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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與皖南事變的發生(二)

微信版099期

蔣介石與皖南事變的發生

蔡長雁

(三)、《中央提示案》的出籠——蔣介石對中共組織及其軍隊的政治解決辦法從戰術層面上升到戰略層面

1、作為戰略提出的《中央提示案》

華中地區局部剿共失敗後,國民黨高層就如何根本解決國共摩擦問題逐漸達成共識:即國共兩黨通過談判分區劃界,具體內容就是國民黨方面提出的《中央提示案》,其要點有四:一、限區,即將華中的新四軍全部調赴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地區,並加入第十八集團軍戰鬥序列。二、限編,即將「新四軍編為兩個師。」「師之編製為整理師兩旅四團制」。三、取消民眾武裝。第十八集團軍和新四軍「不得變更名義留置部隊或武器彈藥於原地,更不得借抗日民眾力量為掩護,秘密武裝,在原地活動」。四、取消中共政權。「冀察兩省主席,由中央遴選任命。」 這是國民黨方面從政治上解決中共及其軍隊問題的一個全局性的戰略性的方案,與此相較,蔣介石此前的各種辦法顯然只具有戰術層面的意義。

按照這個戰略性的計劃方案共產黨的活動範圍和軍事力量都是十去七八了,所以蔣介石很快就批准了。國民黨談判代表正式將《中央提示案》送達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手中後,周恩來於7月24日飛延安磋商。中共雖不反對軍事劃界的辦法,但根本無法接受這個讓自己困死冀察的提案,所以提出了以華北5省為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區域的復案。 蔣介石立即予以拒絕,中共方面再提,增加山東及綏遠之一部為作戰區域,各地游擊部隊仍留原地作戰的建議,蔣介石仍然毫不通融。蔣介石有這種態度是必然的,因為中共的方案會推翻他政治解決八路軍、新四軍問題的一切努力。10月19日,參謀總長何應欽及副總長白崇禧聯名向第十八集團軍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與新四軍軍長葉挺發出「皓電」,指責八路軍新四軍:「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出動;二,不遵編製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要求「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之各部隊,限於電到一個月內,」全部開赴冀察兩省及魯北晉北地區。同時將《中央提示案》「特並附達」。

在國民黨的強硬威脅面前,中共中央認真分析了局勢,確定了對策,即「對於蔣介石此次反共進攻,決對皖南取讓步政策(即北移),對華中取自衛政策,而在全國則發動大規模反投降反內戰運動」。11月9日,中共便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名義發出了致何應欽白崇禧佳電,對他們的「皓電」作出公開答覆,駁斥了對方在「皓電」中的指責,拒絕了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開赴黃河以北的命令,但為了顧全大局,表示可以將皖南新四軍移至長江以北。

2、為保障執行《中央提示案》,蔣介石在軍事上做了周密方案,但嚴格設定軍事行動的前提條件,嚴格限制軍事行動的規模和範圍,以為政治解決遂行不利時的預備方案。

為了《中央提示案》的執行,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軍令部秘密擬定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確定第一步以第三戰區兵力於1941年1月底前肅清江南新四軍,然後轉用兵力肅清蘇北新四軍;第二步以第五戰區兵力於1941年2月底前肅清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軍令部將《作戰計劃》於1940年11月14日上報蔣介石,要求批准執行。但真要實行這種軍事剿共的強硬政策,著實讓蔣介石頭痛。這樣大規模的剿共戰爭一旦爆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定當破裂,還需要擔心的是,能否達到目的?他以為:「值此國際局勢動蕩未定之際,如過於硬性強迫,反於我不利。何況彼於此時決不肯輕易調防河北。如此則徒失威信,或引起糾紛。故不如以彈性出之,而留有旋轉操縱在我之餘地為宜也。」所以蔣介石並未立即批准實施《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但政府最後通牒已於10月19日以「皓電」發出,想收也收不回來了,政府說過的話得算數啊,不然哪還有顏面呢?對黨內軍內這股反共氣勢也還是要鼓勵的啊,因此,拖到12月7日,蔣介石終究不能不對該作戰計劃做出正式批複:「此部署與計劃可照辦,但時期當略展緩,須待本月下旬再定實施時間,故本計劃可暫緩下令。」 蔣介石之所以要到下旬再定具體時間就是考慮到新四軍執行命令的時限問題,為的是爭取政治上有利的地位。在中共方面提出北移展期要求後,蔣介石已經授命軍令部次長劉斐(劉為章)向中共代表轉達了同意讓八路軍、新四軍延期一個月北移的意見。 但八路軍、新四軍並無實際行動,所以到12月9日,蔣介石以手令形式要求八路軍、新四軍限期北移:「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前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本年12月31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這樣,蔣介石就最後確定了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的時限是12月底,如果到時新四軍不動再下令執行《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

