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系列之五：戰略方向的轉變，打造新的領導核心
長征系列之五：轉折
戰略方向的轉變，打造新的領導核心
周明
摘要：長征途中中共中央舉行過多次會議，對長征的戰略方向、路線以及高層的人事變動進行討論和研究，而在眾多的會議中，1935年1月中旬在貴州遵義舉行的遵義會議是最重要的一次，即使在整個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遵義也因為這次會議而和井岡山、延安並稱，可見遵義會議在長征乃至整個黨史中的重要地位。
圖1：描繪遵義會議的繪畫作品
遵義會議的前奏
1934年12月，中央紅軍經過慘烈的血戰渡過湘江，粉碎了國民黨軍將紅軍聚殲於湘江以東的企圖，但是此戰紅軍損失巨大，減員約3.8萬人，再加上長征開始以來沿途掉隊和逃亡的，渡過湘江之後中央紅軍僅剩下3萬人。此時紅軍上下，正如劉伯承在《回顧長征》一文所說：「廣大幹部都眼看反五次圍剿以來，迭次失利，現在又幾乎瀕臨絕境，與反四次圍剿以前的情況對比之下，逐漸覺悟到這是排斥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路線，貫徹了錯誤的路線所致，部隊中明顯滋長了懷疑不滿和積極要求改變領導的情緒。這種情緒，隨著我軍的失利，日益顯著，到湘江戰役，達到了頂點。」
劉伯承的回憶真實再現了當時紅軍部隊中廣大指戰員的思想狀態，湘江戰役之後對博古、李德的不滿由於一連串的失敗和慘重的損失，到達了頂點。但博古和李德並沒有察覺到這種情況，仍決心按照既定計劃向湘西進軍，和賀龍率領的紅軍第2、6軍團會合。此時，賀龍、任弼時率領的紅軍第2、6軍團為策應中央紅軍前來，正積極發動攻勢，相繼佔領澧州、桃源，直接威脅到了湘西重鎮常德，但城步、武岡一線都在國民黨軍的控制下，中央紅軍進軍湘西的道路依舊沒能打開。
國民黨方面也已經判明了中央紅軍準備前往湘西和紅2、6軍團會師的意圖，正調集重兵在湘西的城步、武岡、綏寧、靖縣一線部署新的封鎖線，準備再來一次湘江之戰。
毫無疑問，如果中央紅軍繼續北上向湘鄂西靠攏的話，就等於是要用三萬疲憊睏乏之師去和以逸待勞的數倍優勢之敵決戰，這顯然就是一條死路絕境。在此情況下，紅軍於12月11日佔領湖南南部的通道縣，在通道紅軍得到了寶貴的休整喘息，乘此機會，在張聞天（時任政治局常委，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和王稼祥（時任政治局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提出召開會議討論下一步的行動路線。這次會議在周恩來和朱德的推動下，還讓毛澤東也參加了。從1932年10月的寧都會議之後，毛澤東就被排擠出了紅軍的領導層，這是他兩年多來第一次參加這樣高級別的軍事指揮會議。關於通道會議現在留下的資料很少，具體會議的情況已經很難考證，能夠確定的就是會議採納了毛澤東改變紅軍原定到湘西同賀龍的紅2、6軍團會師的計劃，避開國民黨軍的重兵阻截，轉而向西進入國民黨軍力量薄弱的貴州，為已經疲憊不堪的紅軍爭取一個短暫喘息和整頓的時機。不過李德還沒完全放棄進軍湘西的計劃，在通道會議的讓步只是他面對大多數紅軍將領的反對而不得已做出的。但是毛澤東兩年多來第一次參加如此重要的會議，並且暫時改變了李德的計劃，已經顯露出紅軍領導層將要出現變化的端倪了。所以通道會議就是一個否定博古李德指揮的發端之始。
圖2：通道會議舊址
12月15日，中央紅軍佔領貴州和湖南交界的重鎮黎平縣城。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開會議。會上經過激烈爭論，接受毛澤東的意見，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前往湘西和紅2、6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改為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根據當時擔任李德翻譯的王智濤回憶，面對大多數與會者強烈主張向貴州進軍的態度，博古和李德只好來了個「沉默是金」，最後是周恩來代表最高「三人團」做出向貴州進軍的結論。
黎平會議比通道會議更進了一步，以政治局決定的方式徹底改變了李德原來的「不可改變」的戰略進軍方向。戰略方向的重大改變，無疑預示了最高領導層的變動也已經為時不遠了。
圖3：黎平會議紀念館
