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少華：科幻怎樣與時代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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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馬少華
▍科幻超越人類局限
這些天來，我在夜裡醒來的時候閱讀英國科幻小說家奧拉夫·斯塔普爾頓出版於1937年的《造星主》。小說描寫了主人公在凝神中飛出地球，在茫茫宇宙間漫無邊際地遨遊的經歷。作者也在開闊的宇宙空間背景下對於人類個體的可能性和社會的可能性展開了浪漫想像。比如，想像到了「鳥人」與「棘皮人類」等與我們不同的人類及其奇異的社會風俗。
從其所列舉的多種進化之途來看，明顯受達爾文進化論影響的這位天文學家，似乎試圖超越地球人類已然的進化之途的認識局限，而設想不同物種通過不同途徑達到高等智慧文明的可能性。
我不知道這在生物學上有沒有依據。但我覺得這樣的想像可能符合進化論的原理。因為進化論最根本的觀點認為：進化是偶然的，其結果也是偶然。因此，最終達到高等文明的，就不必然是我們人類自己。
實際上，在茫茫宇宙可能為生命提供條件的不知其數的星球中，如果進化本身可以看作是共同規律的話，那麼，想像它們只能有著完全相同的進化途徑、進化結果和完全相同的冠軍——就是我們這樣的人類，則是不可能的。
在這個意義上，作者的這些想像，也有著批判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效果，儘管他把那些外星球上長相奇異的高等動物仍然稱作「人類」。
實際上，我感到，作者正是在浩瀚宇宙的自由飛行中，寄予了試圖超越人類認識局限的意識。他寫道：
「起初，由於我們的想像能力被嚴格局限在對於自己世界的經驗內，我們只能和高度類似於我們的世界進行接觸。」
「我們現在可以自由穿梭於空間中了，因此在這個星系或近或遠的地方我們都可以同樣輕鬆地徜徉。直到後來我們才和其他星系的思維進行接觸並不是因為空間上受限制，而似乎是由於我們自深概深蒂固的褊狹。」
這本書出版的時候，「歐洲正瀕臨一場大災難，可能會比1914年的那場大災難更糟糕」。——我們知道，那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作者在這本書的序言的開頭，作者寫道：
「外於如此岌岌可危的時刻，這樣一本書可能會受到人們的指責，認為它分散了人們急迫保衛文明、抵抗現代野蠻行徑的注意力。」
這句話所觸及的，正是科幻作家與他的時代的關係問題，也是科幻作品的時代意義和社會意義問題。
作者在序言中承認：
「我對那些聲稱對爭鬥無能為力因而明哲保身的『知識分子』深表同情。事實上，我就是其中一分子。我要如此為我們辯護：雖然我們不如那些為理想做直接鬥爭的支持者那麼活躍，但我們也沒有不管不問。我們的的確確執著地始終關注著。但是，我們從長期的探索和嘗試中認識到，對我們來說，最有效的方式是迂迴的。」
那麼，作為一位科幻作家，他「迂迴地」參與時代議題的方式是什麼呢？
在我理解，就是把我們帶離這個地球，在浩瀚宇宙的宏大視野中來揭示我們人類的褊狹和局限性，展示地球上一切爭鬥的局限性，消解政治的價值、意識形態的價值、資本的價值，徹底否定種族優越性的迷妄。
▍科幻所實現的社會反思
我感覺到，這本書由幾個主要因素構成：
其一是，作者依據自己的天文學知識，加上「無實體飛行」的想像，實現了動態視野下宇宙空間的壯麗描寫，可以說是賞心悅目。這樣的壯麗描寫，在當代中國科幻作家劉慈欣的《三體》中已蔚為大觀，只是後者多為星球或星系毀滅之時的壯麗。
其二是，作者以主人公作為靈魂一樣的「無實體視點」的宇宙漫遊，既是星際穿越的空間旅行，也是跨越億萬年的時間旅行。飛行中的主人公依據宇宙膨脹理論逐漸發現，他實際上是向著宇宙起源的方向飛行。因此，以地球作為參照來看，他實際上已經飛行到了地球產生之前。作者暗示的是：當我們要離開地球在宇宙中飛行的時候，不僅在空間上離開了地球，也在時間上離開了地球——永遠不可能回去了。
實際上，小說的主人公在茫茫宇宙中再也無法找到他出發的地球。那種刻骨銘心的思鄉情和孤寂感，被描寫得特別動人。這樣一種超大空間和超長時間框架中的描寫，我們到了劉慈欣的《三體》中，才有更為深切的感受。
其三是，作者以開闊的宇宙空間所提供的無限可能作為認識框架，展開了他對於人類社會狂放想像和荒誕描寫，並在此其基礎上對於地球文明進行經批判性思考——尤其是地球文明之中的國家崇拜、意識形態和群體盲從。