這裡蔣介石提出了軍事行動的前提條件之一——北移的時間(1940年12月底之前)。實際上這時蘇北局勢的發展又讓蔣介石提出了軍事行動的第二個前提條件——共軍不行進攻韓德勤老巢。1940年11月,國民黨駐皖東第21集團軍7個團佔領了津浦鐵路西新四軍活動地區周家崗、界牌集等地。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兼魯蘇戰區副總司令韓德勤所部會同由山東南下的第112師霍守義部,先後攻佔了阜寧縣西南的鳳谷村、益林、東溝等地,企圖接應第21集團軍繼續向東擴張。為保衛蘇北抗日根據地,華中新四軍八路軍總指揮部於11月29日集中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第1、第2縱隊和八路軍第5縱隊第1支隊共10個團,對寶應縣曹甸地區的韓德勤部發起攻擊。先掃清外圍,予其重大殺傷。12月13日對曹甸發起總攻,由於缺乏水網地區攻堅作戰經驗,而且協同不夠,攻而未克。此次戰役歷時18天,殲其8000餘人,新四軍、八路軍傷亡2000餘人,但戰役未達目的,此即曹甸戰役。但國民黨方面仍然害怕蘇北共軍在戰役結束後攻擊韓德勤老巢——興化,所以提出蘇北不攻興化是皖南不攻新四軍的又一個前提條件。

12月10日,軍令部部長徐永昌再度呈送《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要求批准將該計劃以命令下達,理由是,如再遲下達,恐各部隊準備不及。同時提出了下達命令的理由:「觀察江南N4A 行動,仍不外推託延宕,且現在距12月31日之時期不久,該軍是否能遵命北渡長江,尚成問題。此時仍應即時下令第三戰區,妥為準備。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攻擊興化,或屆時(12月31日)尚未遵令北移,應即將江南N4A立予解決」。與此同時,軍令部次長劉斐也呈送了與中共代表會談情況,說明中共方面無意北移,新四軍皖南部隊同意北移,不過意在增加魯蘇方面實力,故再無與中共談判必要。徐永昌則在提出《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之後,更進一步擬就了針對黃河以北八路軍的《華北作戰計劃》,提出應立即在華北地區做好應戰部署,必要時亦取攻勢作戰。胡宗南則擬定了進攻延安的作戰計劃。白崇禧則力主由第三戰區和皖北桂系軍隊對皖南新四軍實施南北夾擊。

但基於抗日大局的需要,蔣介石的基本方針是:「一面則準備軍事,一面則仍主政治方法解決,不使全面破裂。」所以對軍事將領的種種要求,始終不鬆口,設定的軍事行動前提條件始終不更改,斷然否定了軍令部所報《華北作戰計劃》和胡宗南所報的陝北作戰計劃,堅持其他地方必須暫取守勢,且希望實施《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時,能把戰事局限在與「中央提示案」有關的需移動部隊和地區範圍之內,以便師出有名。在堅持既定的前提條件下,蔣介石於10日當天密令顧祝同「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如發現江北匪偽竟敢攻擊興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該軍仍不遵令北渡,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

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計劃批准後,蔣介石專門召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以「極感情的神情」透露了他的強烈擔心,他說:「你們一定要照那個辦法,開到河北,不然我無法命令部下。蘇北事情 鬧大了,現在誰聽說了都反對你們。他們很憤慨,我的話他們都不聽了」。他特別暗示說:我也不願意內戰,不願意自相殘殺,問題是新四軍「如果非留在江北免調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衝突決難避免,我敢斷言,你們必失敗」。 蔣介石這時還想通過政治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

3、顧祝同上官雲相等領會了蔣介石的意圖並認真的加以執行。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自然領會蔣介石想通過政治手段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心理,希望皖南新四軍能夠切實北移,所以盡量與新四軍方面商量,能滿足的條件都盡量滿足,在北移時間上即使稍有延期,也可以商量。他在給江南、皖南行署和有關駐軍的電文中說:同意新四軍北移(東經蘇南北移)交通線增改為二線,同意劃定臨時集結地區,指示他們在「該軍移動時,當能切實協助。」上官雲相在致皖南有關當局的電文轉述顧祝同的指示說:「希即命令所屬各縣政府及黨部與該軍北移期間務須特別注意黨政軍之密切配合。並在線境範圍內予以該軍協助,俾使迅速通過。尤須嚴密監視,勿使其殘留與活動,並將該軍經過情形隨時偵察具報。」

