚程學啟「勇略皆裕，戰守可靠，青浦非伊不能守亦不肯守，然援擊之師亦非程不可，其才實可統四五千人。」

然而時間一長，建功立業的雄心使他也試圖與曾國藩分庭抗禮。當曾國荃被圍於天京城下萬分危急之時，曾國藩調程學啟軍前去支援，李鴻章卻以種種借口拒不放人。曾國藩知道他立功心切，只好不了了之，只是在給左宗棠的信中隱諱地嘆息說：「吾弟未嘗不私怨阿兄，坐令彼得一人而強，此失一人而弱。是知喜雄駿而惡茸，重干莫而薄鉛刀，吾何異於人邪?」

圖為李鴻章

不久之後，曾李之間又發生了拒調黃翼升一事。黃翼升原屬湘軍水師系統，由曾國藩派遣配合淮軍作戰，李鴻章對其十分看重。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曾國藩因大局需要，調黃翼升由揚入淮，攻打周家口。李鴻章卻因為此時正處進攻蘇州的緊要關頭，拒不同意。他致函說：「昨聞吾師檄調過淮，鴻章豈敢違令，惟官紳士庶、大小將領相顧愕眙，似於東南全局大有關礙。……鴻章與昌岐統帶此軍，四載以來，歡洽無問。昌岐每言，從此常願合夥，不願分離，真死生患難之交。」

對此，曾國藩表示不能同意：「滬甘而淮苦，人人皆知，質堂之不願赴淮，與昌歧同。」為調黃翼升部一事，曾國藩十三次與他來往函商，均為李鴻章所拒絕。曾國藩忍無可忍，以「參辦」為威脅，「昌歧此次再不應調，實不能不參辦。」李鴻章仍不為所動。曾國藩終於無計可施，只好作罷。

兩次索將之爭，都以曾國藩的退讓結束。這反映了曾國藩的一貫風格：他在與人交往之中，習慣採取守勢，不到迫不得已，不會選擇決裂。這也是他始終能團結眾人，使湘軍集團整體上形成合力的重要原因。

如果說忘恩負義，此時的李鴻章似乎算得上榜上有名了。但是與沈葆楨左宗棠不同的是，李鴻章意見雖堅，絕大多數時候表面上卻總是「吾師」不離口，反覆擺困難，講形勢，低聲下氣，一面頂撞著曾國藩，一面卻又說什麼「吾師海量盛德，求勿以此纖芥，致傷天和」。這高帽子一戴，讓曾國藩沒有脾氣，只好高姿態地放他一馬。李鴻章的情商，實在高出沈左十倍以上。

所謂合作，就意味著妥協。而妥協不可能總是單方面的，李鴻章在與曾國藩的合作中，也不全是得利一方。在關鍵時刻，他也能作出重大犧牲。比如曾李的軍餉之爭。

曾國藩派李鴻章到上海，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獲得上海豐厚的餉源。因此李鴻章剛剛抵滬，曾國藩就提出：「上海所出之餉，先盡滬軍，其次則解濟鎮江，又次乃及敝處。」然而李鴻章為了發展自己的勢力，供給曾國藩軍餉遠比預期的少，曾國藩不得不在信中這樣諷喻李鴻章：「女富則肥及外家，葉盛則糞及本根。……則安慶乃公之外家，而廬、巢（木分）社實公之本根也。」

李鴻章能深體曾國藩的難處。收到曾的信件後，他決定竭盡全力先滿足曾國藩的要求。同治二年三月間，因曾國荃部缺糧，曾國藩要求李鴻章想辦法提供八萬兩白銀。李鴻章在淮軍已經出征蘇南、餉項同樣緊張的情況下，仍在一個月左右湊足六萬兩及時送去，使曾國藩發出「枯旱得雨，眾苗勃興，感荷何極」的感謝之辭。知道退步，顧全大局，這是李與沈左的最大不同。當然，在克服困難全力支持的同時，李鴻章也難免「意甚不平」，以致在寫給曾國荃的書信中「牢騷滿紙」：

外人謂鴻章為富室大戶，若身臨其境，亦可瞭然穎。自夏以來，因餉巨難繼，晝夜焦躁，右耳聾鳴一月余，非我公孰知鴻章心境者：情急出走，四路衝突，野性頓發，夜夢浮槎巢湖，樵漁之樂，東門黃犬，其可得乎。」

然而牢騷歸牢騷，在供餉問題上，曾國藩對李鴻章總體上一直是滿意的。與同是曾國藩一手薦拔的江西巡撫沈葆楨，此時正在與曾氏爭餉鬧訟並導致二人最終絕交的情形相比，李鴻章顯得更為顧全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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