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族平權走過了頭？特朗普政府擬調查大學招生「逆向歧視」

旨在給予全民平等機會的美國平權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保障了少數族裔的利益，但近年來卻在教育領域引發了對白人以及亞裔的「逆向歧視」。

《紐約時報》引述美國司法部一份文件表示，特朗普政府正在從司法部民權司調集資源，以準備調查並起訴那些因平權法案而在招生過程中進行種族歧視的大學。

這份內部文件旨在尋找感興趣的律師，參與一個名為「對大學錄取過程中蓄意種族歧視進行調查及可能的訴訟」的新項目。

雖然這份文件沒有明確指出哪些大學因平權法案在招生政策中涉及種族歧視行為，但文件中使用「蓄意種族歧視」這樣的字眼，無疑將矛頭指向那些在招生錄取中偏向少數族裔的大學。

這一項目也顯示出司法部在總統特朗普以及司法部長塞申斯的帶領下，繼關於投票權、同性戀權益及警務改革等多項變革後，再次向保守派傾斜。

支持者與反對者均稱，這一項目顯然是針對向黑人及拉丁裔學生傾斜的錄取政策，這一政策使得他們在面對分數相當或更高的其它族裔學生時，反而佔據更大優勢。

里根政府和布希政府時期的民權司高級官員羅傑·克雷格（Roger Clegg）表示，在美國種族日益多元化的背景下，這一項目是令人「歡迎」以及「期待已久」的。他還指出「平權法案的初衷是保護所有人免遭種族歧視，然而如今，不僅白人會遭受歧視，亞裔也頻繁遭受歧視」。

美國歷史上幾個訴訟案集中體現了平權法案對白人學生構成的歧視。

第一件是1978年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v. Bakke case）。巴基兩次申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醫學院遭拒，他認為，自己之所以沒被錄取，是因為該校有著強制16個少數族裔名額的招生政策，而自己是白人。法庭雖然認為該校採取的種族配額違反了1964年民權法案，但同時也強調種族可以作為學校錄取的決定因素之一。

美國最高法院認為，大學可以使用平權招生政策，將種族納入招生錄取的考慮因素中。雖然肯定了給予少數族裔申請者一定錄取優勢，但最高法院也拒絕種族配額。

在2003年的格魯特訴布林格案（Grutter v. Bollinger case）中，白人芭芭拉·格魯特（Barbara Grutter）在申請密歇根大學法學院時的大學平均績點為3.8、LSAT（法學院入學考試）分數為161，達到了該校學業水平要求，但仍收到了拒絕信。該校在招生錄取中將種族作為考慮因素，稱確保少數族裔群體是一項「必要利益」。最高法院認為，密歇根大學法學院的做法沒有違反14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而該案的判決結果也很大程度上類似於巴基案的判決，允許學校在招生政策中考慮種族因素，但禁止配額制度。

在2008年費舍訴德州大學案（Fisher v. University of Texas case）中，阿比蓋爾·費舍(Abigail Fisher)是一名德州白人女子，她稱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拒絕了她的入學申請，轉而招收了成績不如自己的拉美裔和非洲裔美國學生。事實上，德州有一項588號法案，規定高中班級里排名前10%的學生會被州立大學不分種族地錄取，但該校最終還是決定將種族作為錄取的考量因素。去年，該案迎來了最終判決——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錄取行為符合憲法規定。

費舍案不僅牽動白人學生的心，華人團體對此也十分關注，有華人民眾曾上街力挺費舍，呼籲大學取消種族配額這一「潛規則」。曾經，亞裔社區對教育平權的評價被分成較為平均的兩派，但隨著成績優秀的亞裔學生在申請美國名校時遭遇不公的事件屢屢發生，反方的呼聲也越發高漲。

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家Thomas Espenshade與Alexandra Radford的研究顯示，亞裔學生進入名校的SAT成績平均要比白人高140分，比西班牙裔高270分，比黑人高450分；而亞裔學生的課外活動指標上並不比其他種族差。

在此背景下，教育公平成為越來越多亞裔奮鬥的目標，與之相關的行動也層出不窮。例如，2015年全美64個亞裔團體就哈佛大學在錄取中歧視亞裔學生的行為，向司法部遞交行政申訴。

去年美國大選中曾出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華人團體給予他熱情支持。而這背後是華人社區對下一代教育現狀的擔憂以及對共和黨的期待，希望特朗普在上任之後能夠有所作為，消除平權法案對教育帶來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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