在這一點上，這本書有一點像是宇宙空間中的「格列佛遊記」。如果說，《格列佛遊記》是斯威夫特對18世紀英國政治的嘲諷的話，那麼，奧拉夫·斯塔普爾頓《造星主》所描寫的主人公在宇宙中尋找到的第一個與地球文明相仿的星球——「類地星球」，就是對20世紀國家意識形態和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
比如，作者用荒誕的筆調描寫道，由於味覺是「類地星球」人類的主要感知渠道：
「每一個種族都認為自己的味道是心智更健全的典範，標誌著對精神價值的絕對忠誠。在過去的時代，味覺和嗅覺的區別無疑是區分種族的最可靠標記……到了現在，舊的味道雖然已經沒有種族劃分的意義……但是它仍然保持著的影響。在每一個國家，某些特殊的味道被認為是代表該國的正統。……在我最了解的那個國家，最正統的味道是一種地球人無法想像的鹹味。」
在這種似乎是對於「奇異風俗」的描寫中，作者所嘲諷的其實正是種族的劃分意義、種族優越的意識形態。正是後者，導致了納粹德國對猶太人的屠殺；也助長了他們并吞世界的野心。
比如，對於「類地星球」的經濟制度，他寫道：
「和地球一樣，在這個世界，幾乎所有的主要生產方式，幾乎所有的土地、礦產、工廠、鐵路、船隻都是私有化的，掌控在一小部分人的手中。這個特權階級強迫勞苦大眾為他們工作以掙錢糊口。這種體制固有的悲劇已經到了一觸即發的地步……」
「我造訪這個星球的時候，工人階級已經被賤民完全滲透了，在富人階級和官僚階級中正如火如荼地開展一個運動，他們要求將賤民和准賤民降格為奴隸，這樣就能光明正大地把把他們當成牲口使了，其實他們現在就是被當成畜生的。」
在一些科幻小說家中，似乎總有一種共同的因素，就是社會關切和社會批判。他們借那宇宙中遙遠的空間，來對地球進行思考。《造星主》出版的20世紀30年代，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時代。奧拉夫·斯塔普爾頓讓他的主人公飛到了遙遠的「類地星球」，卻回應了自己的時代。
在這個意義上，一些思維的方向上「遠離地球」的科幻作家，往往與他們所處的社會議題對話。
▍科幻觸及技術的倫理爭議
《造星主》描寫了「類地星球」與地球文明相近的社會發展過程，以及與地球不同的奇異風俗。其中關於「性愛接收器」的想像，似乎具有法蘭克福學派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批判的傾向；也似乎具有反烏托邦的傾向。先看這樣一段描寫：
「市面上出現了一種性愛接收器，雖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但在很多國家都有與此產品相關的節目。這個別出心裁的無線電發明集觸摸、味道、氣味、聲音於一體。它並非通過覺器官來產生效果，而是直接刺激相應的大腦中樞。接收者戴上一個特製的頭盔，該頭盔會把從遠程發射室發射出來的某個非常美味的熱辣女性的性愛傳輸給接受者，這實際上是男性『性愛主播』的親身經歷，或者是一段通過電磁在鋼化帶子上預先錄製好的節目。關於性愛廣播是否合道德引發了廣泛爭議。某些國家只允許男性節目而禁止女性節目，希望以此來保護更純潔的性愛的清白。在其他一些國家，牧師們成功地粉碎了整個節目，他們的制勝點是：雖然只有男性能接收性愛廣播，但是，它也會成為那種讓人期待的、被小心翼翼地守護著的宗教經歷，即所謂的聖潔結合的替代品。」
你看，「性愛接收器」給人民製造的那種沉溺於感官歡悅的效果，不正類似於具有科幻色彩的著名反烏托邦小科《美麗新世界》中的「索麻」嗎？而且，「性愛接收器」比「索麻」更加具有科幻性，因為「索麻」其實類似於毒品；而「性愛接收器」，難道不是很像是當代方興未艾的「VR」（虛擬現實）頭罩嗎？只不過前者訴諸人的觸覺、味覺、聽覺，而後者主要是訴諸人的視覺而已。
關於直播技術的科幻想像，其實早在19世紀末的美國烏托邦小說《回顧——公元2000—1887年》一書中所描寫的「家庭音樂室」——通過電話線，可以選擇性地收聽來自本城四個音樂廳正在演奏的不同節目：
「在各音樂廳同時演奏的這些節目，通常都給人以選擇的餘地。不僅在器樂和聲樂之間、在各種不同器樂之間，而且在各種嚴肅或歡樂的音樂主題之間，都可以選擇，從而能適應人們的各種愛好和情感。」
我們如果想到，1875年貝爾才研製出可以真正傳聲的電話，那麼1887年出版的《回顧》的作者貝拉米能夠幻想出這種遠程傳輸的、可選擇的音樂節目，就已經非常了不起了。
