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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沒有文憑,卻被譽為三百年才出一個的大師


他沒有文憑,卻被譽為三百年才出一個的大師



前言他,沒有一張文憑。大師鄭天挺卻稱他為:「教授的教授。」大師吳宓卻贊其是:「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大師梁啟超也由衷佩服:「陳先生的學問勝過我。」大師傅斯年更是驚嘆:「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這個人,就是陳寅恪。1925年,清華創辦國學研究院。欲聘四位大師,以培養國學之棟樑。研究院聘請的第一位導師,乃中國近代美學開創者王國維。研究院聘請的第二位導師,乃近代中國思想啟蒙者梁啟超。研究院聘請的第三位導師,乃中國漢語語言學之父趙元任。第四位導師聘請誰呢?教授吳宓推薦:「陳寅恪可擔此任。」校長曹雲祥不知陳寅恪,便問梁啟超:「陳寅恪是哪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碩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不是博士,又沒著作,這就難了!」梁說:「我梁啟超雖然著作等身,但所有著作加一起,不及陳先生三百字有價值。」曹雲祥遂聘陳寅恪為第四位導師。陳丹青《國學研究院》局部,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和吳宓1 1890年7月3日清晨陳寅恪在長沙呱呱墜地。其祖父乃湖南巡撫陳寶箴,其父乃晚清著名詩人陳三立。陳三立與譚嗣同、徐仁鑄、陶菊存一起,並稱「晚清四公子」。錢鍾書曾說:「唐以下大詩人,可用一個地理詞語來概括:陵谷山原。」「陵」是杜少陵,「谷」是黃山谷,「山」是李義山,「原」是陳散原。陳散原,便是陳三立之字型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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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6年,陳氏兄妹合影。右一為陳寅恪。1898年,陳家發生了一件大事。戊戌變法失敗,慈禧垂簾聽政,陳寶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變法,被朝廷革職,「永不敘用」。陳寶箴便帶著全家返回祖籍南昌。陳三立從此遠離政治,一心寄情於詩詞。這是陳家之大禍,卻是寅恪之大幸,在父親教育影響下,他遍讀典籍,十來歲時便已能出口成章。1902年,陳寅恪才12歲,陳三立就將他送到了日本,求學於著名的巢鴨弘文學院。1905年,陳寅恪因患足疾,遂回國治療,後考入上海復旦公學。復旦公學是新式學堂,相當於今之高中。在這裡,陳寅恪掌握了德語法語。1909年,陳寅恪自復旦公學畢業後,開始了長達十六年的西洋遊學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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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寶箴領諸孫及重孫合影於南昌(1899年)。左二為陳寅恪。政治學家蕭公權說:「很多留學生當時為拿到學位而投機,選擇院系、課程、論文時往往避難就易,最後雖得了學位,但學問已大打折扣。然回國後卻自稱乃某某大學博士,在國內教育辦或其他事業中混跡。」但陳寅恪卻是一位怪人,他就讀過柏林大學、蘇黎士大學,也讀過哈佛大學、巴黎高等政治學校,在這些著名學府,他皆以天才聞名,但從未獲得過一個學位。文憑在他眼裡,不過是一張廢紙。留學日本時的陳寅恪(中)「考博士並不難,但兩三年內被一個具體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陳寅恪說。不為文憑只求學問的他,知某大學有可以學習者,則前往學習,學成又前往另一大學。故遊學16載雖未得一文憑,卻掌握了梵文、巴利文等十幾種語言,學問貫通中西、融匯古今,深不可測。1919年,吳宓在哈佛認識陳寅恪後,驚為天人:「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1923年,求學歐洲的傅斯年結識陳寅恪後,佩服之至:「寅恪之學問,三百年來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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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陳寅恪任教清華,上課旁徵博引,信手拈來。底子薄的學生聽得兩眼茫然,素養高的學生卻覺得「字字精金美玉」。後來成為國學大師的季羨林,這樣描述他的講課感受:「寅恪師講課,同他寫文章一樣,根據材料進行考證、分析、綜合,如剝蕉葉,愈剝愈細愈剝愈深,不武斷、不誇大、不歪曲、不斷章取義,彷彿引導我們走在山陰道上,盤旋曲折,山重水複,柳暗花明,最終豁然開朗,把我們引上陽關大道。聽他的課,是無法比擬的享受。在中外學者中,能給我這種享受的,國外只有呂德斯,國內只有陳師一人。」後來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周一良,當時喜歡在北大、清華、燕京三大學串課,聽了陳寅恪的講課後,他感嘆:「別的先生學問固然很大,但我覺得自己將來或許也能達到,而寅恪先生的學問則深不可測,高不可攀,簡直讓人不可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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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治學講課常有新解和宏論,陳寅恪之名聲很快響徹北平城。