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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東圖書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驚鴻一瞥」

「徽駱駝」的傑作


論及中國近代出版史,「亞東圖書館」不算陌生,雖然打的牌子是「圖書館」,卻是一家名符其實的書局(即出版社)。其老闆是安徽人汪孟鄒(其兄汪希顏是陳獨秀的好友)、汪原放這一對叔侄。汪氏叔侄後來都有日記遺存,為保存「亞東圖書館」的史實提供了方便,《回憶亞東圖書館》一書就是以此為基礎寫就的。由此可知,當年由汪希顏發起而帶動了其親屬以及家鄉好友汪孟鄒與陳獨秀、胡適(以及陳、胡好友章士釗)、陶行知等,創立蕪湖科學圖書社(它也是安徽反清團體「岳王會」誕生地)、《安徽俗話報》,最後是「亞東圖書館」,其存世達40年之久。



亞東圖書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驚鴻一瞥」

亞東圖書館



「亞東圖書館」創業伊始就是家族式的書店模式,那也幾乎是徽州人的傳統,父子(如績溪人程健行、程敷鐸父子)以及兄弟、連襟一齊上場,他們多系安徽(特別是績溪)人,尤其是汪氏、胡氏、章氏、程氏、周氏這五大姓的人家(汪原放《亞東圖書館同仁名錄》共載有46人,程庸祺《亞東圖書館歷史追蹤》一書即由此梳理而成),如汪孟鄒的外甥章洛聲、侄子汪原放、侄女汪協和等,這也是「亞東」的基本團隊和人脈(其職工最多時有50人左右,由於是這種特別的組合,其凝聚力及效率不同凡響)。在「亞東」的旗幟下,貢獻才華或鼎力相助的,還有宗白華、汪靜之、章衣萍等一批文化精銳及青年才俊。


歷史上人們稱安徽人有「徽駱駝」的精神,那源於對其難能可貴的艱苦創業精神的稱道,以及對其堅守誠信的商業道德的讚美。《辭海》中對「徽駱駝」的釋義是「徽州不產駱駝,此乃喻徽州人正義奮鬥、寧死不屈之性格」,胡適則在給同鄉會的題詞中多次用「努力做徽駱駝」來激勵績溪乃至安徽同鄉。原來,地處相對封閉區域的徽州與經濟發達地區毗鄰,其境內的新安江直通杭州,山貨土產品極為豐富,加之徽州山多田少,山民不得不「遠賈他鄉」,「求食於四方」,外出經商者常常數年不歸,不辭山高路遠,此之謂「徽駱駝」。經商如是,經營文化亦是如此,其中如汪孟鄒、陳獨秀、高語罕等均系安徽人,陳獨秀曾說:「汪孟鄒是我們家的大施主」,這「大施主」的說法也是「徽駱駝」精神的彰顯,即基於一種理念和鄉親的「誠信」。從1903年相識至1942年陳獨秀在四川謝世,汪孟鄒都是陳獨秀的「大施主」,創辦雜誌、出版著述、生活日用,汪皆是陳的有力支持者。

就在他們合辦《安徽俗話報》的時候,1912年,陳獨秀又出任辛亥革命後安徽都督府的秘書長,陳獨秀以敏銳眼光前瞻到辛亥革命行將失敗,而一場思想革命的風暴在醞釀,於是他勸汪孟鄒到上海去搞出版事業,為將來的思想和文化革命培植基地。汪孟鄒遂赴上海,在當時中國出版中心地帶「四馬路」(後來叫「福州路」,近代中國第一個出版機構——「墨海書館」就誕生在這裡)開辦了一家「亞東圖書館」。


說「亞東」,就要說「『亞東』三翁」的汪孟鄒(又稱「孟翁」)、陳獨秀(字仲甫,稱「仲翁」)、章士釗(字行嚴,稱「行翁」)以及陳獨秀、胡適、章士釗。上述幾位,陳獨秀曾創辦《安徽俗話報》、《新青年》,胡適則是「五四」新文化和新文學的標杆,章士釗則以《甲寅》雜誌名動一時。他們的這些文字和著述多由「亞東」出版,換言之,「亞東」是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國現代思想和思潮史、中國現代學術演進相聯繫的。



