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學的道德之維/蔡毅

最新 08-29

在重建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體系時，道德之維、道德重建是不能不強調，重要而關鍵的一環。任何價值系統都必須建基於一定的道德倫理之上，具有明確的道德指向、理想追求和倫理關懷。這一是由於文學是一種公共享用的精神產品，它面對無數讀者和廣大人群，傳播發散的是有益抑或有害的思想情感，關係重大，決非小事。二、道德既是人生價值的重要支點，也是文學作品生命攸關的結穴點，一部作品的生死榮枯、沉浮升降，與作品蘊含的道德觀念意趣息息相關，直接通連。三是在當前，由於社會精神生態惡化，道德失范、「人心浮躁」、「物慾橫流」，假冒偽劣滿天飛，尤其需要文學抗逆流，擊濁浪，傳正氣，播美德，擔當懲惡揚善的主力軍。

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產品，除了向人們提供認識、教育和娛樂消遣的功用外，更負有對人的生存狀態進行監督、關注、倡導與引領的深刻道德責任，包括終極關懷的責任。錢穆先生說：中華文化「乃一種人本位之人文化，亦可稱人倫化，乃一種富於生命性之文化。」【1】這種文化「乃一人生之藝術化，道義化」【2】。馮友蘭先生更是把中國文化稱為與西方「智」性文化不同的「德」性文化，認為「尚德」是中華文化發展的原點與核心，是中國文化永恆的母題。它自古便提倡人要追求神聖，做不朽之道德文章。「神」說的是人之能耐本領，「聖」說的是人之內在德行；「道德文章」，說的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3】，即符合道德仁義要求的文章。志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為文。考察中國文學史，杜甫是因寫詩而被稱為「詩聖」的一個傑出代表，「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他的詩作憂國憂民，浸透著深厚的歷史精神，體現著高度的思想境界，具有豐富的情感、道德意蘊，而被稱為「詩史」，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崇高而不可替代的地位，可視為「道德文章」之典範。中國文化特彆強調「厚德載物」，亦是認為在人與作品的背後，是道德的力量在支撐承載，德厚才能載物，德薄或缺德是根本無法載物的。

文學之所以被稱作「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乃是由於文學承擔著傳播正義、傳承道德、傳遞有益於世道人心的正能量，因而也就肩負著確立價值、建設價值和傳播價值之重任。自古及今，文之道大矣！尤其是在物質生活日漸豐富的當今，人們必然會隨著物質需求的滿足而開始更多地關注精神需求，關注價值與正能量。價值與正能量從何而來？從現實生活，從日常工作，從文學藝術，從傳統文化和思想理論中都可以去開掘價值，獲取能量。其中最重要的又是直接從生活、工作和學習中發現真善美，挖掘真善美。因為真善美是積極的，能給每個人溫暖、鼓舞和力量；真善美是一種超越性的情感，它升華出來的超越俗世利害的力量是一種益智益人的力量；真善美是有價值的，能讓人心明眼亮，正義凜然心花怒放。因此發現和擁有真善美是幸運的，因為它能增進人生的意義和幸福。著名作家遲子建在近期寫的長篇小說《群山之巔》後記結尾詩中寫道：「如果心靈能生出彩虹，/我願它縛住魑魅魍魎；/如果心靈能生出泉水，我願它熄滅每一團邪惡之火，/如果心靈能生出歌聲，/我願它飛越萬水千山！」這詩意的訴求多美！她表達的就是對真善美的渴求，對價值、道德和正能量的熱愛與追求。

文學所具有的公共性，決定了它與道德倫理雖然可以走得或近或遠，保持一種親密或疏遠的關係，但歸根結底，文學是無法與道德倫理疏離分手，而需要道德倫理為其奠基、培根、加溫、添彩，助其生根發芽長成參天大樹的。因為，在意義與價值的世界，道德是基石，它治心養氣，為靈魂奠基，能給內心打好光明的底座。愛、善良、同情、寬恕與一切德行，則是這基石的主要成分，它們如明燈，能矯正前行的方向，提高生活的質量，增加生命光芒。因此文學與道德聯姻結盟，乃是天造地設的珠聯璧合，有百利而無一弊。而假若兩者反目分離，一定會玉石俱焚兩敗俱傷。