他授課時,不但清華的教授,如朱自清、吳宓等經常前來聽課,遠在城內的北大師生也成群結隊,跑到郊外的清華園來「做客旁聽」。北大學生見自己老師也來當學生,遂稱陳寅恪為「太老師」,意為「教授的教授」。當年的華北學術界分成兩派,一派是本國培養的學者,一派留洋歸來的學者。本土派認為,洋派不懂國情,學問再高,也解決不了中國問題。留洋派覺得本土派迂腐狹隘,不懂得運用現代化工具。因而兩派互相瞧不起。但不管哪一派,誰都不敢瞧不起陳寅恪,這在學術界堪稱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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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北大、清華、南開被迫西遷,在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陳寅恪在前往西南聯大途中,所攜帶的書籍和稿件不幸被盜。雖然書稿盡失,但第一堂課上,他這樣對學生說:「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日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我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陳寅恪之學問,就是這麼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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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用各種語言做的筆記有一次,蘇聯學者在外蒙古,發掘到三件突厥文碑,不懂不通。陳寅恪一解釋,外國學者同聲嘆服。「唐蕃會盟碑」,許多著名學者,如法國之沙畹、伯希和等都無法解釋,陳寅恪一解釋,眾人皆毫無異議。1933年,日本史學家和田清,從中國東北拿回一張古地契,斷定是三百年前明末弘光遺物。一天,一幫歷史學者在東洋文庫吃飯,日本史學界泰斗白鳥庫吉也在座。大家傳閱地契,讚不絕口,無甚異辭。當地契傳到中國學者藍文征手中時,藍判定其非明物,而是清光緒時物。白鳥聽了很驚訝,請他再仔細看看,藍說:「不必看了,這紙又厚又粗,顯然不是明紙,而是清末雙抄紙。錢的單位,用『吊』而不用『貫』;地契的格式也是清末通行的格式……」白鳥點頭不止,問藍識不識陳教授。藍文征故意問:「哪個陳教授?」白鳥說:「陳寅恪先生。」藍文徵答:「那是我恩師。」白鳥舉起拇指:「難怪,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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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用各種語言做的筆記1925年,陳寅恪到清華教書時,已是年屆35的大齡「剩男」。當時,很多人為他牽線搭橋,但陳寅恪總是「無甚感覺」。說來也巧,他的姻緣也是學問賺來的。1928年初,一位老師閑聊時請教陳寅恪:「我愛人的好友家中掛著一幅字,署名『南注生』,這南注生何許人?」陳寅恪答:「必是灌陽唐景崧之孫女。」陳寅恪讀過唐景崧所著的《請纓日記》。「南注生是清朝台灣巡撫唐景崧的別號。」陳寅恪對這幅字非常感興趣,便向郝更生提出,希望拜訪其主人。一拜訪,果不其然,字主叫唐篔,正是唐景崧之孫女。不料兩人相識後,竟一見鍾情。1928年7月,陳寅恪迎娶了唐篔。


這段傳奇,在清華傳為一時佳話。


多年後,學者傅國涌這樣評價陳寅恪:


「他是中西合璧的產物,在那個轉型時代,


他有很深的舊學根基,又到西方長期留學,


掌握了西方學術工具,運用到中國學問當中。


在中西合璧上,他的建樹今人不大可能達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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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篔2 陳寅恪與唐篔結婚後十年,生下三女:陳流求、陳小彭、陳美延。「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島名,都與《馬關條約》中割台條款有關。可見陳寅恪骨子裡流淌著深沉的家國情懷。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後的22天,日軍逼近清華園車站,北平即將不保。此時,陳寅恪父親陳三立已85歲。這位在夢裡狂呼「殺日本人」的老人,眼見無力無天,立馬開始絕食。五天後,他滿含悲憤,撒手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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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悲鴻油畫:陳三立陳寅恪正忙著為父親辦理喪事,日本憲兵隊卻送來了請柬,邀請其到憲兵司令部做客。當時,日本人對外承諾:「留下來教學,保證豐厚年金。」作為教授,像陳寅恪,可以有保姆、有廚師、有車夫,還可配兩文書,生活既舒適又體面。但陳寅恪冷哼一聲,拂袖而去。在為父親守孝的49天里,他常常斜卧在走廊藤椅上,雙眼圓睜,一言不發。高度近視加悲慟過度,致使右眼視網膜剝離。醫生說:「必須儘快手術,否則將失明。」但做了手術,就需要相當時間休養。「一修養,就恐難逃出日本人之手。」於是陳寅恪放棄了治療,守孝期剛滿,他就偷潛出北平,直奔昆明西南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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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陳寅恪夫婦與三個女兒到達聯大後,陳寅恪右眼已失明。