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嘉瑩：紀念我的老師清河顧隨羨季先生

顧師羨季先生本名顧寶隨，河北省清河縣人，生於一八九七年二月十三日（即農曆丁酉年正月十二日）。父金墀公為前清秀才，課子甚嚴。先生幼承庭訓，自童年即誦習唐人絕句以代兒歌，五歲入家塾，金墀公自為塾師，每日為先生及塾中諸兒講授四書、五經、唐宋八家文、唐宋詩及先秦諸子中之寓言故事。一九零七年先生十一歲始入清河縣城之高等小學堂，三年後考入廣平府（即永年縣）之中學堂，一九一五年先生十八歲時至天津求學，考入北洋大學，兩年後赴北京轉入北京大學之英文系，改用顧隨為名，取字羨季，蓋用《論語·微子》篇中「周有八士」中「季隨」之義。又自號為苦水，則取其發音與英文拼音中顧隨二字聲音之相近也。一九二零年先生自北大之英文系畢業後，即投身於教育工作。其初在河北及山東各地之中學擔任英語及國文等課，未幾，應聘赴天津，在河北女師學院任教。其後又轉赴北京，曾先後在燕京大學及輔仁大學任教，並曾在北京師範大學、北平大學、女子文理學院、中法大學及中國大學等校兼課。解放後一度擔任輔仁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一九五三年轉赴天津，在河北大學前身之天津師範學院中文系任教，於一九六零年九月六日在天津病逝，享年僅六十四歲而已。先生終身盡瘁於教學工作，解放前在各校所曾開設之課程，計有《詩經》、《楚辭》、昭明《文選》、唐宋詩、詞選、曲選、《文賦》、《論語》、《中庸》及中國文學批評等多種科目。解放後在天津任教時又曾開有毛主席詩詞、中國古典戲曲、中國小說史及佛典翻譯文學等課。先生所遺留之著作，就嘉瑩今日所搜集保存者言之，計共有詞集八種，共收詞五百餘首，劇集二種，共收雜劇五本，詩集一種，共收古、近體詩八十四首，詞說三種（《東坡詞說》、《稼軒詞說》以及《毛主席詩詞箋釋》)，佛典翻譯文學講義一冊，講演稿二篇，看書札記二篇，未收入劇集之雜劇一種，及其他零散之雜文、講義、講稿等多篇，此外尚有短篇小說多篇曾發表於二十年代中期之《淺草》及《沉鍾》等刊物中，又有《揣龠錄》一種曾連載於《世間解》雜誌中，及未經發表刊印之手稿多篇，分別保存於先生之友人及學生手中。　　

我之從先生受業，蓋開始於一九四二年之秋季，當時甫升入輔大中文系二年級，先生來擔任唐宋詩一課之教學。先生對於詩歌具有極敏銳之感受與極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國古典與西方文學兩方面之學識及修養，所以先生之講課往往旁徵博引，興會淋漓，觸緒發揮，皆具妙義，可以予聽者極深之感受與啟迪。我自己雖自幼即在家中誦讀古典詩歌，然而卻從來未曾聆聽過像先生這樣生動而深入的講解，因此自上過先生之課以後，恍如一隻被困在暗室之內的飛蠅，驀見門窗之開啟，始脫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萬物之形態。於是自此以後，凡先生所開授之課程，我都無不選修，甚至在畢業以後，我已經在中學任教之時，仍經常趕往輔大及中國大學旁聽先生之課程。如此直至一九四八年春我離平南下結婚時為止，在此一段期間內，我從先生所獲得的啟發、勉勵和教導是述說不盡的。