11月底顧祝同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表明了自己力圖「切實協助」皖南新四軍北移的態度。他不僅同意展期北移,還主張如數照發欠餉(10月、11月經費),建議增加該軍北移路線,指定該軍臨時集結區,而且力主該軍秘密潛渡,逐次躍進,乘敵不意,迅速渡江,免遭損失致影響北移時間等,都清楚地反映出他是以安全送走皖南新四軍為目的的。 在曹甸戰役進至關鍵的時候,蔣介石、何應欽明令禁止皖南新四軍走東線經蘇南北移,但顧祝同、上官雲相等,也還是想協助皖南新四軍達成北移的。

12月5日,上官雲相致電黃紹耿說:新四軍「尚繼續索款及要求補充械彈,刻正商辦促其早日開拔。」同日,顧祝同致電黃紹耿說:對新四軍「正飭準備開拔中。所請公開宣傳一節,似應暫緩。」

12月11日,當發現有國民黨政工人員在新四軍軍部駐地周圍散布新四軍將被驅逐的謠言,威脅新四軍士兵家屬時,上官雲相電令皖南行署:不要干擾皖南新四軍北移行動,「密飭所屬,俟該軍開畢,再行肅清工作,以免其借口」。 據時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部參謀處長的岳星明和時任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部的參謀處長武之棻回憶,即使召開了徽州軍事會議,部署了進剿計劃,這一計劃的前提也還是建立在新四軍抗命不移的情況之下。按照顧祝同的說法,還是希望他們能遵令渡江,新四軍如果北撤,部署各軍則轉而負責掩護。 由於蔣介石一直想以政治辦法解決問題,所以批複軍令部的計劃很晚。這樣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軍駐地圍堵也就不能不是12月下旬的事了,實際上是在執行《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規定1月底前剿滅皖南新四軍)。

12月20日和26日顧祝同命令第三十二集團軍向皖南方面新四軍駐地推進:「以主力逐步構築碉堡,穩進穩打」,「務求徹底肅清之。」 27日顧祝同在徽州召開秘密軍事會議研究進剿辦法,29日負責實施進剿的第三十二集團軍才最後擬定出進剿計劃。從這個進剿計划出台的時間來看,也不可能事先計劃在茂林設伏。新四軍決定走茂林東移蘇南的最後時間是12月31日,在該計劃之後。

從向皖南新四軍進剿軍隊的作戰目標來看:國軍7個師在南線上的部署,雖然處心積慮,早在準備,但是這只是一種預防措施,即如果江北新四軍敢於攻擊韓德勤的老巢興化,或皖南新四軍不遵命北移,則向雲嶺新四軍軍部進剿,更重要的是防止新四軍擊竄皖浙贛邊山區游擊。其作戰計劃不可能有在茂林一帶伏擊新四軍的內容。

12月27日,即徽州軍事會議召開當日,葉挺、項英向顧祝同說明經費、彈藥、冬服等存在極大困難,要求展期北移,要求「劃定皖北廬江縣境為職部臨時集結境地」,「並請指定廬江六安以北路線,庶可以防止與皖北友軍無謂之誤會與衝突」。 顧祝同表示可以商量,在顧祝同的協調催促下,江北李品仙亦來電承諾:「黑沙洲至姚溝為該軍登陸地點,姚溝至無為以東地區為該軍臨時集結。由集結地點沿長江北岸東下,經和縣南浦口津浦路東」。 因這幾份電報是國民黨方面發給新四軍的,都是以友好協商的口氣支持協助新四軍北移的,或許有誆騙新四軍北移的意思,是否有誠意可存疑。

但國民黨內部關於如何讓皖南新四軍北移的電報則應有相當的可信度。顧祝同1月3日電報蔣介石時稱:葉挺(12月30日)要求展期北移,職「深察葉挺對於北調命令,已有決心奉行。此次與之磋談亦頗具誠意,一再囑職請求鈞座,諒其苦衷,得使江南部隊順利北調。」「關於經費部分所請廿萬元,既包括一月份經費在內,似可照發,彈藥擬即先發,步機彈十萬發飭分批具領。惟丙項要求展限一月,仍候轉請核示。」 看來三戰區並不想在本戰區內把新四軍消滅掉,而是想是把新四軍禮送出境,並以此為上策。1月2日,葉挺致電上官雲相提出:「職部為期移動迅速,以明大信,准於虞日派一個團經前指定路線向蘇南開動,余仍待臨時費及彈藥補給發下後,再就原地設法北渡,如萬不可能時,仍懇准予轉經蘇南。」第二天上官雲相電示皖南行署:「飭屬知照,予以協助,並密派員偵察該軍過境情形,及人槍輜重等數目,具報。」