為了教好學生,振興中華,他常常秉燭達旦,備課與寫作。燈光昏暗加上用眼過度,致使左眼也患上眼疾,只能微弱視物。1939年,英國牛津大學致函陳寅恪,特聘他為牛津大學漢學教授。這是300年來第一次由中國人擔當此任。陳寅恪接受了應聘,「順便到倫敦治眼睛」。要去英國,需借道香港。但萬萬沒想到,陳寅恪剛抵達香港,太平洋戰爭就爆發了,倫敦之行遂成泡影。1941年底,國民政府派飛機抵達香港,以搶救困於香港的政府要員和學界名流。但孔祥熙夫人宋靄齡、二小姐孔令俊,為把洋狗、香料和床板等通通搬上飛機,竟率領幾十名保鏢阻止要員和名流登機,致使何香凝、陳寅恪等人被困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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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軍佔領香港後,設卡設障,陳寅恪一家想返內地已無可能,一天深夜,他們聽到撕心裂肺的哭聲。第二天得知,鄰樓五女生皆被日本兵強姦。唐篔立即給流求、小彭剪了短髮,再讓她倆穿上男裝扮成男孩子。然後含著眼淚,拿出一塊淺色布,用毛筆寫上家長姓名、親友地址,縫在四歲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萬一失散,盼好心人將她送還。」陳寅恪一家就這樣過著擔驚受怕的日子。這樣的恐怖生活其實可以立馬結束,只要陳寅恪答應任何一個「小要求」。大漢奸汪精衛的老婆陳璧君,派人與一所大學校長前往陳家,要陳到上海等日佔區大學任教,被陳寅恪冷冷拒絕。過去在清華任教時的同事錢稻孫,對陳寅恪許以每月千元的高薪,妄圖請他北上為偽北大服務,又被陳寅恪冷冷拒絕。日本駐香港總督出資20萬軍票,讓陳寅恪在香港籌辦東亞文化協會,同樣被陳寅恪冷冷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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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逼利誘不成,就拋糖衣炮彈。香港佔領軍司令知道陳家三日不炊後,立派憲兵隊給陳家送去多袋麵粉。但憲兵往屋裡搬,陳寅恪就往外拖,寧可典當衣物過活,寧可沒食物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也不為五斗米折腰。陳寅恪的愛國事迹及危急處境,不脛而走,很快傳到內地。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課堂上大聲疾呼:「陳先生若遭不幸,五十年內,不可能再有這種人才。」傅斯年等人四處奔走,籌集經費,後經中研院院長朱家驊打通各環節,陳寅恪一家才得以逃出香港,返回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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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內地,陳寅恪立赴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在燈光昏暗、警報不絕的情況下,他一邊教書一邊著書,完成多篇名作。學術沒盡頭,但他的眼睛卻走到了盡頭。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霧濃陰冷,陳寅恪睜開眼睛,卻發現什麼也看不見了。這時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讓女兒去通知學生今天不能上課了。隨後一檢查——左眼視網膜脫落。陳寅恪仰天悲嘆:「天其廢我是耶非。」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陳寅恪再次奔赴倫敦治療眼疾。但因耽擱太久,雖經英醫開刀,也已回天回力,雙目失明成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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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8月,陳寅恪重返清華時,已是盲人教授。校長梅貽琦勸他休養一陣子,陳寅恪不從:「不教書怎麼能叫教書匠?」梅貽琦不忍見失明的陳老來回奔波,便想了一個折中的辦法,讓學生到陳宅上課,陳寅恪應允。每天上課,他便讓人先把要點寫在黑板上。然後坐到椅子上,閉眼或睜眼開始講課。他在課上叫學生朗讀課文,哪怕讀錯一個字,都必須重讀。再小的脫漏也逃不過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長在他心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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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陳寅恪與王力3 季羨林曾把愛國主義分為兩個層次:「一般層次是我愛我的國家,不許別人侵略。」「一種是高層次的,愛我們的文化。」陳寅恪的愛國,則包含了這兩個層次。但愛國的他,始終堅守一個原則:只問學術、不問政治。1927年,王國維沉湖自盡後,陳寅恪為其撰寫碑文時寫道:「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而與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陳寅恪畢生之追求。不管是做人,還是治學,若精神不能獨立、思想不能自由,毋寧死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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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東北華北炮聲隆隆,嶺南大學校長陳旭序邀陳寅恪南下廣州,陳寅恪也想找一方安靜書桌,遂然前往。