對於文學來說，道德倫理就是文學所反映和表現的一種理想信念、精神境界、內在支柱和內心力量，而不是任何外在加諸於它的東西。高貴的古希臘詩人品達說：「一個人最應該描寫的是那些美和善的東西」。托爾斯泰說：「藝術作品中主要的東西是作者的靈魂……」博爾赫斯也認為：「小說是高尚的遊戲」。只有嚴肅而又真誠地投入，才能真正體悟到遊戲背後所孕育的高尚。創作活動是滲透著強烈道德情感的藝術活動，它自然不能由單一的道德意志活動來喧賓奪主。作家是在生活實踐中體驗真實的人生，是從生活中汲取道德激情，以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在道德信條的支配下進行創作，傳達抽象的社會真理。作家沒必要在作品中直接站出來表態，就像上帝不該在自然里露面一樣。因為道德判詞固然義正詞嚴，能滿足人們的某種道德需求，卻無法滿足人們更多複雜微妙的精神需求。文學給予人的，除了善惡分辨、是非曲直、美醜取捨等教益外，還有光怪陸離、奇聞軼事、曲徑通幽之類更多的驚異驚嘆，有愉情悅性的消遣娛樂、審美快感、人生百態和風情萬種，因之強調文學關注重視道德，不是讓其陷入狹隘，而是為了讓其通往更加豐富闊大、斑斕多彩的大千世界。

如果說一個沒有了道德底線的社會會墮落為一個叢林社會，社會混亂無序，人與人失卻信任，他人成為狼或地獄的說法將成為現實，那麼文學若無德或缺德，作家詩人都不顧一切去追名逐利，對享樂貪得無厭，與腐敗的社會同流合污，泯滅良知，放棄責任，文學也定會百病叢生，墮入萬劫不復之深淵。

文學創作雖是一個人天馬行空的想像馳奔，盡情快意的虛構描述，卻無不關乎著自己和他人之精神靈魂，白紙黑字、墨跡心跡能不慎乎？比如是非對錯態度應明朗，而不能含糊；價值立場應堅定不移而不能模稜兩可游移不定。不能做東搖西擺的牆上蘆葦，稀里糊塗的老好人。態度比技巧重要，立場比言辭重要。因為文學是清潔的事業，寫作是靈魂的呈現，道德是維繫文學與文明大廈的底線，如果沒有了它，文學的根基和文明的大廈就可能會轟然倒塌。

因此，強化寫作倫理，加強文學的道德追求，既是天經地義理直氣壯的事，也是發展和壯大當今文學必須的措施，為的是運用一切方法將文學導向善良、勇敢、崇高與神聖、偉大之境。因為誰都知道，在靈魂卑污的人心中是無法看到純潔的東西的，在不真誠人的口中，也不可能聽到真誠的信息，任何人都不願意去聽信一個缺德無恥的人向我們宣講人生奧義、道德箴言。同樣，沒有良好的人品，沒有高度的道德理性水平和純潔的創作動機，是不可能有任何好作品問世的。美好的東西只會出自美好的心靈，卑劣的行徑只會出自卑劣的心性，這是一點也用不著懷疑的真理。

為此，首先要確立創作者必備的道德實踐主體意識。先要從內心深處確立明確的道德意識，比如為文要重視真情實感，說真話，抒真情，不虛偽，不造假。不能違背道德良心去胡編亂寫。吹牛撒謊會玷污文學，毀掉它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只有自覺地把持好這些最基本的道德倫理意識，一切言論書寫都做到問心無愧，上不愧天，下不愧地，中不愧人，文學價值的重建、思想維度的重建才不會迷失方向。放眼當今文壇，不少作家媚俗阿世，什麼賺錢就寫什麼，寫出的東西連自己的孩子都不敢讓他們讀；很多作品為了錢為了利，只考慮版稅、碼洋，而放棄了應有的思想追求與道德操守；一些人不寫愛情寫情慾，不寫智謀寫陰謀，不寫心靈寫器官，不寫美好寫醜惡，製造大量的文字垃圾敗壞空氣，毒害人心，污染我們的生態環境。如欲從源頭上來堵截根治，就需要像孟子強調的，要成為君子，「先立乎其大者」，從破迷開悟，修心養德，培養德商，確立安身立命的人生態度，也就是建立益人益世的道德實踐主體做起。建立這種主體意識並不意味著文學的道德化，它只是確立了一種寫作的倫理，即規定創作永遠不能逾越道德底線，不能唆人作惡，不能無恥無良，違背社會的公序良俗。創作應在堅守藝術人格本身的力量、品質和尊嚴的同時，助人向上向善，用道德倫理構築堅固的社會文明屏障。必須明白，是依據利益考量來寫作，還是按照良知良心寫作，這是根本不同的兩條路，一條通往毀滅，一條通向光明。何去何從，對於每一個作家藝術家是永久的考驗。