黎平會議後，中央紅軍隨即兵分兩路向黔北挺進，連克錦屏等7座縣城，於12月底進抵烏江南岸的猴場。12月31日晚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在猴場舉行了政治局會議，作出《關於渡江後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提出首先進軍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後向川南挺進，在川黔邊創建新的根據地。會議還決定，「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這個決定，實際上就是已經剝奪了博古、李德的軍事指揮權。
圖4：猴場會議紀念館
從通道到黎平再到猴場，可以看到一條清晰的發展脈絡，從改變行軍路線，到事實上的剝奪軍事指揮權，一步步的推進，已經做好了充分的鋪墊，可以說吹響了遵義會議的前奏，所以在接下來的遵義會議上，徹底終結博古、李德的決策和指揮，就完全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
把他們轟下來
從長征開始，自1932年以來一直被邊緣化的毛澤東就和王稼祥一起，兩人開始就反圍剿失敗及長征初期的嚴重損失交換意見，一致認為如果繼續讓博古、李德指揮紅軍，必然會把紅軍帶上絕境。王稼祥隨後就找了張聞天，詳細談了毛澤東和自己的觀點，張聞天也明確表示同意，就這樣三人逐漸形成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與此同時，毛澤東也同周恩來、朱德進行了談話，得到了他們的支持。紅1軍團政委聶榮臻在湘江戰役中負傷，所以離開紅1軍團隨軍委縱隊行動，這樣毛澤東、王稼祥也和他交換了意見，了解到紅軍中的各級幹部也對博古和李德的指揮極為不滿，希望改換軍事領導，改變軍事路線。
圖5：時任時任政治局委員，中革軍委副主席兼總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
最高「三人團」之一的周恩來，主要是負責具體落實和協調各方面，他對李德的軍事指揮也早有不同意見，博古不懂軍事，和共產國際的聯繫又中斷，得不到新的指示。同時，李德、博古又堅持到湘西與紅2、6軍團會合，分歧越來越大，最終周恩來開始轉而支持毛澤東。
就這樣，中央大部分領導人對於五次反「圍剿」以來軍事指揮的錯誤問題，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見。在這種形勢下，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總結經驗教訓，糾正領導上的錯誤的條件已經成熟。同時，紅軍於1935年1月7日佔領貴州省北部重鎮遵義。由於紅軍突然改變行軍方向，甩開了原來尾追和堵擊的敵軍，在遵義得到了十多天的休整時間，也為中共中央召開遵義會議提供了必要的客觀條件。
就在進遵義之前，王稼祥就提出了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前期的軍事指揮進行總結，毛澤東還擔心會議能否開得起來，王稼祥表示「一定要開，我去做思想工作，一定要把李德他們轟下來！」
對於毛澤東和王稼祥等人積極活躍的串聯，李德也有所察覺，他就曾對博古說：「（毛澤東）不顧行軍紀律，一會兒待在這個軍團，一會兒待在那個軍團，目的無非是勸軍團和師的指揮員和政委們接受他的思想。」但是湘江戰役之後，從通道會議開始，博古和李德的權威已經急劇下降，特別是在猴場會議上，博古和李德的軍事指揮權事實上已經失去了，所以已經無法阻止毛澤東和王稼祥、張聞天提出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動議。
為了能在會議上使李德和博古承擔失敗責任，毛澤東考慮到政治局委員中有近半數人不在遵義，在遵義的政治局委員又未必都能支持他，所以建議將會議擴大到紅軍軍團指揮員一級，因為紅軍將領中許多人都是從井岡山開始，歷次反『圍剿』都是和毛澤東一起並肩戰鬥的，不僅有著深厚的戰鬥友誼，更對毛澤東軍事路線有著切身的了解，因此他們對李德、博古的指揮自然更加不滿，這些人參加會議，無疑將大大毛澤東的支持者，就能保證在會議上得到多數人的支持。這樣一來，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1月10日，中共中央、軍委和紅軍總部進入遵義，進駐原來貴州軍閥黔軍第25軍第2師師長柏輝章在老城琵琶橋子尹路（今紅旗路）80號的公館，這是一幢建於30年代初的磚木結構兩層樓房，樓房座北朝南，平面呈曲尺形，一樓有走廊，樓層四面有柱廊，遵義會議就在這幢樓的二樓召開。今天這裡已經成為遵義會議的紀念館。1964年，毛澤東還為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