在嶺南任教,是他一生難得的好時光。遺憾的是,好夢由來最易醒。1952年,全國高校開始大規模調整。嶺南大學、廣東法商學院與中山大學合并,組成新的綜合性大學中山大學。陳寅恪也轉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巧的是,系主任是他清華任教時的學生劉節。1953年,中央設立歷史研究委員會,並決定在中科院設立上古、中古、近代三個研究所。擬請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擔任三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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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周知,陳寅恪對政治干預學術深惡痛絕,而中科院院長郭沫若提出: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地研究中國歷史。這與陳寅恪的治學追求顯然「不是一路」。如何讓陳接受新職,成為中科院心結。眾人一籌莫展之際,一個人站了出來:「我願前往。」此人,便是陳寅恪的得意弟子汪篯。1953年12月1日上午,汪篯帶著郭沫若親筆信來到陳家。或許自恃曾是陳老最得意的弟子,汪篯即以一種「教訓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對陳寅恪進行勸導。不料陳寅恪勃然大怒,指著汪篯說:「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汪篯見勢不妙,只好灰溜溜離開。勸說未成,還把師生關係弄丟了,汪篯異常懊悔,此後一直想亡羊補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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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學陳寅恪故居念及當年師生之情分,陳寅恪答應與汪篯做一次長談,也算是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長談中,陳老提出擔任所長的兩個條件:「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也不要學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有和我同樣的看法,應從我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在1953年的中國,這樣的答覆無異於石破天驚,其結果可想而知。這一年,歷史研究所三所正式成立,所長分別是郭沫若、陳垣、范文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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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盲之後,陳寅恪總是睜大著眼睛陳寅恪的教書生涯在1958年戛然而止。這一年,反對「厚古薄今」運動全面展開。陳寅恪被指為封建主義立場之種族文化論者,是一面資產階級的「大白旗」,應當拔掉。憤怒的陳寅恪立即致函校領導:「堅決不再開課,以免貽誤青年。」從此,雙目失明的他便潛心於家中,在助手幫助下,撰寫《柳如是別傳》。為柳如是立轉,不過是借傳修史,倡導做人治學的氣節與風骨。柳如是乃明末清初的煙花女子後來嫁給了晚明文壇領袖錢謙益,1645年清兵南下,打到南京城。率先投降的是兩位文化名人——一位是大文豪錢謙益,一位是大書家王鐸。錢謙益「循例北遷」,柳如是沒有跟去。她獨留南京,從事反清復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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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覺得陳寅恪寫《柳如是別傳》,意在反對現有政權、反對共產主義。其實錯了,1953年陳寅恪這樣說過:「我決不反對現政權,早在宣統三年時,我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是,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僅此一句,已驚為天人。他寫柳如是,不過是想倡導「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做學問也好,做人也罷,若失去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見到煙花女子柳如恐怕也會羞愧臉紅吧!1962年,好友吳宓赴廣州看望陳寅恪,陳寅恪對其說:「我寫書是痛哭古人,留贈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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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書法正因秉持獨立、自由之精神,陳寅恪立下了「九不」原則:「不理蘇聯專家,不願北上做官;堅卧中大不動;不見貴客;不見外國人;不談政治;不談時事;不議論人物;不從時俗。」