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古時稱「璽」：先秦印章源於勞動工具

「印」，又名「印章」，古稱「璽」，是我國書法和雕刻相結合的獨有藝術門類。古代典籍中關於印的最早記載見於《周禮》：「貨賄用璽節。」這個「璽節」就是後世所稱的印章。

先秦印章：源於勞動工具

古璽起源於勞動工具——印模。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出土的「十」字契刻原始文字陶模，是我國璽印濫觴期的代表作。最早的印刷術得到了印模的啟示而形成。古人云：「古有印模拓印，用以傳道先人之法；鈐著痕迹謂之印，深擦謂之刷；深擦而使痕迹著於紙帛之上，謂之印刷」。原始社會的璽印主要用於陶器的生產上，「龍山文化」出土的陶器上的同文印跡說明了夏代已在陶器上使用璽印了。《後漢書·祭祀志》記載：「自五帝始有書契。至於三王，俗化雕文，詐偽漸興，始有印璽，以檢奸萌。」

璽印起初只是作為商業上交流貨物時的憑證，夏商周三代以後，「印者，信也」，璽印已成為權力的象徵與憑信。那時，官員以佩璽來顯現自己的權力和身份；政權信函往來，則在封口的泥塊上用璽鈐印，以防人偷看。20世紀30年代中期有三方青銅「商璽」(瞿甲璽、亞禽氏璽、奇文璽)出現，當代考古學者徐暢考證後認為，它們是商代武丁到祖庚朝諸侯的權力信物，這說明我國最古的史書《尚書》大傳所載：商「湯以印與伊尹」一事，完全是事實。

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經濟、政治的發展，手工業漸趨發達，璽印的用途逐漸擴大，被廣泛使用於公文、財物、倉庫等封檢，作為吉祥或辟邪之物的佩戴，或作為伴隨墓主的殉葬以及公用財物、器物、牲畜的烙鈐等等。這個時期還無印章一詞之說，上自天子，下至庶民所佩的印章都稱璽。鄧散木在《篆刻學》中講道：「(璽印)大者數寸，小者才至累黍，自天子以至庶民，所佩所執者，皆得稱璽，質之金玉，紐之龍虎，亦各惟其所好。」這一時期的古璽有官璽、私璽、圖像璽等。官璽多為銅質，白文鑿鑄，朱文較少，其文字為大篆。印面大約在2至3厘米左右見方(偶有長方)，多為鼻紐，少數為柱、亭等紐。私璽，以姓名印為主，一般約1至2厘米見方。朱文私璽往往是寬邊細文，白文私璽則多加厚邊框。春秋戰國亦出現不少的圖像璽，主要刻鑄人物、飛禽、走獸等圖案和幾何紋飾的圖像，具有禳災祈福與玩賞之功用。春秋戰國古璽使用的是諸侯各國的文字，同一文字的寫法往往各異，但從筆法上看，卻剛勁有力、生動活潑。

秦漢印章：天子獨稱璽

「六王畢，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創建了第一個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帝國。為了維護「大一統」的體制，秦代官印與戰國官璽明顯不同，東漢衛宏《漢舊儀》中說：「自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璽只有皇帝獨享，其它用印通稱「印」或「章」。此後印章成了權力的象徵，對於佩戴印章，尤其是官印，有了嚴格的等級區分，按官職大小、俸祿多少來決定印章的大小、質地、綬帶及顏色等。

漢代是印章藝術發展成熟的鼎盛時期。漢官印分鑄印、鑿印兩種，一般文官多用鑄印，只有將軍印和給少數民族的官印多為鑿刻。將軍章是漢印中一種風格獨特的印章，它是在預製的金屬印坯上擊鑿印文，這是由於軍事活動頻繁，武將調遣大多因軍情緊急而必須立即拜封，印章便只能倉促鑿成。明朝的甘暘在《印章集說》中言：「鑿印以錘鑿成文，亦曰鐫，成之甚速……名曰『急就章』軍中急於拜封，故多鑿之，以利於便」。將軍用「急就章」，官職高的兩鑿成文，印章比較規整，官職低的一鑿成文，簡單隨意。

隨著道教的流行，漢代還有一種刻有「黃神越章」、「天帝神師」、「黃神之印」等道教用詞語的印章，為道家和信教者隨身攜帶，作為辟邪降魔、消除災難之用，被稱為「厭勝印」。晉代葛洪所著《抱朴子·登涉篇》中載：「古之人入山者，皆佩黃神越章之印，其廣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則虎狼不敢近其內也。」

魏晉印章大多延續漢印的形式與格調，官印大致和漢官印相同。但製作上鑿印多於鑄印，印鈕有龜、駝、鼻等形制，工藝不及漢印精美。魏晉時由於封贈給少數民族的官印較多，為了使民族懷柔歸順，都在印首冠以「魏」、「晉」字樣。在封贈時多較倉促緊迫，故以鑿刻為主，因此形成了獨特的鑿印風格。

