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成：養生當問「古代中醫」

張其成 北京中醫藥大學國學院院長

養生是不是專門的學問？這未必能得到一個明確、「科學」的回答。但從大多數人的心態來看，養生問題問醫生似乎是一個普遍心理。當醫生多數很忙，沒精力回答養生問題時，也開始聽、信一些養生「專家」的意見了。

然而近些年，「問醫生」也在逐漸喪失公信力。因為20世紀50年代，由於政府沒有足夠財政資金支撐醫院運行，而允許醫院通過「藥品加成」自行解決，換句話說，就是醫院需要通過「賣葯」來維持自身運轉，醫生某種程度上承擔藥品「銷售員」的部分職能。

北京由記者展開的一項調查發現，90%以上醫生認為「吃回扣、拿紅包很正常」，認為這些都算不上「行業公開的秘密」，根本就是完全公開的事實。比如一位在三甲醫院上班的協和醫科大學畢業的博士，還是實習了幾年才正式當醫生的大夫，他的工資獎金每月加起來也就是3000多元錢，於是拿點紅包、吃些回扣，一個月情況才能好些。

養生「專家」是不是也和醫生（百姓目前心中認為的醫生）那樣「拿回扣」呢？因為目前還沒有太多曝光的數據，只能闕疑待考，或者百姓自己靜心推理「綠豆漲價」事件背後的經濟動因。於是，問題來了，養生究竟問誰？

通過回顧歷史，我們發現問「古代的中醫」似乎是方法之一，核心理由有四點：

第一，「古代中醫」是以獨立身份面對患者。這一點非常重要，醫患之間是一種互相直接負責的關係。不像現在，醫生其實沒法「獨立」面對患者，醫生在法律上沒有主體身份，與患者發生關係的是醫療機構。

醫生自己也沒有自由，會被各種各樣的利益、關係綁架。因此，「古代的中醫」高度重視患者病情，一旦判斷患者的病情將「治而無功」，多半會「辭而不治」。

且不說扁鵲見蔡桓公那個故事，明代醫案中也常常有這樣的案例。比如薛立齋曾經看一個虛陽外越的患者，根據其「脈洪大」而斷言其必「殞於晝」；李中梓也曾判斷夏得秋脈的尚寶卿須「歿於秋」。醫患之間互相直接獨立面對，就使得醫患關係不是一時性的合同關係，而帶有延續性，患者可以在疾病治癒後才酬謝醫者。這樣一來，醫患之間的利益瓜葛就少了，或者有了一些限制條件，醫生不用「賣葯」賺取短期利益。

第二，「古代中醫」的職業精神或者行業精神可以信賴。「古代中醫」把行醫看作是一種行善積德的行為，比如《全幼心鑒》中記載：「未嘗以錢為較」，並不計較掙多少錢，而看重治病救人能「後日子孫榮貴」——今後醫生的子孫有榮華富貴。

醫生既然以救人為最高追求，患者也不會沒有回應，比如龔廷賢以人蔘湯治癒的一個病例是以前的「諸醫潛退」，又比如與孫一奎前後為患者吳某治病的沈醫也是「以無功而行」，醫生會自覺地「潛退」，患者也不會將醫生告上法庭。

第三，「古代中醫」從來都爭取醫患彼此信任，把疾患視作共同面對的難題。正基於這種醫患互相信任，才能讓醫生在為了患者的生命健康的前提下，能選用果斷、精準措施。比如薛立齋敢對害怕針灸的患者施某「密針之」，面對不清楚患兒病情而仍索要前葯敗毒散的家長，他竟敢「佯諾之」，卻給予五味異功散加柴胡、升麻……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古代中醫」是掌握他們那個時代生命科學最專業的一群人，他們的養生意見具有專業性。

今天的醫生若能兼備「古代中醫」的前三條，仍不失為養生的最當諮詢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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