圖6：遵義會議舊址
圖7：1964年，毛澤東為遵義會議紀念館題寫了「遵義會議會址」六個大字
1月15日，在長征乃至中共歷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遵義會議召開，出席會議的有6位政治局委員：博古、周恩來、張聞天、王稼祥、毛澤東、朱德；5位政治局候補委員：劉少奇、陳雲、彭德懷、鄧發、凱豐；這11人是有表決權的正式出席者。另外還有紅軍代表劉伯承、林彪、聶榮臻、楊尚昆、李富春、李卓然等6人列席。共產國際的軍事顧問李德和他的翻譯伍修權也是列席人員，鄧小平是會議記錄。對於遵義會議的出席者權威的說法就是這20人，還有說紅軍第5軍團的董振堂和第9軍團的尹自勇也參加了會議，但這兩人是否與會還沒有定論。
圖8：遵義會議紀念館內參加會議的人員介紹
對於這次會議，毛澤東、王稼祥和張聞天也是進行了充分準備，並且很有策略。首先毛澤東就對參加會議的紅軍將領打了招呼，讓他們將博古和李德區別對待。所以會議上對博古和李德的批評有著明顯的不同，對博古的批評是比較委婉，並且對事不對人。但對李德的批評可以說就是毫不留情，措詞十分嚴。這樣就完全孤立了李德，而團結和爭取了博古，使他能夠冷靜地聽取了批評，開始認識並逐步改正了自己的錯誤。對於曾經如「太上皇」一般的李德，不僅取消了李德的特權待遇，開會時別人都是圍桌而坐，而李德卻被安排坐在門口一張獨凳上，簡直就和受審無異。
其次，由張聞天在會上放「第一炮」，因為當時毛澤東雖然是中央紅軍和蘇區的創建者，但他在黨內的地位卻並不高，所以為了能使遵義會議達到預期效果，毛澤東堅持讓很受共產國際器重的張聞天首先向博古和李德發難。
圖9：在遵義會議上首先對博古和李德發難的張聞天
會議開始後，博古先作關於五次反「圍剿」總結的主報告，博古在報告中「承認在蘇區工作的政策上有個別的錯誤，在軍事指導上，有個別政策的錯誤，不承認是路線的錯誤，不承認軍事領導上的錯誤」。張聞天第一個發言，不僅第一個旗幟鮮明地批評和否定了博古的總結報告，更嚴厲指責了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他的發言完全出乎博古、李德的意料，兩人十分震驚，也使不少參加會議的人感到意外。張聞天當時在黨內的地位雖然略低於博古，但實際影響並不比博古遜色，而且也同樣深受共產國際的器重，由他來帶頭批評博古、李德，就顯得更公正，也更有說服力。張聞天發言之後，毛澤東緊接著發言，詳細剖析了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長征初期嚴重損失的原因，對「左」傾軍事路線進行了理論上的分析和概括。然後王稼祥第三個發言，主要是支持張聞天和毛澤東的觀點，並明確提出更換軍事領導，由毛澤東指揮紅軍的建議。這樣的「三板斧」，先批判，再總結，最後建議更換軍事領導人，層層推進，條理清晰章法明確。
同時會議重點在於解決軍事上失敗的責任問題，所以矛頭直指李德，重點批判李德在軍事上的「瞎指揮」，這一來幾乎是在一瞬間引爆了與會的紅軍將領對前期屢屢失敗的不滿和憤恨，朱德、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等紅軍代表相繼發言，面對在軍事上接連失敗的現實，這麼多來自前線的將領的同聲指責，基本就讓李德和博古喪失了反駁的餘地。
最高明的策略是會議只批判了軍事路線的錯誤，而不否定政治路線。毛澤東無論在會前與張聞天和王稼祥交換意見時，還是在會議中批評博古和李德時，都是只批判他們的軍事路線，而肯定他們的政治路線。因為當時的政治路線不僅是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針，也是經過共產國際的批准。如果輕易批評甚至否定政治路線，不僅牽動面太大，並且會失去許多人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張聞天、王稼祥也可能會難以接受。對這個情況，張聞天就曾有過解釋：「遵義會議沒有提出過去中央政治上的路線錯誤，而且反而肯定了它的正確……這在毛澤東同志當時只能如此做，不然我們的聯合成為不可能，因而遵義會議不能取得勝利。為了黨和革命的利益，而這個利益是高於一切的，毛澤東同志當時做了原則上的讓步，承認一個不正確的路線為正確，這在當時是完全必要的。這個例子，可以作為黨內鬥爭一個示範來看。」
