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缺少的是什麼？是廣為流傳的技巧？」 ──以中歐印刷術發展差異的角度解釋大分流

本文為「量化歷史研究」第167篇推送

中國古代活字印刷術

（圖片來源於網路）

你們想使思想獲得生命，便伏案謄抄，

然而這樣做有什麼功效？

這樣的努力純屬徒勞！

遺忘的陰影將把思想籠罩，

思想將漸漸逝去，如同霧散雲消。

一個器皿怎能容納浩瀚大洋的洶湧波濤？

一捲圖書也不可能容納人類智慧的瑰寶！

這裡缺少的是什麼？是廣為流傳的技巧？

既然大自然能按一個模型造就無數生命，

我也可以照此辦理，進行發明創造！

讓一條真理激起千千萬萬回聲，

讓山鳴谷應的巨響把真理宣告，

讓真理鼓起清晰的雙翼，飛向雲霄！

──恩格斯，1840，《詠印刷術的發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8頁。

無數研究者強調印刷術對於歐洲興起的重要作用，因為其推動了知識和思想的生產、積累和傳播。但很少學者研究為什麼印刷術沒有在中國起到類似的作用。一個比較容易想到的答案是，中國漢字的書寫遠較歐洲拉丁字母的書寫複雜。中文可能有幾萬個漢字，但英文只需要二十六個字母。在活字印刷的情況下，拉丁字母顯然更具有優勢。

Luis Angeles發表在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的文章「The great divergence and the economics of printing」卻對此提出了不同觀點。作者認為，印刷的成本不僅僅包括將活字排版到一起的成本，還包括紙張、墨水和勞動力的成本，以及重新排版或替換磨損、損壞字塊的成本等。通過詳細的量化計算，作者發現，中國和歐洲在印刷成本方面並沒有顯著的差異。也就是說，中國在印刷方面的落後不能歸因於供給端，而需要從需求端去尋找原因。

中國古代的科技成就十分輝煌，但工業革命卻產生於歐洲而非中國，這即是廣為流傳的「李約瑟難題」，其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研究。近幾年熱烈討論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也是類似的話題。值得注意的是，在工業革命之前，雖然歐洲人均收入的增長相對緩慢，但文化和社會上的變革則很明顯：科學革命、宗教改革和啟蒙運動等等，它們共同造就了歐洲的崛起。這些變革起源於1500年左右，這一時期出現了大量的學者，兩者均加快了知識的積累，使其更迅速地朝「現代」觀念轉變，並且最終促進了經濟增長。而印刷術是促進這一系列變革的重要因素。

中、歐印刷術發展歷史存在明顯差異。活字印刷術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我們老祖宗的這項技術領先了歐洲幾百年，但中國歷史上首先出現並佔主流的是雕版印刷術。長期以來，活字印刷術在中國的使用範圍局限在兩個方面，一是政府組織編寫的大型類書，例如銅活字印製的《古今圖書集成》，二是大家族多使用木活字印刷家譜。直到十九世紀西方印刷術逐漸傳入中國後，活字印刷才在中國普及。而在歐洲，活字印刷術迅速成為主流，1480年之後的二十年間，擁有活字印刷術的城鎮從110個增長到236個，雕版印刷則逐漸消失。

活字印刷術對歐洲發展的作用體現在提高書籍產量上。1522年至1644年，歐洲書籍產量為457500冊，中國為31500冊，歐洲大約為中國的15倍左右；如果再考慮人口因素，當時中國人口約比歐洲多60%，那麼歐洲人均書籍產量將是中國的24倍。哥白尼在學生時代很難找到一本托勒密的天文學著作Almagest（天文學大成），不過他很幸運地生活在印刷術迅速普及的年代，在他去世之前已經擁有該書的三種不同版本了；馬克思也說過，印刷術成為了「新教的工具」。但是，印刷術在中國並沒有引起類似的思想文化變革。為什麼活字印刷術在中國不如雕版印刷術普及？中國和西歐印刷術發展的差異能否解釋兩者書籍產量的不同？從印刷術入手，或許能夠揭示近現代中國和西歐發展「大分流」的原因。

Luis Angeles通過經濟學成本分析的視角構建模型，研究了複雜的漢字書寫體系是否可以解釋印刷技術發展的差異。作者發現：中國對於雕版印刷術的偏好強於對活字印刷術的偏好，這可以看作是商業生產者理性選擇的結果；在一些特定的條件下，活字印刷術也會在中國被運用；另一方面，雕版印刷術並不一定會導致中國印刷成本的上升，雕版印刷並不是中國書籍產量低於歐洲的主要原因。

作者分析的起點是文字的繁簡導致字塊製作成本存在差異。歐洲文字一般由三十個左右的字母組成，在每一頁書中，這些字母大量重複出現；中國漢字數量龐大，《康熙字典》收錄四萬個漢字，做一些偏僻的漢字活字字塊可能只是為了用一次，用過一次後很少再次使用。歐洲文字可以很方便地採用凹凸模來大量製作字母，只需要做abcd等字母的模子，然後用金屬澆注成型即可。雖然制模的初始成本比較高，但是製成之後則產量極大。相比較於中國來說，歐洲印刷術發展的巨大優勢並不是推廣了活字印刷，而是他們能夠採用標準化方式大量生產印刷字塊。另外，活字排版時，從二十六個英文字母中找到下一個使用到的字母，比從成千上萬的中文漢字中找到下一個使用到的漢字（有可能根本沒做出來）要容易的多。從這個角度來看，選擇雕版印刷似乎是中國印刷商們的理性選擇。

但是，作者的分析並沒有局限在單純比較兩種文字的製作成本差異，而是將印刷成本抽象成兩大類，第一類是印刷每一頁書時，製作雕版或將活字組合在一起的成本，該成本和不同書頁的數量是成比例的；第二類是對每一頁重複印刷的成本，包括紙張、墨水和勞動力，重新排版或替換磨損、損壞字塊的成本等等，這類成本和印刷的總頁數是成比例的；除此之外，活字印刷還有一種成本是在印刷前製作一套字塊的成本。作者的方法是利用中歐書籍數據，測算兩種成本的係數，即印刷一頁書需要耗費的第一類成本，以及大量複印的第二類成本。

作者利用模型分析發現，在中國，活字印刷術能夠降低印刷新頁的成本，但是一本書印刷次數增大時成本會升高，即當一本書頁數很多卻不需要印很多套時，例如大型類書和家譜，活字印刷術更適合。模型還顯示，當印刷次數不低於一千次時，中國印刷的平均成本更低。

傳統的歷史學觀點認為，供給端的印刷成本因素（文字複雜程度）是導致中歐印刷術發展差異的原因。作者指出，這種觀點值得進一步推敲，書籍需求端也是應該考慮到的因素；一些文化、地理和制度上的原因可能塑造了古代中國的書籍市場需求低下，市場需求低則造成中國印刷術的產出低於歐洲，從而影響了中國歷史發展的進程。

文章來源：Angeles, L., The great divergence and the economics of printing.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017, 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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