擲地有聲立新意，於細微處見真章——漫話金融史料編集方略及鏡鑒意義

文│尹伯

懷舊之風日盛，不僅是為了記取過往的點滴記憶，更是為了給未來作一借鑒。金融業的雪泥鴻爪亦是社會變遷的重要組分。

在人們意識到金融業的史料研究和收集時不我待的當下，《金史聊齋》邀請了歷史研究者、銀行史料編撰者和金融歷史刊物編輯來聊一聊金融史料編集的方法、作用，與讀者探討互勉。

沈祖煒熊月之

上海文史研究院原館長上海社科院研究員

研究員

劉平楊蘇紅

廣發銀行上海分行 原上海金融報編輯

紀委書記

獨具特色

《銀行博物》：

近幾年，人們對於金融史的研究有了回暖的跡象，各地紛紛新設或者正在籌備銀行類、金融類博物館，這類史料書籍也如雨後春筍般湧現。銀行史和金融史的研究對於社會發展有怎樣的影響呢？

沈祖煒（上海文史研究院原館長、研究員）：銀行史研究是經濟史研究的一個制高點，難度很大，但深入下去，對經濟史的認識和研究就會不斷加深。

銀行是現代經濟的樞紐，可以反映經濟領域的方方面面，所以銀行史研究亦將推動整個經濟史研究的深入。

銀行又是近代經濟門類中最稱現代化的部門，聚集了眾多人才，所以銀行員工能寫出許多視野開闊、見識獨到的評論、演講和調查報告，其題材除了狹義的銀行業務之外，還涉及社會經濟各個方面和層面，包括許多內地的地方經濟狀況，都有專門調查。

熊月之（上海社科院研究員）：我們國家已經進入城市化階段，城市在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正在愈益顯示，城市歷史文脈的梳理和保護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保護和研究城市的歷史文脈，需要廣闊的視野。城市史料相當豐富，除了檔案文獻、年鑒史志之外，還有相當多的資料散布在各個方面。銀行史雖然帶了「銀行」兩字，卻並不僅僅是銀行的歷史。

什麼樣的人，關注什麼問題，採用什麼方式，與他所記東西的價值很有關係。有一部分銀行史料，儘管出發點是銀行業務與職責所在，但其內涵與作用已經遠不是「銀行」二字所能限制的了。

現在重視銀行史搜集整理和研究的人越來越多，做學術研究，有人是以專業身份在做，有人是憑個人興趣在做， 後者往往是做得最好的。

楊蘇紅（上海金融報原編輯）：銀行史是金融史的有機組成部分，在我看來，金融史是有鏡鑒意義的。西諺云：太陽底下無新事；培根說讀史讓人明鑒。金融史尤其能夠集中體現社會的演變。興亡背後，經濟金融基本總是扮演無形推手的角色。吸取歷史教訓，任重道遠。

閱讀金融史，絕無陳舊之感，但覺衝擊頻來，頭腦風暴不斷。做到鏡鑒， 做到知行合一，依然長路漫漫。在這個意義上，金融史的指導意義不減，必然常講常新。

獨具隻眼

《銀行博物》：

我知道劉老師利用業餘時間編撰了一套《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叢編》，您可謂是熊老師所說的「憑個人興趣在做」了。那是什麼樣的契機令您開始做這樣的工作?

劉平（廣發銀行上海分行紀委書記）：機緣巧合，我在復旦大學歷史系讀博士時，和我同寢有一個同學王強，現在是中國政法大學的教授。當時他做的博士論文是關於英美煙草公司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有一次，他與我談起過英美煙草公司出的內部刊物。當時我就很好奇。我想正式刊登的文章和內部交流的文章應該是有很大差異的，內部交流的文章應該會比較具體、真實和可靠。那時起，我便開始注意收集銀行的內刊。

我當年博士論文做的題目是《近代中國銀行監管制度研究（1897-1949）》，導師是吳景平先生。那時限於時間和條件限制，論文主要著眼於對相關制度文本的收集、整理與研究。之後，我一直在思考，政府監管機構在出台了一系列規定和制度的時候，監管對象到底是如何來回應這些要求和制度的。雖然我那時也做了一些相關研究， 但總覺得還遠遠不夠。所以我就想更多地從內刊角度，看看銀行內部的狀態到底是怎麼樣的。

我是從整理編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內刊《海光》開始著手的。

《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初編》

開始我只是想做一個《海光》里的文藝作品編選，而且已經編完了。有一次我和上海檔案館的邢建榕研究員談起這件事。邢老師建議，可以考慮把其他內容也編一下。因此，我又對《海光》其他史料進行了整理和編輯，著重反映員工工作和生活狀態。編完後，上海書店完顏紹元編輯認為，這些史料應該更有價值。於是出版了《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初編：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月刊分類輯錄（1929-1949）》，在此基礎上又陸續形成了《稀見民國銀行史料叢編》的概念，總共將出十輯，目前已正式出版了三輯，涉及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銀行等。在每一編的前言，我都會對相關銀行的基本背景、刊物本身的來龍去脈、叢編內容的分類和看點等作一些介紹，方便讀者閱讀。

