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戰略思想史：先秦兵家吳起中國戰略思想史第三十三課

軍情 12-01

作者|鈕先鍾，著名戰略思想家、學者

來源|《中國戰略思想史》

在我國的傳統兵學領域中，孫吳是居於伯仲之間的地位。談兵者往往孫吳並稱，換言之，他們兩人是被公認為同一等級的戰略大師。但事實上，他們之間卻有很多差異，值得加以較深入的比較分析。

孫子的身世仍然是一個謎，《孫子》一書的真正作者是誰，也仍然有很多的疑問。但吳起這個人的存在，以及他的事功，不僅「史記」上有相當翔實的記載，而且後世也很少有人對其表示懷疑。反而言之，《孫子》是一本相當完整的書，其中的戰略思想也的確能構成完整的體系。今天所傳留的《吳子》則是一本不完整的書，其中也缺乏有系統的思想，而且也可以斷言不是吳起的原著。

吳起的生平可以簡述如下：吳起衛國人，生年不詳，卒於公元前三八一年。他是貴族出身，嘗學於曾子，可以算是孔子的再傳弟子，以思想的淵源而言，應屬於儒家。初仕魯，聞魏文侯賢，往歸之，文侯以為將，並奉命守西河（即陝西東部黃河西岸地區）。吳起在西河二十三年，整軍經武，曾先後與諸侯大戰七十六次，全勝六十四次。魏文侯死，吳起終於受到舊貴族的排擠，遂離魏奔楚。楚悼王重用他為令尹（宰相）。吳起遂在楚厲行改革（變法）：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養戰士，務在強兵。不久即能南平百越，北並陳蔡，卻三晉，西伐秦，使楚國聲威大振，但其貴戚大臣則多怨起。公元前三八一年，楚悼王暴卒，以陽城君為首的貴族集團發動政變，吳起終遭殺害。[註：史記孫吳列傳。]

根據以上的敘述，可以知道吳起在功業方面是有相當傑出的成就，他的一生都在忙於出將入相，然則他有無餘暇來著書立說，也就不免大有疑問。但孫吳之書在戰國及秦漢時即已流行。韓非說：「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史記說：「世俗稱師旅者，皆曰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所多有，故不論」。可以證明在當時，孫吳的地位是不相上下，而他們的著作也受到同等的尊重，非其他兵書所能及。

吳起的著作在漢書藝文志中著錄為「吳起」四十八篇。隋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通志藝文略均作「吳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在讀書志中著錄為三卷，並分為說國、料敵、治兵、論將、變化、勵士六篇。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則均作三卷。宋神宗朝所頒發的武經七書又作上下二卷，並將「說國」和「變化」兩篇名改為「圖國」和「應變」。《吳子》的今本是以武經七書為根據，全部約五千字，分為六篇。[註：《中國兵書通覽》（大陸版）上編，p．101。]

從內容上看來，很容易發現這本書有很多的疑問。首先應指出漢志所著錄的為四十八篇，而現在所存留的則僅為六篇，至少在宋代時即已如此。篇數上的差異太巨大，因此可以斷言即令今存的《吳子》不是偽書，也最多只是一部殘書。

《吳子》現有全書共為六篇，每篇各有一主題，但篇與篇之間幾乎毫無聯繫，就邏輯而言，根本上不能算是一本完整的書。甚至於在每一篇之內，也都是以問答體裁編成，以至於也只是代表有關同一上題的各種不同觀念，其間也無邏輯上的順序。所以，這本書只是一本語錄（像論語一樣）。那並非由某一位作家依照他個人的思想而寫成，而是一種談話記錄而已。

至於記錄的人是誰？似乎不太可能是吳起本人，也許是出自其幕僚或門人之手，但也可能是後人根據傳說而假託成書。姚際恆即曾認為：「今之六篇，其論膚淺，出於後人之偽托」。[註：姚際恆：古今偽書考。]關於是書的真偽，曾有很多爭論，在此無詳述之必要，但可以斷言，這本書既不能代表吳起思想的全貌，也不能算是一本有重大價值的戰略著作。尤其是無法與孫子十三篇相提並論。當然，此種判斷是只對今本六篇而言，也許吳起的確曾經留下很多有價值的教訓，但可惜都已經散佚了。

不過，即令是在今存六篇之中又還是可以發現若干值得重視的戰略觀念，它們雖不能像《孫子》那樣構成完整的思想體系，但又還是不無特殊價值，並且也能對後世學者提供重要啟示。現存六篇中最值得重視的為「圖國第一」，那也可以算是《吳子》的精華，其他各篇則只是偶然有一兩段精彩的內容而已。

就理論而言，《吳子》是遠不如《孫子》那樣高深，但在這本書中有兩點似乎是超越了《孫子》的境界。《孫子》從未討論戰爭的性質（nature of war），也很少觸及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但《吳子》在這兩方面都有其獨到的見解。也許可以說吳子是我國古代的克勞塞維茨，因為他的書頗有《戰爭論》（On War）的意味。