亞東圖書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驚鴻一瞥」


亞東圖書館編輯所同人合影


「亞東」與陳獨秀


說「亞東」,還要特別說說陳獨秀。「亞東」名垂青史,何以後來湮沒不聞?可以說「亞東」的興衰都與陳獨秀有關。當年陳獨秀不僅一手促成「亞東」的誕生,還起草了《亞東圖書館開幕宣言》,為了使之儘早打開局面和市場,陳獨秀還編寫了《英文教科書》《字義類例》等交其出版和發行,他主編的《青年雜誌》(即《新青年》)也交其出版和承擔銷售,《新青年》後來隨陳獨秀北上而改在北京編輯,卻仍在上海印刷和銷售。陳獨秀還經常向汪孟鄒推薦經營由北大出版部出版的圖書,並把自己創辦的《每周評論》以及《新潮》等交由其銷售。後來汪原放回憶說:「『亞東』出版認真,不肯苟且,一半由於個性使然,一半也是許多朋友,如章行嚴、陳仲甫、胡適之諸先生督促之力。」這裡說的「個性」就是「徽駱駝」的精神,而「朋友」,汪孟鄒在上海創辦「亞東」、在蕪湖創辦「科學圖書社」,都得到過陳獨秀、胡適這些朋友和老鄉的有力支持,同時這種友情也是雙向的,「亞東」的前身「科學圖書社」曾刊行過陳獨秀主編的《安徽俗話版》,「亞東」還出版過章士釗從事反對袁世凱的《甲寅》雜誌,出版過胡適中國白話新詩的第一本開山之作《嘗試集》,至於「五四」時期各位新銳的《文存》——《獨秀文存》《胡適文存》《孟和文存》《吳虞文錄》等,也都是由「亞東」出版的。


此外,「亞東」的成名,或者說是有了品牌效應,後來是靠新標點舊小說。當時「亞東」不惜重金請知名學者寫序、考證版本,並用最新的裝幀設計,出版了「四大古典名著」以及《儒林外史》《鏡花緣》《兒女英雄傳》《老殘遊記》《三俠五義》。


如上所述,「亞東」得陳獨秀、胡適、章士釗相助,而三人又私交極深,他們合力為「亞東」幫助,推薦、供稿,使之相繼出版了「亞東」品牌的許多書籍,如《嘗試集》《三葉集》《白話書信》《孫文學說》《胡適文存》《獨秀文存》等,以及由胡適、陳獨秀作序和汪原放點校的新式標點和分段的《水滸》《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十幾種古典小說,還先後出版了《建設》《少年中國》《少年世界》《甲寅》等十數種名牌期刊,此外又重新排印北大的《新潮》第一卷,代銷《每周評論》《嚮導》及北大的一些出版物,立足上海、影響全國。「亞東」還以出書嚴謹、版式美觀、多有暢銷書名世,至1934年,它出版的書刊在各地竟有180多處代售處。


陳獨秀、胡適、章士釗中,「亞東」與陳獨秀最有淵源,並且由此與中國共產黨也大有關係,如上述若干種文集(文存、文錄)之中,當年擬收入的還有瞿秋白的一種,惜未能出版。

「亞東」開張之後,也是「五四」運動之後,陳獨秀返回上海,就住在「亞東」。他在此曾多次會見過北京「學聯」代表羅家倫、張國燾等,後來惲代英在武漢創辦「利群書社」、毛澤東在長沙創辦「文化書社」等,陳獨秀為之向「亞東」做了300元營業額往來的擔保。中共成立後,中共中央機關報《嚮導》在上海創刊,陳獨秀囑咐汪孟鄒在「亞東」籌措最好的紙張供《嚮導》印刷之用,而《嚮導》印畢,由「亞東」承擔其發行業務。至於「亞東」的另一合伙人汪原放,於1925年由陳喬年、郭伯和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亞東圖書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驚鴻一瞥」


陳獨秀


此外,如上述陳獨秀所說「亞東」是陳家的「大施主」,當年陳獨秀長子陳延年、次子陳喬年在上海勤工儉學,其所用開支和讀書費用都是按月在「亞東」《獨秀文存》版稅中撥付。


大革命失敗之際,上海陷於恐怖時期,許多共產黨人身陷囹圄,陳獨秀的兒子陳延年被關押,期間陳延年曾給汪孟鄒寫信,請他想法營救,汪火速找到胡適,胡適受任,可惜找錯了人,結果陳延年身份暴露而就義。1928年,陳延年和陳喬年相繼犧牲後,陳獨秀長女陳筱秀來上海奔喪,後死於上海醫院,其喪事也是委託汪孟鄒妥為辦理的。


陳獨秀痛失兩子,又因堅持己見,終成為「反對派」而離開政治舞台,迨至1932年10月,陳獨秀被國民黨當局逮捕。其一生從事政治活動,歷盡艱辛,出生入死,五次鋃鐺入獄,然而倔強的陳獨秀在監獄裡做起了學術研究,他的底氣從何而來?當然這首先是他的信念,在物質方面,陳獨秀入獄後「亞東」不僅每月資助陳獨秀夫人高君曼30元直至其去世,還在陳獨秀受審時出版了《陳案書狀匯錄》,為歷史存檔,汪孟鄒介紹名醫為之看病,提供所需藥物,還託人帶去《馬克思傳》《達爾文傳》等書籍供其在獄中消遣。


抗戰爆發後,陳獨秀被提前釋放,但生活陷入困境,又是汪孟鄒出手相助。當時「亞東」自身也陷於困境,不僅出版環境大不如從前,資金周轉也更加困難,但「亞東」仍接受了陳獨秀的《實庵自傳》(未完稿),供給陳獨秀稿酬維持生活。當時汪孟鄒念及陳獨秀剛剛出獄,身體不好,還寫信給美國的胡適:「希望兄能為他籌得川資,使他與他愛人潘女士得以赴美遊歷旅行,病體當可易愈」等等。在陳獨秀暮年,孤獨、挫敗、病體纏身,面對汪孟鄒等少數好友的幫助,他不由發出「除卻文章無嗜好,世無朋友更凄涼」的慨嘆。