先生的才學和興趣，方面甚廣，無論是詩、詞、曲、散文、小說、詩歌評論、甚至佛教禪學，先生都曾留下了值得人們重視的著作，足供後人之研讀景仰。但做為一個曾經聽過先生講課有五年以上之久的學生而言，我以為先生平生最大之成就，實在還並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對古典詩歌之教學講授。因為先生在其他方面之成就，往往尚有蹤跡及規範的限制，而惟有先生之講課則是純以感發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是我平生所接觸過的講授詩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於啟發性的一位非常難得的好教師。先生之講課既是重在感發而不重在拘狹死板的解釋說明，所以有時在一小時的教學中，往往竟然連一句詩也不講，自表面看來也許有人會以為先生所講者都是閑話，然而事實上先生所講的卻原來正是最具啟迪性的詩歌中之精論妙義。昔禪宗說法有所謂「不立文字，見性成佛」之言，詩人論詩亦有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語。先生之說詩，其風格亦頗有類乎是。所以凡是在書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屬於所謂記問之學的知識，先生一向都極少講到，先生所講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學、銳感、深思，以及其豐富的閱讀和創作之經驗所體會和掌握到的詩歌中真正的精華妙義之所在，並且更能將之用多種之譬解，做最為細緻和最為深入的傳達。除此以外，先生講詩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先生常把學文與學道以及作詩與作人相併立論。先生一向都主張修辭當以立誠為本，以為不誠則無物。所以凡是從先生受業的學生往往不僅在學文作詩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啟發，而且在立身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勵。　　

凡是上過先生課的同學一定都會記得，每次先生步上講台，常是先拈舉一個他當時有所感發的話頭，然後就此而引申發揮，有時層層深入，可以接連講授好幾小時甚至好幾周而不止。舉例來說，有一次先生來上課，步上講台後便轉身在黑板上寫了三行字：「自覺，覺人；自利，利他；自渡，渡人。」初看起來，這三句話好像與學詩並無重要之關係，而只是講為人與學道之方，但先生卻由此而引發出了不少論詩的妙義。先生所首先闡明的，就是詩歌之主要作用，是在於使人感動，所以寫詩之人便首先須要有推己及人與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為必先具有民胞物與之同心，然後方能具有多情銳感之詩心。於是先生便又提出說，偉大的詩人必須有將小我化而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擴大之途徑或方法則有二端：一則是對廣大的人世的關懷，另一則是對大自然的融入。於是先生遂又舉引出杜甫《登樓》一詩之「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為前者之代表，陶淵明《飲酒》詩中之「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為後者之代表；而先生由此遂又推論及杜甫與陸遊及辛棄疾之比較，以及陶淵明與謝靈運及王維之比較；而由於論及諸詩人之風格意境的差別，遂又論及詩歌中之用字遣詞，和造句與傳達之效果的種種關係，甚且將中國文字之特色與西洋文字之特色做相互之比較，更由此而論及於詩歌中之所謂「錘鍊」和「醞釀」的種種工夫，如此可以層層深入地帶領同學們對於詩歌中最細微的差別做最深入的探討，而且絕不憑藉或襲取任何人云亦云之既有的成說，先生總是以他自己多年來親自研讀和創作之心得與體驗，為同學們委婉深曲地做多方之譬說。昔元遺山論詩絕句曾有句云：「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才動萬波隨。」先生在講課時，其聯想及引喻之豐富生動，就也正有類乎是。所以先生之講課，真可說是飛揚變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經把自己之講詩比作談禪，寫過兩句詩說：「禪機說到無言處，空里遊絲百尺長。」這種講授方法，如果就一般淺識者而言，也許會以為沒有世俗常法可以依循，未免難於把握，然而卻正是這種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富於啟發性的講詩的方法，才使得跟隨先生學詩的人學到了最可珍貴的評賞詩歌的妙理。而且當學生們學而有得以後，再一回顧先生所講的話，便會發現先生對於詩歌之評析實在是根源深厚、脈絡分明。就仍以前面所舉過的三句話頭而言，先生從此而發揮引申出來的內容，實在相當廣泛，其中既有涉及於詩歌本質的本體論，也有涉及於詩歌創作之方法淪，更有涉及於詩歌之品評的鑒賞論。因此談到先生之教學，如果只如淺見者之以為其無途徑可以依循，固然是一種錯誤，而如果只欣賞其當時講課之生動活潑之情趣，或者也還不免有買櫝還珠之憾。先生所講的有關詩歌之精微妙理是要既有能入的深心體會，又有能出的通觀妙解，才能真正有所證悟的。我自己既自慚愚拙，又加以本文體例及字數之限制，因此現在所寫下來的實在僅是極粗淺、極概略的一點介紹而已。關於先生講課之詳細內容，我多年來保存有筆記多冊，現已請先生之幼女顧之京君代為謄錄整理，編入先生之遺集，可供讀者研讀參考之用。　　