吳子曰：凡兵之所以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德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強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圖國）。

這一段話可以算是一篇簡明扼要的《戰爭論》。首先分析戰爭的起因，其次為戰爭定名，將其分為五類，並對每類戰爭的性質作簡明的界定。最後再概述對於每一類的戰爭應用何種方法來加以克服。此種對戰爭性質的探討，在其他先秦學術著作中（不僅限於兵書）都是很少見。所以，實屬難能可貴。

其次，吳起重視政治與軍事的關係，並認為必須作總體性的考慮而不可偏重某一方面。當他第一次與魏文侯見面時，即提出「內修文德，外治武備」的總體戰略觀念。其書第一篇的篇名為「圖國」，圖國即謀國，用現代術語來說，即為國家戰略（政策）。簡言之，他早已了解戰略的研究不能僅以軍事為範圍。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所留下的著作中討論這一方面的就只有這一篇而已。

如何圖（謀）國？吳子概括地指出：「昔者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這種基本觀念可以顯示他在思想上是出於儒家，他像孔子一樣，非常重視教育。他說：「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圖國）由此觀之，其思想又似乎與管子頗為接近。為何要「親萬民」，其解釋如下：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返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啟於元龜，參之天時，吉乃後舉。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盡死為榮，退生為辱矣。（圖國）

教民親民的目的就是培養向心力（和），必須先和而後始能造大事。這與孫子所云：「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也」在意義上是完全相同。吳子雖然主張「啟於元龜，參之天時」，但並不表示他迷信鬼神，其真正目的只是為了使人民了解政府對於戰爭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而已。

吳子重視道義，這也同樣表現出他的儒家思想傳統，他似乎和孟子與荀於相似，主張以仁義之師進行順天應人的義戰：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此四德者修之則興，廢之則衰，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悅，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圖國）

正因如此，吳子對於戰爭也就採取非常慎重的態度。他特別指出勝利含有內在的危險，甚至於可以導致亡國的後果：

然戰勝易，守勝難。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眾。（圖國）

此種警告在戰國時代真好像晨鐘暮鼓，足以發人深省。

《吳子》第二篇為「料敵」，也就敵情研判。在這一篇中對於當時的戰略環境有很扼要的分析。

此外，又還指出在何種條件之下，敵軍是可擊或不可擊。這些都是現實問題，與戰略思想並無太多關係。不過，篇中又還是有一基本觀念值得重視：「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先戒」在戰略領域中應該是非常重要，孫子提出「先知」的觀念，吳子提出「先戒」的觀念，二者之間相輔相成，可謂相得益彰。先戒必須先知，先知的目的也就是先戒，若不能先戒，則先知又有何用？

《吳子》第三篇「治兵」，其內容大致都是屬於戰術層面的問題，不過也偶爾達到作戰（野戰戰略）的層面。其中有三段值得加以引述：

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又問曰；不在眾寡？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

吳子是一位精兵主義者，在其書中曾一再強調素質的重要。如何能夠提高部隊的素質，他指出：「故用兵之法教成為先」。因此，他認為數量並非決定因素，真正決定因素是「治」，「治」就是組織，必須有良好的組織，始能全勝：

於是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則不可當，退則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眾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從以上的描述中可以看出吳子所想像的兵力是能適應不同的環境，有高度有效的控制，並且永遠保持團結，不會潰散。

在用兵方面，吳子也像孫子一樣強調速決，他所說的話甚至於比孫子還更有力：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立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災，生於狐疑。

這一段文章的最後兩句對於古今中外的指揮官都是應該永垂為戒的警告。

《吳子》第四篇為「論將」，其內容雖與戰略思想無直接關係，但其意見可以與孫子互相比較，並能提供頗有價值的啟示。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爾。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日備，三曰果，四日戒，五曰約。理者治眾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吳子與孫子在論將時，觀點頗相似，而不過分強調「勇」之重要，這也是他們與克勞塞維茨之間的最大差異。尤其是吳子更特別指出「勇」只是幾種因素中之一種而已。他認為「勇者必輕合」（古人稱會戰為合戰），於是也就易於違反「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的原則。

另一方面，吳子又列舉五點，認為那是「將之所慎者」，也就是說那是指揮官所必須特別注意的事項。用現代術語來說明：理就是組織，備就是戰備，果就是果斷，戒就是警戒，約就是簡單。這是吳子所獨創的一套原則，非常有系統而富實用價值，可謂獨步千古。若與孫子所謂的「智、信、仁、勇、嚴」相配合，則孫子所言者為體，吳子所言者為用，彼此互動可謂相得益彰。

《吳子》最後兩篇分別為「應變」和「勵士」，其內容屬於戰術及訓練等較低層次，與戰略殊少關係，在此也就不必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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