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一些正誤：向張五常教授請教

序言

著名經濟學家張五常教授在上海交通大學凱原法學院所做演講『新制度經濟學的來龍去脈』 ，原載《交大法學》2015年第3期，於今年8月16日重刊於《中評周刊》第28期。筆者細讀之後，一方面欣賞其敘述生動深入，敢於數落許多諾獎大師的『錯誤』；一方面對其幾個論點摸不著頭腦，想許多其他讀者，也有同感，特此向張教授請教，希望《中評周刊》能夠得到張教授的解釋文章。

筆者幾十年前讀了張教授的《買橘者言》與《中國的前途》，就大大欣賞張教授的文章，自嘆不如，並寫信給中國總理，建議他們向張教授請教。去年讀了張教授的《多情應笑我》，也覺得很興趣，比《紅樓夢》好很多（對我）。因此，本文純粹是探討真理，不是人身攻擊。張教授這篇文章，也不缺興趣與洞見，但由於是請教，本文著重於筆者認為須要商榷的地方。

筆者在《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也討論諾獎得主的錯誤觀點（包括下文提到的科斯的錯誤），但都是很明顯的失誤，可以說沒有爭議性。下文討論的幾個『錯誤』，向張教授與讀者討教。

第一，先說一個接近筆誤式的小失誤。張教授說1961-2年的啟動新制度經濟學的『三篇文章的作者【科斯、斯蒂格勒與阿籮】後來都因此【談交易費用的重要】拿了諾貝爾獎』(p.36;根據《中評周刊》)。顯然的，阿籮的諾獎，不是因為談交易費用，而是全局均衡與社會選擇，他的諾獎演講並沒有提起那篇1962年的文章。

第二，關於捆綁銷售，例如IBM要求買或租用其電腦的客戶，也必須用其卡紙（舊時電腦用的），而其卡紙比較貴。戴維德（Aaron Director）對捆綁銷售的解釋是價格歧視（price discrimination）,使IBM能夠對用電腦比較多的客戶多收費。張教授的解釋是卡紙比較貴的捆綁銷售是IBM給客戶提供免費維修的收費。筆者認為這兩種解釋都合理，都可能有些實際作用。不過，張教授認為『價格分歧[歧視]是錯的。為什麼錯呢？比如說你買一個蘋果，一塊錢。我買個蘋果，也是一塊錢。你吃了五口，把剩下的蘋果給扔了。我吃了十口，才扔。那我每一口的價錢，就等於你的一半。那你付的價格不是貴了我一倍嗎？如果這樣算的話，價格分歧到處都是。』（p.39）. 這個對戴維德的批評，令人完全摸不到頭腦。你給同樣的錢，你自己吃幾口，吃不吃，是你自己的事，哪裡能夠說商家對你價格歧視？

第三，關於公海產權的討論，張教授說，『假如全世界農地都給了我張五常，我一定租出去給不同的農民耕種。那些農民種的東西一定在競爭價格下銷售。雖然所有的地是我的，但是農產品價格依舊是競爭價格』 （p.42）。農民之間雖然有競爭，但如果所有農地都由一個人擁有，則他肯定能夠提高其租金，其總租金會比農地分散擁有的情形高很多。因此，包括這比較高的租金的農產品價格，也會高很多，而不是同樣的競爭價格。

第四，張教授說，『斯蒂格勒那篇關於信息費用的文章，邏輯上有錯。他說因為同樣的物品，而市價不同，所以大家就去尋價到處講價，市場里同樣的物品的確有價格分歧。他錯在哪裡呢？市價有差別，不錯。但這個差別是大家搜尋價格的結果，不是搜尋的原因。他因果倒置，所以錯了』（p.36）。如果價格有不同，人們有尋價講價的動機，這也能夠減少價格分歧的程度。相反的，如果價格一律，人們就沒有尋價講價的動機。因此，筆者看不出為何斯蒂格勒因果倒置？應該是張教授自己因果倒置。

第五，張教授說，『科斯錯得最厲害。他在《社會成本問題》中說，假如清楚地界定了權利，而又假如交易費用是零，市場就會有效地處理外部性問題，有效地配置資源。這是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科斯錯在什麼地方呢？科斯說，如果交易費用為零，市場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交易費用真是零，根本不會有市場存在。』（p.36）。

