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的兩顆「佛學彗星」，名垂青史

導語：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

在介紹僧肇之前，我們先說一下他的師傅鳩摩羅什。他祖籍天竺，混血，出生於西域龜茲國（今新疆庫車），家世顯赫，其祖上世代為相，倜儻不群，馳名遐邇。鳩摩羅什自幼天資超凡，半歲會說話，三歲能認字，五歲開始博覽群書，七歲跟隨母親一同出家，曾遊學天竺諸國，遍訪名師大德，深究妙義。他年少精進，又博聞強記，既通梵語，又嫻漢文，佛學造詣極深。博通大乘小乘。精通經藏、律藏、論藏三藏，並能熟練運用，掌控自如，乃三藏法師第一人，與玄奘、不空、真諦並稱「中國佛教四大譯經家」。位列四大譯經家之首，翻譯學鼻祖，語言學大師。

• 「解空第一人」—僧肇

僧肇(384～414），中國東晉僧人。俗姓張，為鳩摩羅什弟子，被其師傅羅什譽為「中華解空第一人」。僧肇出家後，師從鳩摩羅什，並成為其得意門生。

由於他的勤學，二十歲時，已是名振京城內外了。一般好名的人，很不服氣。認為他這樣年輕，不會有高深的成就。於是有不遠千里而來，和他辯論抗爭的。但是，當時京城中名宿碩儒，以及四方來的英才彥士，經過辯論，沒有一個不垂頭喪氣，甚至氣憤吐血而去。

由於僧肇擅長般若學，曾講習鳩摩羅什所譯三論 （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成為鳩摩羅什門下「四聖」和「十哲」之一，而被稱為「法中龍象」。僧肇善方等大乘經典，兼通三藏，才思幽玄，精於談論，被鳩摩羅什嘆為奇才，稱為「解空第一」。僧肇著作多種，尤以《肇論》著名。

《肇論》是一部不朽的著作，後來成為三論宗的重要典籍。這部《論》不僅理論幽深，思想微妙，而且將羅什所傳龍樹學緣起性空的般若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可惜僧肇年僅三十一歲就圓寂了。如果他長壽，對佛教思想理論上的建樹，肯定會作出更大的貢獻。

• 「去留肝膽兩崑崙」—譚嗣同

譚嗣同（1865—1898），男，字復生，號壯飛，湖南瀏陽人，中國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維新派人士。其所著的《仁學》，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也是中國近代思想史中的重要著作。

公元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領導戊戌變法，失敗後被殺，年僅33歲，為「戊戌六君子」之一。

譚嗣同即生於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於社會之改善，那麼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於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譚嗣同的彗星之路，並不在於他短暫的三十三歲的生命，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是直到生命的最後幾年進入佛學之殿堂。1896年，譚嗣同三十一歲，這年春於京城結識了吳雁舟、夏曾佑、吳季清等人，吳、夏諸人均為一代佛學名宿，譚嗣同由此而傾心於佛學；同年夏，在南京認識著名近代佛學家楊文會居士，從楊文會學佛。譚嗣同曾說道：「吳雁舟先生嘉瑞為余學佛第一導師，楊仁山先生為第二導師，乃大會於金陵，說甚深微妙之義，得未曾有。」雖然他只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麼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於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牆，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古今中外的種種學說真理，在其心中交匯奔騰激蕩，但如百溪歸大海，大海就是博大淵深的佛學，而貫注其中的，是悲天憫人的博大胸懷。從譚嗣同發心學佛始，他便有一種強烈的預感，感知自己生命所剩下的時日不多，雖然當時他正值盛年。這種念頭常縈繞於心頭，使得譚嗣同更加勇猛精進地學習。在寫給恩師歐陽中鵠的信中，譚嗣同寫道：「於是重發大願，晝夜精持佛咒，不少間斷：一願老親康健，家人平安；二願師友平安；三知大劫將臨，願眾生咸免殺戮死亡。」梁啟超在《仁學序》中記錄了譚嗣同為學上的勤奮：「每共居，則促膝對坐一榻中，往複上下，窮天人之奧，或徹夜廢寢食，論不休。每十日不相見，則論事論學之書盈一篋。」良師益友與自己深思精進，譚嗣同開始構思並寫作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仁學》。

譚嗣同寫作《仁學》，正是他學佛最精進的那段時間，此書粗看時，甚覺揉雜，好像成了中外思想大雜燴一樣，孔、孟、老、庄、墨，禮、易、春秋公羊，周、張、陸、王、船山、梨洲等，加上西方天文、地理、生理、心理諸科學、幾何算學以及基督教等等，一時間讓人眼花了亂，其實細看時，便知全書思想乃是以佛學貫穿起來。譚嗣同稱其學為「衝決網羅」之學：「網羅重重，與虛空而無極，初當衝決利祿之網羅，次衝決俗學若考據、若詞章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學之網羅，次衝決君主之網羅，次衝決倫常之網羅，次衝決天之網羅，次衝決全球群教之網羅，終將衝決佛法之網羅。然真能衝決，亦自無網羅，真無網羅，乃可言衝決。」

這是要對古今學術來一次價值的重估，其深邃的見識與雄渾的膽魄，使人不得不相信，如果不是譚嗣同英年早逝的話，那麼他的學術成就，絕對不會在康有為與梁啟超之下。然而，即便只是這部《仁學》，譚嗣同亦足以在中國近代史上留下他才氣縱橫的一筆。更重要的是，《仁學》與譚嗣同之死交相輝映，構築著一個偉大的人格象徵，這，便是真正立足於中國大地的精神。

令人遺憾與驚奇的是，兩顆「佛學彗星」竟然都是英年早逝，讓我們頓感無奈與凄涼。生命雖短，卻如流星般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