其次是堅持創作有益於世道人心的作品，用良知來推動全社會的「人心建設工程」。這應當成為一切有良知的作家藝術家共同崇奉的一條鐵律。良知與人們通常愛說的良心，基本就是一回事。柏格森曾說：「良知作為思維和意志的共同源泉就是一種社會感。」它是由人的全部生活體驗和知識決定的一種態度反映。強調良知良心，為的就是要讓一切文藝創作從利己利人出發，有益於天下，有益於世道人心，「從心所欲不逾矩」。托爾斯泰曾說過：「只有當你有好的新的東西要說的時候，只有當那些東西對人們有益，對千百萬勞動人民有益的時候，你才可以動手寫作。」【4】因為寫作於人世生活有益的文學，才會使文學創作這一工作變得嚴肅、崇高，充滿正義的道德力量。因為有益，文學才有資格讓人熱愛，得到時代和民眾的認可和尊敬。因為有益有用，能推動社會和文明的進步，因此能成為這個世界上最壯麗事業的一種。

在當前人心渙散，道德崩潰之際，文學應積极參与「人心建設工程」，用各種藝術手段努力去喚醒世人的良知，提高人們的道德品質，防止因過分的索取而導致自我毀滅，獻身於追尋理想、信仰和美德的行動之中。文學之職責，除了對人生和對人的內心世界進行探索外，更重要的是通過宣揚真善美，一點一滴地滋養、培育現代人的心靈。用自己的作品澆灌人類道德匱乏的枯樹，復甦人類靈魂深處的希望、理想與信仰，不斷推動人類精神文明和道德素質的建設。比如強化中國文化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之類將心比心，與人為善的道德訓誡，幫助作家克制私慾，走上助人為樂之途。秉持這類價值觀，有助於凈化世風，挽救人心，扭轉一部分人病態的價值觀，去從事有益於國家、社會、人心的建設。具體到寫作方面，不僅要求端正寫作態度，也體現在對寫作內容的謹慎選取上。拋棄各種利益考慮，用心去寫對生活的真實感悟，去追求純粹的寫作，而不去敷衍瞎編。作家王手說：「有生活不一定有優勢，就看我們怎樣去解構生活，來建立自己的文學。生活中有很多殘酷的東西、晦澀的東西、醜陋的東西，那是我一直在極力迴避的。我以前告誡自己，要以溫暖之心寫身邊的善良，現在我覺得還不夠，還應該支持以友愛和善待的情懷，這也是我在寫作過程中需要加緊修鍊的。」【5】這就需要正意誠心、治心養性，堅守靈魂與品質的培養。

與沒有任何理想和道德感支撐的墮落文學相比，有益於人世的文學作為一種嚴肅智慧的勞動創造，它具有說真話，求真相，求真義的品性。班固評價司馬遷的《史記》是「其言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謂之實錄。」【6】這可作為一切文學創作必須堅守的一個基本原則。此外，還得具有同情弱者和底層民眾的博愛精神和泛愛情懷。這些是最起碼的寫作倫理與美學道德。文學用講真話，道真情，求理求義的方式告訴人們世界的真相、生活的真義、生命的真諦，通過撫慰心靈的方式消除現代人心頭的浮躁和不安，用一顆善良的心陪伴我們，用一雙溫柔的手引領我們行走。這樣的文學既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永遠是靈魂和精神的營養品。

再次，道德情懷是決定文學作品格調、品味、境界和等級座次的重要依據。因為追求高貴神聖的品質，對於提高作品的價值至關緊要。

任何文學作品，在考慮它的等級地位、座次排序時，比的是其內中包含的價值內容：情感思想含量、心靈掘示深度、道德標高和情趣意味意境，比開啟心智，予人知識和教益，溫暖並照亮人心，而不是比污穢，比怪誕，比荒謬，比聳人聽聞。因為所有的創造，不光要靠獨特生活的經歷體驗、寂寞艱辛的構思營造、別出心裁的語言描述和技巧展示，最根本的還要靠創作者遠超常人的孤傲靈魂和高潔心性，它們才是最具感染力，最閃亮發光與最攝人心魄的部分。