1962年,中央大員康生南下廣州,(康生,發動「文革」的主要成員之一)向中山大學校領導提出要見陳寅恪,可無論校領導怎麼動員,陳寅恪就是不見,不但不見,還賦詩一首自娛:「閉戶高眼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吃了閉門羹的康生,臉上極為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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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7月,雙目失明的陳寅恪,洗漱時不慎跌倒,右腿股骨頸折斷。最佳醫療方案是動手術接駁或鑲銅釘,但陳老有心臟病,難經麻醉,只好放棄。只能吃中藥與外敷,等傷口慢慢癒合。但後果是,從此不能正常行走。1966年,「文革」波及中山大學,紅衛兵湧向西南區52號,趕走了陳寅恪的助手和護士,陳寅恪工資停發,存款凍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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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他的大字報鋪天蓋地,由大樓外一直糊到家房門,又從房門、牆上糊到衣櫃、床頭。聽妻子念完大字報,陳寅恪一聲長嘆:「我搞了一輩子學問,想不到落了個『不學無術』的評語。」一群學生衝到樓下,要把陳老抬出去批鬥。所幸系主任劉節及時趕到:「我是他的學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萬別斗他!」學生粗暴毆打劉節,還問他有何感受。劉節回答:「能夠代替老師來批鬥,我感到很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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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陳寅恪不能看,但可以聽,造反派別出心裁地發明了一種摧殘手段。每當召開大型批鬥會,便將幾隻高音喇叭吊在陳宅屋前屋後,名曰「讓反動學術權威聽聽革命群眾的憤怒控訴」。這個辦法果然收到奇效,患嚴重失眠症與心臟病的陳寅恪,本來就得依靠安眠藥才能入眠。如今幾個「怪物」整日在耳邊嗷叫,便再也難以安睡,再也無法做學問。梁宗岱夫人在《宗岱和我》一書中,有這樣一段關於陳寅恪受摧殘的描述:「一聽見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渾身發抖……」1938年,陳寅恪在西南聯大教書時,就住在「大炮」傅斯年樓上。傅斯年很狂,與蔣介石談話也高蹺二郎腿。不僅如此,他還數次大罵蔣介石。如此狂人,卻對陳寅恪畢恭畢敬。每當日機轟炸的警報響起,眾人大呼小叫地衝下樓時,傅斯年卻拖著肥胖身軀逆流而上,小心翼翼把陳寅恪攙扶下來,送進防空洞。比傅斯年更狂的劉文典,很是珍惜生命。每逢日機轟炸,便讓一群學生攙扶躲避。並美曰:「我劉某人是在替莊子跑,我要死了,就沒人講《莊子》了!」但在一次攙扶逃奔中,他看見了陳寅恪,立馬甩開攙扶他的學生,指著陳寅恪大呼:「快,保存國粹要緊!」彼時,大家都視陳寅恪為「國之至寶」。而如今,陳寅恪卻被折磨得惶惶不可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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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初,陳寅恪一家被掃地出門,遷至中大一所四面透風的平房居住。此時的他,身體衰弱得已不能吃飯,只能進一點湯水之類的「流食」。1969年10月7日,陳寅恪走完了79年的生命歷程。彌留之際,他一言不發,只是眼角不斷地流淚。此情此景,讓人不由想起一句唐詩:「千古文章未盡才,一生襟抱未盡開。」陳寅恪平生最大的願望,就是寫成《中國通史》《中國歷史的教訓》,但因為「文革」和雙目失明,未能完成。這不但是個人的悲劇,也是時代的悲劇。4 2001年,許紀霖去美國做訪問學者時,特意到普林斯頓大學去拜見大學者余英時。余英時見到許紀霖第一句話就問:「你為什麼把intellectual叫作知識分子,這個『分子』不好,應該用『知識人』。」余英時倡導用「人」而不用「分子」,也正是強調「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一名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具備三性:專業性——在專業領域有深厚素養。公共性——關心自己的國家和社會。獨立性——不依附於任何權勢集團或利益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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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專業性上,陳寅恪乃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在公共性上,陳寅恪有著深深的家國情懷。在獨立性上,陳寅恪有著桀驁的書生風骨。所以說,陳寅恪不僅是做學問的標準,更是衡量知識分子的一個標杆。陳寅恪死後,葬於廬山植物園。大畫家黃永玉在其墓前石頭上,手書了那句他最喜歡的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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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寅恪墓長期研究知識分子的傅國涌,前兩年曾發出過這樣的感嘆:「自1980年代末期以來,知識界有兩個趨勢,一是知識分子的市場化,一是知識分子的犬儒化。」泰戈爾有句名詩:天空不留痕迹,飛鳥已經掠過。在知識分子市場化和犬儒化的今天,重拾陳寅恪,就是想讓更多的人知道,曾經有一隻「飛鳥」,那麼震撼地掠過我們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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