熊月之：同已經刊布的那些以檔案文獻為主體的銀行史料相比，《叢編》的特色更像是銀行的「內史」，這裡有許多內容，比如銀行的內部機制，各部門的關係，各種業務的運行，員工的招聘、待遇與考核，或者作為他山之石的外國銀行是怎樣培訓員工的介紹等等，多有檔案文獻里看不到的豐滿細膩的展示。

密切關注社會，特別是社會經濟方面的情況，看來是當時銀行內刊的一個亮點。書中有許多在一般官方文章甚至新聞記者筆下也看不到的真實資料。我在此先信手舉出兩例：

一是《二編》一篇交通銀行職員所寫的《淮安經濟概況》，1934、1935兩年內，淮安農業什麼情況，稻、麥、豆、雜各自產量與最高最低價格是多少，當地每年自己需要各糧佔比是多少；錢業什麼情況，錢號幾家，銀行幾家，流通哪些券鈔和輔幣，標有上海地名券鈔的信用怎樣，等等，俱有來自非官方調查的第一手資訊。

二是《三編》所收中國銀行無錫支行寫的《民國二十二年無錫農村概況》：無錫「灌溉便利，土地肥沃，素稱江南絲米之區」。作者憑多年在錫積累，對無錫共有多少萬畝農田，稻、麥、桑田各佔多少，怎樣以擁有田數劃分富戶農民、普通農民，怎樣分項計算河泥、荳餅、鋤田、蒔秧、擋稻、灌稻、戽水等生產成本，各類農產品的售價，都有切實調查記錄。再以去年秋收熟年情形預測畝產收入，「每畝所余， 不足二元」，故普通農戶「以一家數口之生活，竟不敷開支」。佃農更慘， 「須還去麥二斗，米八斗，相比之下， 實屬不償所費，仰屋空嘆者有之，婦孺飲泣者有之，困苦情形，達於極點」。再從洋米洋麥傾銷導致農產物價暴落、日絲排擠導致蠶桑一落千丈，以及因資金睏乏、教育落後導致農產品缺乏改良等，剖析了無錫農村何以「幾瀕破產」 的深刻原因。繼而分析為什麼銀行全力推行各種業務企圖救濟農村，而成效極少的緣故。

《叢編》在這方面的貢獻就值得我們重視。這裡面的許多資料，對民國時期的上海城市社會生活史，有非常豐富具體的揭示，不僅涉及本埠的方方面面，也包括上海與周邊如嘉定、青浦、松江，乃至內地的關係。比如《三編》所收的一篇題為《內地與上海》的演講，對於內地與上海的差異所在，對於內地困難日深一日而上海繁榮反有畸形發達的原因，對於內地破產的結果亦就影響到上海前途的危機，都有「歷史在場」的深刻分析，不似我們今天講上海歷史，終究是隔一層的「不在場」者。又如《四川十個城市一瞥》， 全部材料都出自作者隨中行總經理入川視察所得，凡形勢、街市、市政、產業、商業、貨幣、交通、生活、教育各門，無不分類記錄，而且寫得既概括， 又直觀，像這類鮮活的資料對城市史研究很有參考價值。再如《三編》的「居家」專輯，收了好幾篇《我怎樣支配我的生活費》《我之生活費預算表》這類文章，當年一個銀行「白領」，月薪帶各種津貼的收入有多少，吃飯住房、用電燒煤、乘車雜用的「經常開支」是多少，兒女教育、衣帽添置、醫藥書報、交際送禮的「特別開支」是多少，或贍養父母每月往家中匯寄多少，或按月津貼弟妹讀書多少，等等，無不具體詳實，自然更是鮮活的城市生活史料。

《銀行博物》：

現有的銀行史和金融史研究的著眼點在哪裡，後來的研究者又能從什麼方面進行突破？

楊蘇紅：就我所接觸的文章中，有些銀行史、金融史作家會寫一些敘述和評析金融發展變化的文章，其中會涉及銀行家群像或者銀行和金融的重要事件；有些作家會對金融改革進行思考； 有些作家有著敏銳的金融觸覺，會對改革開放之後上海的金融脈動描寫細微， 提供全景式畫面；有些作家則向讀者提供了古今中外金融的多個側面與剪影， 豐富多彩，斑斕多姿，盡量還原金融史的鮮活面目。

這些研究，或對當今上海國家金融中心建設提供了借鑒意義；或是期待金融行業湧現更多的真正意義上的銀行家；或是更多地思考銀行的社會責任。

沈祖煒：過去的銀行史、金融史研究，財經大局上的宏觀把握較多，企業內部的開掘，如銀行內部的運作管理等課題較少。

劉平：現有銀行史和金融史的研究，更多的是側重於其組織的沿革、制度變遷的研究，還有對銀行家的研究。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究，不過對於普通金融員工實際生存狀態的反映是有所缺失的。相對於現存的檔案資料來說，補充一些金融員工生活史的資料，以及政策的具體執行之類的資料，應當可以大大開闊研究者的視野。