隋唐官印：佩戴變匣裝

隋代由於紙張在政府公文等方面的普遍使用，公印不再局限於簡牘上所能取得的狹小平面，於是印的邊長從2.3厘米左右(秦漢一寸)猛然增大到5.4厘米左右(約合隋二寸)。由於印體加大，公印不像秦漢時期那樣刊刻職官名發給官吏本人佩戴，而是轉為發給以官吏為代表的官署，完成了由職官印向官署印的轉變。公印不再佩戴而變為匣裝，置諸衙署。

武則天時因覺得「璽」與「死」近音(也有說法是與「息」同音)，遂改稱為「寶」。唐至清沿舊制而「璽」「寶」並用。唐宋時期印章的憑信功能得到進一步強化，為了使鈐蓋在紙、帛文書上的印記更加清晰可識，官私印均大量採用朱文形式，以求其清楚、醒目。隋唐官印尚線條流動，到了宋、金時代，形成了一種以小篆文字為基礎而一概筆畫摺疊盤曲之法的「九疊文」入印，形成了過分誇張和變形的官印樣式。自宋代開始，還形成了一種以個人名號花寫而製成的「花押印」，目的是使他人對自己的籤押憑信不易模仿。

由於唐、宋時期書畫藝術的發展，不少名家把印章用於書畫，出現了收藏鑒賞印。詩人陸龜蒙在《戲題襲美書印囊》詩中說：「鵲銜龜顧妙無餘，不愛封侯愛石渠。應笑休文過萬卷，至今誰道沈家書。」他認為印章藝術的妙趣，勝過沈約的書。從此以後，印章的用途，開始由實用走向了藝術的道路。

兩宋時期，與中原漢族政權對峙的皆為少數民族政權，在相互征戰的過程中，印章也出現了一些有趣的現象。靖康之難後，宋朝官員倉皇南渡，印信多有遺失。南宋又重鑄公印，不過在印文前「加『行在』二字，或冠年號以別新舊」(《宋史·輿服志》)。而在金建國之初，則使用征遼伐宋過程中掠去的遼、宋官印。正隆元年，海陵王改革金朝官印，追繳襲用之遼、宋舊印。金朝末年戰事頻繁，只好擴大軍隊，增設軍官，致使同一軍職和同級軍事機構的公印數量激增，同一名稱公印只好按順序編號。編號有兩個系統，即五行系統和千字文系統。

明清印章：私印文人化

元朝的公印有漢文印和八思巴文印兩類。前者用於八思巴文頒行以前的元代早期。至元六年(1269年)，忽必烈命令國師八思巴創立拼音文字——八思巴文，即所謂「蒙古新字」，以後漢文公印就越來越少了，元八思巴文公印的一大特點就是背款皆為漢字。元代以前多用銅、銀、金、玉、琉璃等為印材，後有牙、角、木、水晶等，因質地太硬，普通刻刀不能刻之成文，只得寫好篆書後請工匠來刻。元朝篆刻名家王冕用花乳石刻印，花乳石質地細軟，容易雕刻，從此士大夫紛紛仿效，學制古篆印章，為明清篆刻藝術高潮的到來奠定了基礎。

明代內閣印用玉箸文銀印，直鈕，方一寸七分，厚六分；將軍印用柳葉文，平羌、平蠻、征西、鎮朔等將軍印用螭鼎文，皆銀印虎鈕，方三寸三分，厚九分；其餘百官印都用九疊文，銅印直鈕。明代直鈕已由兩宋長方形板狀鈕變為上小下大的橢圓柱狀，加高到8厘米左右，形成後世俗稱的「印把子」。明末農民起義軍首領李自成之父名「印」，為避諱，其時，官印均不可稱「印」，而於印末刻「符」、「契」、「信」、「記」等字。清代百官印等級區分十分嚴格，印章普遍有所增大。最常見的是漢滿文對照同時出現在印面上，這也是清公印的一大特點。

明清私印最主要的特點是「文人化」，印材以石料所作為多，一改以前主要靠印工制印的局面，印文主要由書畫家親自提刀，一般文人、書畫家幾乎無不喜歡用印、藏印。中國書畫所謂「四絕」，即詩、書、畫、印四位一體的模式在明代愈益興盛起來，四者相互滲透，相互滋養，印章常常成為文人寫意畫和書法作品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明末清初更是形成了印學的幾個主要流派，分別是皖派、浙派、莆田派和雲間派。到了清代有印社出現，比較著名的是西泠印社、樂石社和龍淵社。齊白石先生以畫好而聞名天下，但他卻說：我最滿意的，一是我的詩，二是我的印，三是我的書，四才是我的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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