誰都知道，中國藝術乃「一種人生藝術，即情意藝術」【7】。文生於情，出自肺腑肝膽。白居易說：「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8】簡單說就是詩與文學，感情是其根本，語言乃其苗葉，聲音如花朵，思想是果實。因此它哪能不涉「道」，怎能不關「德」？莫以為道德只是一套冰冷僵硬的說教，道德也可以是一種魅力，一種高貴的求索，一種有益的幽情妙趣。古今中外所有流傳不朽的作品，無不是以其深蘊的思想意義和道德情感打動人心，予人智慧和力量。內蘊深厚高貴，作品才能感人至深；內蘊淺薄鄙陋，作品必然遭人唾棄。如果說任何一部文學作品都像人一樣有個魂魄，那麼這魂魄是普通、平庸，還是淺陋、惡劣，抑或是高貴、聖潔，就是至關緊要，高於一切勝過一切的。靈魂之高貴聖潔，除了因它的德行德性崇高、神聖、純潔，有生命情意之深貫而流露，還能有任何其它別的解釋嗎？眾所周知的敦煌莫高窟之所以取這樣一個名，即取「功德無量，莫高於此」之意，因之任何一個人或任何一部文學藝術作品，若要達到「莫高於此」的地步，靠的就是「功德無量」，用自己的勞作、心血和德行去奉獻人世，造福蒼生，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

神存高貴，始輕黃金。靈魂高貴，始超凡俗。道德是澆灌心靈成長的清泉，是滋潤文學成長的雨露陽光。因此我們在提倡有益的寫作之上，更要提倡高貴神聖的寫作。因為有益的寫作是有用的，高貴神聖的寫作則是幫助人們走向優雅與溫厚、高貴與偉大的，它才是文學追求的遠大目標和更高境界。高貴是大善，是一種精神內質——道德高標和氣韻神采，它引導我們追求高尚的行為、高尚的生活，使人變得更好，更善良，更高貴。與之相對的則是卑俗、陰險、下賤等。曾有哲人這樣說，最美的花需要最清澈乾淨的水澆灌，最動聽的故事也需要最純潔的感情去編織。我想加上一句話，那就是最傑出的文學作品需要具有高尚品質的人去敘說。表裡一致，內外配合，營造迷人的精神感動，才能達到最佳效果。如果說，有益的寫作，尤其是高貴神聖的寫作是助人上天的，是快樂，是高峰體驗、靈魂升華的高級快感、美感；那麼害人的寫作則是送人入地獄，是放縱，是偷偷摸摸做賊心虛，靈魂下墜的墮落感、犯罪感。僅此一區別，也能告訴我們人生與文學該怎麼進行選擇。

高貴神聖的寫作，是良心與正義、德行與善良的展現，它大道通天，厚德載物，以捍衛人類自由為己任，依靠道德的力量，既充當公眾的良心、社會和時代的代言人，也不忘做底層窮人的辯護者，對小人物充滿同情、關懷、熱愛甚至敬意。同時又對邪惡、不義、欺詐和奴役發動持續的抗擊，有力地抵禦「財日進而德日損，物日厚而德日薄」之世風。

高貴神聖的寫作，是愛、夢幻與現實的結合，愛是母液，潤澤萬物，夢幻與現實是寧馨兒，共同孕育出一切不可思議，前所未有之新生兒。愛博大無邊，夢幻改造一切，它們撫慰心靈，給人希望，與現實結合後能發揮出無限的潛能，去改造人性，改善人生，把人類生活提高到至善至美的境界。

高貴神聖的寫作，致力於人格的提升和精神的超越，讓人在藝術凈化中，心靈也得以深化，使人在超脫的胸襟里體味世界之廣大，宇宙之無限。文學雖不怎麼起眼，但它能表達人類的崇高理想。文學的功能自然非常有限，但它能勇敢去捍衛人類的精神健康。文學文字雖虛玄，但它能讓人保持清醒的頭腦，看到物質力量之外巨大的精神力量，看到人生的全部意義。這便是文學獨特的價值所在。已故作家史鐵生就是高貴神聖寫作的一個最好代表。他天性善良、心地高貴，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悲憫的情懷，因此寫出的作品提升了當代中國文學的精神高度，用生命之光照亮了人們的心靈，幫助我們認真思考生命的意義和生活的美好。青年作家鬼金就說過：他「可以憑藉語言和思考的魔力，獲得心靈和思想的自由……文學給了我突圍的方向和可能。我在文字的詩意世界裡尋找、思考、自救。每個人的生活，既可以向靈魂更高處探索，也可以回到地面。我選擇了在有限的空間中，向內無限地尋找，始終以詩人的眼光注視生活……對我而言，寫作是引領我上升的女神，寫作能救我於囚籠，寫作可以讓處於鋼鐵世界中的我柔軟，可以讓處於囚籠狀態中的我獲得肉身和靈魂的解放。」【9】依靠虛構和想像的文學，能讓人獲得心靈和思想的自由，肉身和靈魂的解放，這何其可貴，何其偉大！