實際上,新四軍這時已經違誤了北移的最後期限(1940年12月31日),負責進剿的總指揮官也並沒有非剿不可的意思。看來三戰區的意思很明顯,就是讓新四軍北移,那怕誤了點時間也可以商量。在顧祝同、上官雲相的意識里,新四軍就是要北移,不會南下茂林的。在得知參加此次圍剿行動的國民黨第四十師於1月2日推進到三溪時,上官雲相命令「力避與匪軍磨擦」,停止前進。 顯然上官總司令是要下屬部隊遠離是非,不要和新四軍起了衝突。1月5日,上官總司令得到雲嶺地區的新四軍已經開走的情報,他給下屬打電話,想當然地認為皖南新四軍4日「已離其根據地,向繁昌方面竄去」,要求第四十師派部隊向灣灘、章家渡、茂林一帶搜索前進。 在顧祝同等國民黨將領看來,皖南新四軍絕沒有南行的可能,所以一發現雲嶺沒有了新四軍,第一感覺,就是北移了。有這種意識主導,他們不可能想到要在茂林地區設下埋伏。

從蔣介石1941年1月3日給葉挺的電報來看,他這時的態度也是一樣的,雖然已過時限,但仍對皖南新四軍的北移抱有期望,他在得知葉挺確實準備行動後,下命令說:新四軍過江後,「在無為附近地區集結,爾後沿巢縣、定遠、懷遠、渦河以東睢州之線,北渡黃河,遵照前令進入指定地區,沿途已令各軍掩護。」補給到指定地點後即發。直到此時,蔣介石還在做著政治解決的夢想。所以說蔣介石、顧祝同並沒有一個誘殲皖南新四軍於涇縣茂林地區的陰謀。

(四)新四軍軍部在北移問題上的猶豫不決和擇線錯誤,給了蔣介石「偶然成功」的借口和機會

皖南新四軍向敵後發展向江北發展是中共中央一貫的政策,但新四軍長期沒有堅決執行,給蔣介石留下了一個「獵物」。自1940年11月中共中央決定皖南新四軍北移並公告全國後,皖南新四軍的北移問題就提上了日程。由於情況變化不斷,項英在北移問題上猶豫不決,遭到中共中央嚴厲批評,12月26日中共中央發出了對項英的斥責電。這樣項英於28日召開新四軍軍分會會議,專門研究了北移路線問題,經過反覆比較,決定走南線北移,即先南下涇縣茂林,經三溪、旌德、寧國、郎溪進到江蘇溧陽,再擇機北渡長江。這條南下茂林繞道東移的路線並非顧祝同所指定,事先也沒有請示過延安。

當天晚上,軍副參謀長周子昆到司令部參謀處作戰科傳達軍分會決定,作戰科的參謀們均感突然,「因為這個行動方案從來沒有研究與討論過」,參謀處連這些地區的地圖也沒有,只好臨時油印地圖發給部隊。作戰參謀葉超回憶說:「司令部原來對北渡的兩個行動方案,做了將近兩個月的準備,由於改變方向,都用不上了,臨走時把這些材料燒了一大堆,真是前功盡棄」。但這只是預備方案,直到31日項英認為其他兩條線都有大困難,不能走時,才最後定下來,這天項英致電八路軍新四軍華中總指揮部,表示:「支(4)日決心東移」。1月4日皖南新四軍在十分隱秘的情況下堅決全部南下茂林。事實證明這是條絕路,明明知道,國軍正從這裡壓過來,還要迎面而上;大山裡打游擊可以,大部隊行動不利,易守難攻。

新四軍軍部在移動之前向國民黨方面發了一通長電,1月5日怕對方收不到又發了一次,該電長達千餘字,現在我們看到的就是5日發的這份「微電」。「微電」除了一再解釋由於餉彈補給不濟和忽令改道,以致造成皖南部隊延遲北移外,竟然明確告之「定於支晚率皖南全部部隊遵行顧長官電令所定路線轉經蘇南分路俟機北渡」。似乎是為了表明自己的坦蕩心跡,這通「微電」罕見地同時發給重慶蔣介石、何應欽、白崇禧、上饒顧祝同、徽州唐式遵、寧國上官雲相以及遠在桂林的李濟深。