正是因為採取了這樣正確的策略，所以遵義會議完全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主要根據毛澤東發言的內容，委託張聞天起草《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這個決議後來在1935年2月8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正式通過。《決議》否定了博古的報告，列舉大量事實說明紅軍在主觀上、客觀上均具備粉碎第五次「圍剿」的條件，明確指出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主要原因是「軍事上的單純防禦路線」。重新肯定了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正確軍事路線。要求紅軍迅速完成從陣地戰到運動戰的轉變，靈活機動地運用戰略戰術，為創建新的根據地而鬥爭。《決議》還對博古、李德在組織路線、領導作風以及利用敵人內部衝突等問題都做出了結論。
會議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創建新的根據地的決議，改為在四川西南或西北建立根據地。在人事上，取消最高「三人團」，解除了博古的總負責人和李德的軍事顧問的職務，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託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後決心的負責者，並且選舉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
毛澤東進入領導層
現在一說到遵義會議，總是認為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就開始成為黨和紅軍的掌舵人。而在民間所謂「8341」——毛澤東享年83歲，作為黨和軍隊的領導41年的說法也是從遵義會議算起，但事實上卻並非如此。
遵義會議確實對軍事上的失敗責任進行了認定和批判，隨後也對領導層進行了調整，毛澤東雖然進入了軍事指揮的最高領導層，但此時毛澤東的地位和權威還沒有真正確立起來，只是作為領導層中的一員，而不是領導層的核心。直到遵義會議半個月後的1935年2月5日，在四川、貴州、雲南三省交界的雞鳴三省村會議上，正式決定由張聞天取代博古，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在黨內負總的責任，並決定「毛澤東同志為周恩來同志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可見，在遵義會議後，領導層的調整結果是張聞天主管黨政，周恩來主管軍事，毛澤東只是作為周恩來在軍事指揮上的助手。這顯然遠遠不是黨和軍隊掌舵者的角色。
圖10：長征途中的周恩來（左一）、毛澤東（左二）和博古（右一）
3月4日，中革軍委決定成立前敵司令部，由朱德任前敵司令員，毛澤東任前敵政治委員。第二天也就是3月5日，朱德、毛澤東聯名發布作戰命令，這也是從1932年寧都會議取消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一切職務以來，毛澤東第一次以明確的軍內職務簽署作戰命令，這表明毛澤東重新取得了對紅軍的直接指揮權。
即便如此，當時對於讓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很多人還抱著各種不同態度，根據李維漢的回憶，凱豐在遵義會議後就說：「誰正確，誰錯誤，走著瞧！」聶榮臻在回憶中也說：「遵義會議以後，教條宗派主義者們並不服氣，暗中還有不少活動。忽然流傳說毛澤東同志指揮也不行了，要求撤換領導。」1935年1月下旬，毛澤東參與指揮的第一仗土城戰役失利後，博古就曾嘲諷說，「看起來，狹隘經驗論者也不成啊。」
圖11：當時對於讓毛澤東參與軍事指揮，很多人還抱著各種不同態度，凱豐就是其中之一
3月10日，在討論是否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會議上，大部分人都主張打，只有毛澤東一個人說不能打，在激烈的爭論中，毛澤東發了火，生氣地說：「你們堅持要打，我這個前敵政委就不當了。」結果大家說，你要辭就辭，最後以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並撤消了他前敵政委的職務。毛澤東才剛剛任職7天的前敵政委就這樣被撤掉了，由此可見，當時毛澤東還遠遠沒有後來那樣在領導層中的權威，更不是領導層的核心。