至於就先生的著述而言，則先生所留下來的作品，方面甚廣，我個人因本文篇幅及自己研習範圍之限制，不能在此作全面的介紹和討論，現在只就先生在古典詩歌之創作方面的成就略作簡單之介紹。先生自二十餘歲時即以詞見稱於師友之間，最早的一本詞集《無病詞》刊印於一九二七年，收詞八十首，當時先生不過三十歲；其後一年（一九二八）又刊印《味辛詞》一冊，收詞七十八首；又二年之後（一九三零)，又刊印《荒原詞》一冊，收詞八十四首。在《荒原詞》之卷首，先生之好友涿縣盧宗藩先生所寫的一篇序文，曾經敘述說先生「八年以來殆無一日不讀詞，又未嘗十日不作，其用力可謂勤矣」。然而自《荒原詞》刊出以後，先生卻忽然對於寫詞感到了厭倦，於是遂轉而致力於詩之寫作。四年之後（一九三四），遂有《苦水詩存》及《留春詞》之合刊本問世，卷首有先生之《自序》一篇，敘述平生學習為詩及為詞之經過，自雲「余之學為詩幾早於學為詞二十年，顧不常常作」，又雲自一九三零年冬「以病忽厭詞」，於是自一九三一年春「遂重學為詩」；先生自言其為詩之用力亦甚勤，云：「余作詩雖不如老社之『語不驚人死不休』，亦未嘗率意而出，隨手而寫，去留殿最之際，亦未嘗不審慎」，然而先生卻自以為其詩之成就不及其詞，並引其穉弟六吉之言，以為其所為詩「未能跳出前人窠臼」。先生自謂「少之時，最喜劍南」，其後「學義山、樊川，學山谷、簡齋，惟其學，故未必即能似，即其似故又終非是也」。而先生之於詞則自謂「並無溫、韋如何寫，歐、晏、蘇、辛又加何寫之意」，以為「作詩時則去此種境界尚遠」。故於《苦水詩存》刊出以後，先生之詩作又逐漸減少，乃轉而致力於戲曲，兩年後（一九三六）遂刊出《苦水作劇三種》，共收《垂老禪僧再出家》、《祝英台身化蝶》、《馬郎婦坐化金沙灘》雜劇三種及附錄《飛將軍百戰不封侯》雜劇一種。先生既素以詞名，故其劇作在當日並未引起廣大讀者之注意。然而先生在雜劇方面之成就，則實不在其詞作之下。原來先生在發表此一劇集之前，對雜劇之寫作亦曾有致力練習之過程。蓋早在一九三三年間，先生即曾寫有《饞秀才》之二折雜劇一種，其後於一九四一年始將此劇發表於《辛巳文錄初集》之中，並附有跋文一篇，對寫作之經過曾經有所敘述，自雲此劇系一九三三年冬「開始練習劇作時所寫」。其後自一九四二年開始，先生又致力於另一雜劇《游春記》之寫作，此劇共分二本，每本四折外更於開端之處各加《楔子》，為先生所寫之雜劇中最長之一種，迄一九四五年始正式完稿，刊為《苦水作劇第二集》。當先生之興趣轉入劇曲之寫作時，曾一度欲停止詞之寫作，在其《留春詞》之自序中，即曾寫有「後此即有作亦斷斷乎不為小詞矣」之語。然而先生對詞之寫作則實在不僅未嘗中輟，而且在風格及內容方面更曾有多次之拓展及轉變。先是在一九三五年冬，先生於病中曾寫有和《浣花》詞五十四首，其後於一九三六年又陸續寫有和《花間》詞五十三首，和《陽春》詞四十六首，統名之曰《積木詞》（此一卷詞未曾見有刊本問世，今所收存為我於一九四六年時自先生手稿所轉抄者）；其後先生於一九四一年又曾刊有《霰集詞》一冊，收詞六十六首，一九四四年又曾刊有《濡露詞》及《倦駝庵詞稿》合刊本一冊，共收詞三十二首；解放後，先生亦寫有詞作多首，曾陸續發表於天津之《新港》雜誌及《天津日報》等報刊，總其名為《聞角詞》，然未嘗刊印成冊。計先生平生雖然對於古典詩歌中詩、詞、曲三種形式皆嘗有所創作，然而實在以寫詞之時間為最久，所留之作品亦最多，曲次之，詩又次之。所以本文對先生古典詩歌創作方面之介紹，便將以先生之詞作及劇作二種為主，而以詩作附於詞作之後略作簡單之介紹。