其實，在我閱讀過的大多數烏托邦作品中，更多描寫的是公共的、集體的生活，而較少寫到人的個體享受，尤其是私人空間的藝術享受，尤其是這種具有個體選擇意義的「點播」。這正是《回顧》作為晚期烏托邦作品特別讓我感到舒服的一個原因。因為，恰恰是這種「點播」之中的選擇性，寄寓著烏托邦作品中少有的個體自由。
當然，作為經典的「正面烏托邦」，作者只會從科學發明的端倪中想像那些提高人民幸福的正麵價值，不會想像到科技發明可能帶來一些消極的，至少是有爭議性的內容。而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科幻小說《造星主》，這個想像的方向上直接跳出一個「性愛接收器」，也不一樣了。
實際上，「直接刺激相應的大腦中樞」的技術手段，是一種繞過人的理性、意志的強效果（用一篇網路文章《VR是一場「大騙局」》的話，更直白地說，就是「欺騙大腦」），其性質正類似於毒品。它在道德上不能不引發爭議或謹慎的社會反應，無論它滿足的是性需求還是別的需求。
技術似乎將使一切成為可能。而科幻則提前探索這些可能性。它們在對於技術可能性的探索之中，也必然觸及這些技術帶來的社會後果和道德後果。在這個意義上，它與當代議題具有對話性。
《造星主》中「類地星球」中的「性愛接受器」，就是虛擬現實技術。它可能會給人民帶來替代性的性福利，也可能會衝擊人們的性道德。只有當它被一個專制國家（或以「福特帝」那樣的工業寡頭主宰的世界政府）用於統治的工具來使用的時候，它才會造成人民普遍道德喪失、理性消亡、意志潰散的結果——這正是《美麗新世界》所描寫的景象。這是一種真實的可能，還是僅僅是反烏托邦作品所習慣的那種危言聳聽、杞人憂天呢？
▍科幻自成互文性資源
小說充滿了主人公大段的內心獨白，像是哲學和社會學的思辨。實際上，這部小說略使人感到沉悶的地方可能也正因如此，它主要是主人公在漫遊中概述的「觀感」，而幾乎沒有故事情結和其他人物。主人公作為精魂的「宿主」布瓦爾圖，是「類地星球」的一個哲學家，他與來自地球的主人公融為一體進行宇宙探索。但這個「人物」的面容和性格也是模糊的。
可能，在宇宙空間（也是時間）的科學幻想小說中做人物描寫是一件很難的事情。這部小說畢竟早於劉慈欣的《三體》近一個世紀。在為劉慈欣科幻小說集《時間移民》所作的序言中，《南方都市報》的羅金海寫道：「縱觀整個科幻世界，包括阿西莫夫、克拉克、海基因萊因這樣的大師，也沒有留下特別鮮明的人物形象。」
然而，當我在《造星主》中看到「類地星球」文明周期性興衰變化的想像時，不禁想到劉慈欣《三體》中「三體」星球也隨著天體運行的周期周期性興衰變化的描寫。也許，劉慈欣對「三體」文明的想像，可以追尋到奧拉夫·斯塔普爾頓的《造星主》嗎？
在《造星主》所描寫的「類地星球」，工人階級已經成為「賤民」，甚至可能成為奴隸。這種社會幻想幸好沒有成為現實。然而讀到此處時，我卻想到了劉慈欣在《贍養人類》中的一位外星移民先遣者對於他的故鄉「第一地球」的道德控訴。
在那個星球上，所有財富已經聚集為成為一個人的財產，而其餘二十億人則被財產權法則（及其無處不在的執法者）限定在自己的家中。走出家門吸一口空氣，喝一口水都要付費。劉慈欣顯然接續了他的科幻前輩關於社會公平問題的主題，並把這個主題延伸到當代最為重要的自然資源問題上。
羅金海在《時間移民》的序言中寫道：從劉慈欣二十餘年間所創作的那些中短篇作品中，我們常能若隱若現的看到《三體》的影子。而我在不同時代的科幻小說家的作品，也能夠看到他們相互的影子，若隱若現。一如我們從《造星主》中的「性愛接受器」既想到了《回顧》中的家庭音樂室，也想到了《美麗新世界》中的「索麻」。一如我們在劉慈欣的《贍養人類》中「第一地球」移民的宇宙流浪，想到《造星主》中「類地星球」的「賤民階層」。
也許，一代一代科幻小說家的想像，都是在前人的創造性想像的基礎上再創造的？以法國文藝理論批評家朱麗婭·克麗斯蒂娃概括的「互文性」理論來解釋，就是：「任何文本都是其他相關文本的馬賽克式的引用，任何文本都是對其他文本的吸收、消化和運用。」
參考書目：
《早期科幻經典（1859—1937）》，譯言古登堡計劃，Kindle電子書。
《美麗新世界》，[英]赫胥黎著，遠方出版社，1997年版。
《回顧——公元2000—1887年》，[美] 愛德華·貝拉米著，商務印書館，1997年版。
《三體》，劉慈欣著，重慶出版社，2012年版，Kindle電子書。
【作者簡介】
馬少華|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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