最後，毛澤東不得不連夜專門找掌握著最後決策權的周恩來陳述利害，周恩來接受了毛澤東的意見，然後再說服大家。也正是通過這件事，毛澤東認為在軍事指揮上不能再像過去那樣，還是應該成立幾個人負責決策的小組。由此，才出現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全權指揮。即使是在這個三人小組中，書記是周恩來，小組組長也是周恩來，所以還是周恩來而不是毛澤東是領導核心。
圖12：遵義會議後成立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周恩來才是核心
就是在後來被譽為是毛澤東軍事指揮生涯中的神來之筆——四渡赤水時，由於紅軍連續行軍，部隊疲憊不堪，普遍產生了不滿情緒，就連一些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紅軍將領也開始對毛澤東產生了意見，4月中旬，紅3軍團政治部主任劉少奇和政委楊尚昆聯名向軍委報告了部隊的情緒，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三人軍事指揮小組中的王稼祥也向張聞天反映，老打圈圈不打仗，可不是辦法。而當時反對最強烈的是紅1軍團軍團長林彪，林彪公開批評毛澤東的指揮，認為行軍盡走弓背路，會把部隊拖垮的，這樣領導指揮還行！？4月下旬，林彪直接寫信給中央，要求撤換毛澤東，由彭德懷來指揮紅軍。這在當時紅軍的領導層中，引起了不小的風波。5月12日，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周恩來批評了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的錯誤意見，這才平息了此事。這些都說明了在當時很多人對毛澤東的指揮還是抱著懷疑甚至否定的態度，並沒有完全接受他的領導。毛澤東對紅軍的領導地位也並沒確立起來，他對紅軍的指揮還要依靠掌握最後決策權的周恩來來進行。
所以事實上在遵義會議後很長一段時間，毛澤東只是進入了中共中央和紅軍的最高領導層，並沒有確立起像後來那樣對黨和軍隊的領導核心地位。雖然在長征中，軍事方面的決策主要依據毛澤東的意見，但這個情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當時在中共中央最高領導層中，懂軍事並能根據時局提出相對有效的軍事建議的只有毛澤東，所以他的意見才會經常被周恩來採納並得到中共中央和軍委的批准，但這並不能作為是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確立領導核心地位的象徵。直到1935年8月周恩來病重，8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菜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要到此時毛澤東才算是真正掌握了紅軍的最高領導權，軍事上的決策才開始由「周主毛輔」轉變為「毛主周輔」，毛澤東在軍隊的領導地位才算是得到確立。而毛澤東成為黨的最高領導人，那就更是幾年之後的事情了。
因此，把遵義會議說成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的說法顯然不是事實，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說法，甚至是幾乎成為主流的說法，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後來個人崇拜的影響，是不符合歷史真實的，在今天紀念長征勝利80周年的時候，是應該糾正過來了。
儘管確切說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還不是領導層的核心，但已經重新進入到最高領導層，在以後的長征路上越來越多地發揮領導核心的作用，由此歷史也開始了全新的篇章。
圖13：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開始進入黨和軍隊的領導層，歷史也開始了全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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