）。這顯然包括信息、各種安排、監察等費用都是零，不是單單交易的費用為零。

張教授認為『廣義上，交易費用是魯賓遜的一人世界不可能有的費用。這定義是我在一九六九年提出來的』。一人世界沒有交易，因而沒有交易費用，這沒有錯。然而，一人世界沒有，而多人世界才有的費用，卻未必都是交易費用。防止他人盜竊、傷害等費用，在一人世界也沒有，但這是防衛的費用，不是交易的費用。

科斯那篇值得半個諾獎的文章也真有個重大錯誤，但不是張教授說的。這個真正的錯誤，我不久前（8月18日）在《聯合早報》談朝鮮問題時也有提到，有如下文。

科斯文章真正的謬誤

張教授於１９９０年７月，在科斯教授（Ronald Coase）獲得諾獎之前，寫過＜我所知道的科斯＞一文，重新刊登在2013年底追憶科斯會出版的手冊《追憶科斯》。在此文的第４頁，張教授敘述了一個在１９６０年春天，包括好幾位後來的諾獎得主與其他非常有名的經濟學家的『經濟學歷史上最有名的辯論聚會』：

「科斯問：『假若一家工廠，因生產而污染了鄰居，政府應不應該對工廠加以約束，以抽稅或其他辦法使工廠減少污染呢？』所有在座的人都同意政府要干預 ― 正如今天香港的環保言論一樣。但科斯說：『錯了！』跟著來的爭論長達三個小時，結果是科斯屹立不倒。」 （手冊第２７頁）。「科斯反對政府干預污染勝了一仗」 （手冊第２８頁）。張五常教授關於上述辯論的敘述，也由諾獎得主George Stigler 1985年的回憶文章所印證，可靠性沒有問題。

科斯的觀點發表於1960年的Journal of Law & Economics。此文曾經很多年成為被引用最多的經濟學文章，也是科斯的最主要兩篇文章之一，可說值得半個諾獎。此文雖然也論述了一些正確與重要的觀點，包括污染的兩面性與科斯定理，但此文最主要的論點(批判庇古A.C.Pigou對污染徵稅的建議)，也就是上述三小時辯論的內容，卻是基於『全有或全無』的錯誤，忽略中間情形。然而，在場的其他20名經濟學者，包括後來好幾位諾獎得主，卻在辯論後全部支持科斯，從原來的20對1票反對科斯，變成21對0票支持。

科斯不用數學，也不用圖形分析，只比較完全自由污染（全有）與完全禁止污染（全無）的兩個極端情形。給定這個只考慮這兩個極端的比較，科斯用合理的數字，有說服力地論證，可能自由污染比禁止污染好，或反過來，不能一概而論，必須看具體情況。科斯的這個結論，用來批評要求完全禁止污染的極端環保主義者，是成立的。然而，科斯卻用它來批判對污染徵收庇古稅，這是錯誤的。

庇古以及包括筆者在內的絕大多數經濟學者，並不建議完全禁止污染，因為這可能使生產幾乎完全停頓，可能得不償失；而是根據單位污染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對污染徵收污染稅。這並不會使污染減少到零的極端，而是使污染減少到其邊際利益（對污染者）與邊際成本（對社會）相等的社會最優點。

由於科斯只比較全有與全無的兩個極端，使他忽視了一個重要的不對稱性。在自由污染的情形，最後一個單位的污染量，對污染者而言，其邊際利益是無窮小的，而其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卻是好大的。這個不對稱性使能夠減少污染的庇古稅是有利的。如果只比較完全自由污染與完全禁止污染，污染的利益與危害大致是對稱的。由於科斯只做這個全有或全無的比較，使他以及其支持者忽視上述不對稱性，而得出反對對污染徵稅的錯誤結論。（詳見在European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7的拙文，或拙作《從諾獎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經濟學謬誤》，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英文版CommonMistakes in Economics 可以免費下載；open access.）

科斯的錯誤，一方面是方法論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芝加哥學派過分強調市場的功能，反對政府干預。市場能夠有效運行的地方，讓市場工作，這是對的。然而，污染或環保問題，單單市場本身是不能有效處理的，必須政府的輔助，甚至世界各國合作來進行。

科斯與張五常反對對污染徵稅的錯誤觀點，在中國到近年都有很大的影響，其支持者包括著名的北大張維迎教授。筆者以前在中國建議對汽車與汽油徵收污染與堵塞稅，就曾經被批評為忽視了科斯對庇古的批判。因此認識這個『全有或全無』的錯誤，是很重要的。

作者黃有光 （Yew-Kwang Ng）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經濟系溫思敏講座教授。文章首刊於《中評周刊》2017年8月23日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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