《銀行博物》：

《上海金融報》有專門刊登銀行史、金融史介紹的版面，為讀者帶來了許多精彩的故事。然而這個版面的基調也不是一次成型的。基調的確定，對於初次接觸此類題材的報紙編輯恐怕也是個挑戰吧。

楊蘇紅：我原來是《上海金融報》的編輯，最初負責的版面與銀行史或者金融史是沒有關係的，直到2008年2月春節過後的第一個工作日，報社總編鄭禹君在例行的編前會上，談了版面欄目設置微調的想法與編輯分工。這下我除了原先負責編輯的時尚版面、格調版面，新加了金融文化版面，這三版統一在了金融文化的大欄目之下。

相比已經約定俗成的時尚版面與格調版面，感覺金融文化新設版面可選內容有點廣泛，確實給了我些許壓力。最初的決定是：在新增的這一版上的主打文章，為反映金融機構行業新風、精神文明的稿件；另增加一個評論小欄目「一言堂」，評論剖析與經濟金融相關的文化點滴。

但是這樣做了幾期之後，就能感到金融文化的主打稿件與其他版面諸如行業動態、行業風采等版面的稿件，區分性不是非常明顯，有同質化之嫌。繼而想到在上世紀30年代，上海有遠東金融中心之稱。近代上海的金融文化沉澱厚重。這一塊可以挖掘。於是確定了目標作者和版面基調，開始報送版面選題， 計劃登載金融史領域的文章。上海自上世紀初到21世紀初的金融框架和重大事件，基本在金融文化版面得以系統展現與陳述。

獨具匠心

《銀行博物》：

我們博物館作為銀行史和金融史的研究機構之一，對於此類史料收集整理的艱難困苦是感同身受，各位老師認為現在的銀行史、金融史研究者應該怎樣工作，能否勉勵一下新一代的研究者？

沈祖煒：銀行史研究必須以行史資料為堅實基礎。靜心收集史料並加以閱讀整理是必不可少的。

我清楚地記得，上世紀80年代初， 我剛研究生畢業，在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工作。我們的老院長張忡禮教授對史料徵集是非常重視的。有一次他聽說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市分行要處理一批陳年檔案，馬上指示我們經濟所先接收過來。檔案有好幾卡車之多，我們接手後都堆放在社科院一個大平房裡。這可不是一堆了之，大家是一本一本地翻閱， 去蕪存菁，耗時多日，最後留下一百多個箱子的資料。要知道這些箱子都是很大的！最終要讓資料發揮作用，還必須經過整理。

劉平：誠如沈老師所言，歷史學的相關研究中，史料是很重要的。

不過資料的搜索是個很艱辛的過程。比如我收集《海光》的時候，整套還差一本，無論如何都找不到，我託人到美國的大學去找資料，還跑了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和上海檔案館等處， 甚至還聯繫了台灣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行史館。歷史資料的搜集很難。現在要找資料都已經有缺失了，不抓緊搜集， 可能以後搜集起來會更難。

編資料的過程也很麻煩。這麼多寶貴的資料需要找一種最好的形態來展示它。以前史料的整理主要是影印出版， 即根據原樣出版；之後也有排印出版史料的，即是內容還是原來的內容，但是加了標點符號，讀起來比較方便。但無論是影印還是排印，對於檢索仍然是十分不便的。所以我認為對已有史料進行選編，將相關史料做整理、分類，會更便利後來的研究者。這裡就有取捨的問題，要注意相關文章應該分成哪些欄目，要根據讀者和編者的需求進行選材：好的內容沒有放進去是個遺憾，不加取捨全部放進去也會影響整體質量。對於史料的使用者而言，我覺得文章體裁不是最重要的，但是要方便讀者使用，能讓讀者在很短的時間內集中看到他們需要的內容，能輕易地搜索到需要的文章，了解當年的歷史。

做這類編選，可能具有專業背景知識的人相對會更有優勢。這類編選其實特別難，需要有專業的眼光。還有就是花的功夫非常大：找尋資料是一點；其實更大量的時間要花在仔細閱讀所有資料上；然後還要篩選和分類；另外還有錄入和校對，錄入可以請別人幫忙，校對要自己校——撇開繁體字和豎排的格式給閱讀增加了阻礙，印刷的資料經常會有不清晰的地方，那就需要找原件核對；有的時候原件的文字本身就有疏漏，編者需要有自己的判斷；還有就是文章中會涉及各類專業術語和名詞，就要先把這些內容弄懂，某種程度上說， 「要上知天文地理，下知雞毛蒜皮」。做史料彙編需要有工匠精神，沒有恆心是完不成的。

很多專家學者評價，史料編纂工作是造福社會，其實我認為對編纂者本身來說也是得益的。對這些史料最熟悉的，應當是編纂者本人。史料整理是個系統工程。這是一項費力、費錢、費時間，同時也很難體現什麼學術成果的工程，但是仍然需要有人來做，需要大家一起來努力。

長按識別下方二維碼即進入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

點擊展開全文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