我們前面引述的資料足可證明蔣、顧在北移時間上是可以讓步的,因此直到1月5日之前,尚未下定動手的決心。可以想像,原來就懷疑新四軍不肯走皖北的蔣介石在收到葉、項「微電」,發覺皖南新四軍並非如葉挺向顧祝同所言僅以1個團而是全部主力走蘇南時的震驚程度。蔣介石、何應欽、顧祝同命令改道直渡皖北的初衷是擔心皖南新四軍從蘇南渡江去攻擊韓德勒,但是他們更加害怕的是新四軍向南到其後方游擊。蔣在1940年12月13日致顧祝同急電中說:「新四軍最後計劃,必如兄5日電所報,其在黃山、天目山與涇縣雲嶺一帶化整為零,在我後方對我游擊。故我軍對匪必須先妥籌對策,作一網打盡之計,謀定後動為要,切勿輕易動手,反被其所制也。」現在新四軍走南線,給蔣介石的印象就是新四軍果然如自己料想的那樣要南進!所以 1月6日,蔣介石收到這個微電後就斷然發出「魚令一元電」:「一、查朱、葉各部,尚未恪遵命令向黃河以北移動。二、決強制執行之。三、第三、第五戰區應並用軍政黨綜合力量迫其就範。四、特須注意防止該部向江南山地及大別山或豫西流竄,影響大局。五、務避免以大部隊在前線致敵所乘,我軍應以游擊戰要領避難就易,避實就虛,計出於萬全,勿致牽動全局。六,關於局部及剿撫進退諸機宜,統由各該長官負責處理為要。」

顧祝同看到葉、項「微電」的時間應在5日深夜以後或6日上午(上官雲相接到此電也遲,前面曾說到,他5日還以為新四軍已經從銅陵、繁昌渡江了)。在此之前顧祝同也沒有動手的意思,但是可以想像,顧祝同看到「微電」的反應一定會比老蔣更為震怒。首先,葉、項原先電報7日先以1個團走蘇南,現在卻突然提早到4日,而且是全部主力,顧祝同一定會有受騙上當被耍弄的感覺。其次,「微電」認定部隊按顧長官所定路線走蘇南,這更是他無論如何都不能容忍的,這等於是離間他與蔣介石的關係,告訴老蔣,顧祝同不聽你的命令,另搞一套,對老蔣不忠啊!1月6日午後,顧祝同向上官雲相下達「魚未電」進剿葉、項。實際上這一天上午,前線部隊已經在丕嶺開始接觸了。

葉挺、項英在向國民黨有關各方發出「微電」的同時,也向延安黨中央致電,報告了部隊的位置和去向。對此,毛澤東、朱德在1月9日致劉少奇電中曾提及:「得葉、項微電,他們4日夜間開動,5日晨到太平、涇縣間,此後即不明了。」當毛澤東感覺到皖南軍部對移動路線的選擇以及在茂林停頓的嚴重失策後,即於7日急電葉、項:「微晨電悉,你們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後,即宜東進,乘頑軍布置未就,突過其包圍線為有利。」然為時已晚。

綜上所述,蔣介石雖然有在大江南北圍剿中共武裝的計劃,卻沒有在皖南預設陷阱,伏擊皖南新四軍的陰謀,顧祝同也只求皖南新四軍渡過皖北。蔣介石和顧祝同也不是一開始就下決心非要執行那個計劃不可。由於皖南軍部主觀上的決策失誤,措施失當,從而給蔣、顧執行那個計劃提供了一個政治上的借口和一個軍事上的機會,讓蔣介石、顧祝同「偶然」成功了!我們不能武斷地說皖南新四軍向東或向北轉移,就保證一切順利,萬無一失;但是絕對可以肯定的是,新四軍不向南走,就不會有皖南事變(也許是蘇南事變、皖中事變、皖北事變等等),決不致發生被國民黨軍8萬人圍殲而全軍覆沒、軍部首長無一人倖免的悲慘結局。

蔣介石要堅持抗戰,他就得聯共,他與日本的矛盾始終是第一位的;蔣介石要限共,與共產黨的矛盾始終是有的,至於矛盾在什麼地方以什麼形式爆發,取決於國共雙方領導人和當地雙方當事者之間的博弈,有很大的隨機性。

(作者系宣城市檔案局局長、方誌辦主任,宣城市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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