如我在前文所言，我聆聽羨季先生講授古典詩歌，前後曾有將近六年之久，我所得之於先生的教導、啟發和勉勵，都是述說不盡的。當一九四八年春，我將要離平南下結婚時，先生曾經寫了一首七言律詩送給我，詩云：「食荼已久漸芳甘，世味如禪澈底參。廿載上堂如夢囈，幾人傳法現優曇。分明已見鵬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際泠然御風去，日明雲暗過江潭。」先生又曾給我寫過一封信，說：「不佞之望於足下者，在於不佞法外，別有開發，能自建樹，成為南嶽下之馬祖，而不願足下成為孔門之曾參也。」先生對我的這些期望勉勵之言，從一開始就使我在感激之餘充滿惶愧，深恐能力薄弱，難副先生之望。何況我在南下結婚以後不久，便因時局之變化，而輾轉經由南京、上海而去了台灣。抵台後，所郵運之書籍既全部在途中失落無存，而次年當我生了第一個孩子以後不久，外子又因思想問題被捕入獄。我在精神與生活的雙重艱苦重擔之下，曾經拋棄筆墨、不事研讀、寫作者，蓋有數年之久。於時每一念及先生當日期勉之言，輒悲感不能自已。其後生事漸定，始稍稍從事讀、寫之工作，而又繼之以飄零流轉，先由台灣轉赴美國，繼又轉至加拿大，一身萍寄，半世艱辛，多年來在不安定之環境中，其所以支持我以極大之毅力繼續研讀、寫作者，便因為先生當日對我之教誨期勉，常使我有惟恐辜恩的惶懼。因此雖自知愚拙，但在為學、做人、教書、寫作各方面，常不敢不竭盡一己之心力以自黽勉。而三十年來我的一個最大的願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謁先生於故都，能把自己在半生艱苦中所研讀的一點成績，呈繳於先生座前，倘得一蒙先生之印可，則庶幾亦可以略報師恩於萬一也。因此當一九七四年，我第一次回國探親時，一到北京，我便向親友探問先生的近況，始知先生早已於一九六零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則已在身後之動亂中全部散失。當時中心之悵悼，殆非言語可喻。遂發願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遺作。數年來多方訪求，幸賴諸師友同門之協助，又有先生之幼女現在河北大學中文系任教之顧之京君，擔任全部整理、抄寫之工作，更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熱心學術，願意接受出版此書之任務，行見先生之德業輝光一向不為人知者，即將彰顯於世。作為先生的一個學生，謹將自己對先生一點浮淺的認識，簡單敘寫如上。昔孔門之弟子，對孔子之贊述，曾有「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語。先生之學術文章，固非淺薄愚拙如我之所能盡。而且我之草寫本文，本來原系應先生幼女顧之京君之囑，所寫的一篇對先生之教學與創作的簡介，其後又經改寫，以之附於先生遺集之末，不過為了紀念先生當日之教導期勉，聊以表示自己對先生的一份追懷悼念之情而已

受業弟子葉嘉瑩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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