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這種矢志追求道義、真理的精神，一聽就讓人激情澎湃，感動震撼。古往今來，中華民族的歷史上曾產生過多少殺生成仁、捨生取義的聖賢豪傑，他們為了捍衛真理，維護人的尊嚴和民族大義寧死不屈，前赴後繼，令人景仰。假如沒有對道義的堅信、對百姓和民族的忠肝義膽、仁愛之心，是決不可能有這種獻身精神的。俄羅斯傑出的電影導演塔可夫斯基將藝術視為信仰，他認為藝術創造不是自我表達或自我實現，而是以自我犧牲創生另一種現實，一種精神性的存在，藝術家應當承擔近似上帝的使命。他曾坦率地寫道：「人哪怕只背叛自己的原則一次，他與生命的聯繫就不再純粹。欺騙自己，便是放棄一切，放棄自己的電影，放棄自己的人生。」【10】他以決不妥協的姿態講述了藝術家的情操和美學觀：「藝術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影響靈魂，重塑它的精神結構，耕耘它的性靈，使其有能力去惡向善。」【11】其墓志銘上刻寫著：「獻給見過天使的人」。1911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比利時作家梅特林克說：「通過愛、善、樂的德行，生命才歡樂而安逸。」【12】作家梁曉聲說：「作家最應該做、最應該做好的，就是關注人物的心靈，展現內心世界，重新喚起真善美。」他還說，「作家用道德的尺度看待社會。我的一些作品是把自己心裡最溫馨的那部分寫出來獻給讀者。」【13】他們的話語句句如金，都在引導人們重道親仁、崇德敬善，引導人心向著崇高的倫理道德和永恆正義邁進。一個人只有在見識過最美好的東西，看透了小我的狹隘與無常以後，斬斷各種私心雜念，才能義無反顧地走向雖極其危險艱難，但卻通往更光明遠大的正義之途，也才能永遠也不為卑鄙的慾望寫作，只為永恆的高貴的生命而寫作。

說來說去，一切崇尚和追隨道德，嘲弄和拋棄道德，捍衛道德或踐踏道德的主張行為，都不過是一種出自內心的價值選擇。每個人的志向情趣、信仰原則與好惡傾向是大不一樣的，誰也無法強求別人向自己靠攏。但如果文學無關人的痛癢，不能啟迪人的思想，不能陶冶情操，震撼人的靈魂，那誰還要它，它還有存在的價值嗎？我們之所以倡導從事有益於人的寫作，高貴神聖的寫作，就是想在崇高道德理想的指引下，進行更有價值意義的創造創作。詩人沈澤宜有詩云：「今夜，請一起守護這盞燈/讓我們用生命的油膏供養它/只要這盞燈亮著/世界就不會由黑暗看管/我們應該捫心自問，是否一生都守護心中的這盞燈呢！」【14】這問題提得好，守護心中的道德明燈，需要不斷加強修身養性，勵學敦行，在艱難困苦的創造中去冶煉自己的意志，升華人格，涵養浩然正氣，盪去塵世濁物，壯大自己的靈魂。這既是每個人畢生神聖的職責義務，也是文學價值建構的一項重要工作。要完成這項工作，便需要我們高舉崇美善德的大旗，抨擊貪嗔痴等失德缺德行為，開展一場「反無恥之戰」，為提升文學與人生的境界，重構人類美好的精神家園而不懈努力。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2014年度西部項目（14XZW044）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1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6月出版。

【2】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82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6月出版。

【2】孔子：《論語·述而》。

【4】《列夫·托爾斯泰論創作》，灕江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

【5】王手：《發現自己的文學》，見2014年12月19日《文藝報》。

【6】漢·班固：《漢書·司馬遷傳》。

【7】錢穆：《現代中國學術論衡》第117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6月出版。

【8】唐·白居易《與元九書》。

【9】鬼金：《寫作的吊車司機》，見2015年第6期《作家通訊》第89頁。

【10】【法】安托萬·德·貝克：《安德列·塔可夫斯基》，譯者方爾平，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0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