思潮下的「圖書館」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上海為中心曾有一個「出版熱」,其中即有「亞東」的身影。探討這一「出版熱」,就要考察當時中國的歷史和時代背景,甚至是整個世界歷史的背景。當資本主義制度受到嚴峻挑戰之際(經濟危機等),新興的社會主義潮流迎頭趕上,中國正是政權更迭(南京政府取代北洋政權)、社會轉型、大革命硝煙散去而新式革命道路開闢之時。上海以其獨特的地位和包容性展示了它的活力,思潮、報刊在這裡翻湧,這裡不僅集萃國共兩黨的理論家和文人,更有眾多出版商。於是,上海成為「出版王國」,無數革命知識分子或進步文化人從各地輾轉到上海尋找棲身之地或精神寄託,造成中國出版史上的「花樣年華」,「亞東」當然不會失去這一機會。「從戊戌到辛亥,從五四到五卅,從『國民革命』到共產革命,從共產黨到『托派』」,這是汪孟鄒的足跡,也是他的思想痕迹,顯然,這也是「亞東」的「靈魂」陳獨秀的人生軌跡。


那時,不獨「亞東」,還有「神州國光社」(其以國民黨反蔣派的陳銘樞等為背景),郭沫若為它翻譯了馬克思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和《政治經濟學批判》,王禮錫為之主編《讀書雜誌》並掀起了「中國社會性質」的大討論;還有李達、鄧初民等的「大江書鋪」以及「亞東」同儕——上海出版公司、上海雜誌公司、萬葉書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等等,這些書店除同人所創之外,還有一些「書店的背後大多是受蔣介石排斥的軍閥官僚,他們無事可為,就略斥宦囊,交託人來搞『文化事業』以為日後再起的資本」,操盤手或稱「受託之人」,亦「多為舊文人,他們又到上海出版界來找內行編輯或撰稿,而這些內行,多是革命的知識分子,當時的『社會科學』差不多就是馬克思主義的代名詞」,「三十年代初的上海灘就這樣演出了軍閥官僚出資讓革命者出書的舞台劇」。


其間「亞東」的滋味可謂五味俱全。「亞東」出版的陳獨秀、瞿秋白等的書籍皆在被查禁之列,此外,以陳獨秀領銜的一批中共「反對派」被開除乃至又被國民黨逮捕之後,「亞東」又出版了牢獄中的彭述之、鄭超麟、王凡西等人的著譯,王凡西對此曾回憶:那時,他們這些人「都受過較好的教育,(且)大多從莫斯科回來,著譯相當勤奮,這固然有革命事業的需要,也是生活所逼」。而「亞東」甘冒風險,接受了許多「受難朋友」的書稿,他們「時常要來借一點錢,可是到後來,會拿一本稿子來還賬,所以收稿,有時不免要帶一點感情的作用」。


「亞東」的消失


1913年成立的「亞東」「活」了整整40年。


1952年12月22日,上海「軍管會」到「亞東」訊問,責令負責人檢查。未幾,1953年2月13日,「亞東」宣告封門歇業,原因不外是「出版『托派』書籍」等被上海「軍管會」勒令停業。後來,在歷次政治運動中,「亞東」的店員多有成為「右派」和「現反」(「現行反革命」)者,汪原放後來也說:「大叔(即汪孟鄒,當時已在上海謝世)後來思想趕不上時代了,竟出過一批思想很不正確的書籍,落得前功盡棄,實在令人惋惜。」(這段話是他1965年寫的)再後來上海書店出版的《回憶亞東圖書館》「編者」也認為:「亞東」在後期「大量出版『托派』書籍,造成惡劣影響」。


「亞東」消失,從此難得被人提起,成了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化石」。在今天,研究現代出版史抑或一部現代中國的思想史或思潮史,不得不考察和了解「亞東」,可惜史料匱乏。


當年「亞東」的另一「靈魂」胡適曾提倡大家寫自傳,搞「口述史學」,他還為汪孟鄒擬定了一個自傳提綱《五十自憶》,細分為:「兒時回憶」「家庭」「教育」「早年師友」「科學圖書社」「亞東圖書館」「一些怪物的朋友」「回憶與希望」,等等,可惜汪孟鄒終未能動筆。至於汪原放,他晚年先後在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上海文獻資料編輯所擔任編輯,遂得以給「亞東」留下一些文字記錄,是為先後兩冊的《回憶亞東圖書館》(學林出版社1983版)《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但這只是其原稿的十分之一稍強(原稿有100餘萬字)。此後,又有一本《亞東圖書館歷史追蹤》(程庸祺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亞東圖書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的「驚鴻一瞥」


《亞東圖書館與陳獨秀》(學林出版社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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