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文學常把農民問題化鄉村景觀事件化

文史 05-10

摘要談論文學裡鄉村的真實問題，其實不應該過於糾纏現實的認識是否真實，而是要對我們的悲情有所警醒。尤其是今天我們打著真實的名義寫鄉村的時候，你確實要承擔你的某種責任和重任。

梁鴻：文學常把農民問題化鄉村景觀事件化

圖源網路

近日，《十月》以「回饋鄉村，何以可能：文學與鄉村的對話」為題，發起第四期十月青年論壇。會議由寧肯、黃紀蘇主持，李陀、梁鴻等數十位社會學者、文學研究者就這一話題展開熱議。

春節期間，一篇《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引爆社交網路，這篇文章作者是廣東金融學院財經傳媒系教授黃燈。面對嚴峻的現實，面對「待不下去的城市，回不下去的鄉村」，很多人心底都會有一個追問，正如這篇文章的原名——《回饋鄉村，何以可能》，它發表在《十月》雜誌2016年第1期。

此外，《十月》也曾經發表羅偉章的《聲音史》，小說以聲音的消失為線索，暗示著今天鄉村的空殼化現實，具有一種天荒地老的蒼涼感。

這兩部作品正是這次論壇的緣起。

文學常把農民問題化鄉村景觀事件化

（梁鴻：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書寫者易於悲情，因為你是用事件的眼光來看待鄉村，這時候看到的都是問題。實際上行動者反而有一種態度，這就是我的生活，我要面臨一個一個問題，問題是非常具體的，所以沒有那麼悲觀，因為他們面臨的是一個個具體的生活場景。我是2011年寫的《中國在梁庄》，作為鄉村建設的一個書寫者，我受邀請跟他們跑了幾個月。我非常尊敬他們，他們在創造一種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是以失敗告終，最後被各種各樣的原因把可能性消解掉了。但我覺得他們至少拿出了一種失敗的可能性。

這個春節看了黃燈的文章，特別感慨。實際上寫梁庄的時候，我一直在反省，包括2012年寫了一篇長文叫《艱難的重返》，我也是花了很長的時間來反思，四五年來書寫梁庄，思維的局限在哪裡。

社會學和文學有區別，文學是我們不想成為這樣，我們想找到更應該的那個樣子。更進一步說，如果文學不願意承認這個現實，我們要試圖找到一個更合理存在的時候，我們應該怎麼辦？這是文學應該解決的問題。悲情嗎？我覺得悲情太多了，這幾年，每年都有這樣的文章，也有許多記者來採訪我，就像出疹子一樣，出完以後發發熱，大家都散了，該幹嗎幹嗎去了，生活沒有絲毫的改變。文學應該在這裡止步嗎？

具體實踐者跟農民交流的時候，面對的是活生生的人，是一個個體，他很開心，他在說笑話、在跟她交流，沒有任何的障礙。但一回到我們文學現場的時候，我們看到的是作為問題的農民，一個原形的、悲愴的，實際上夾帶了我們所謂知識分子很多的概念在裡面。文學怎樣才能使得農民成為一個人，而不是一個問題？這樣才能把農民納入歷史的長河裡面，納入我們人類的聲音裡面，使其作為人的一份子存在。

我在寫《艱難的重返》的時候，突然覺得我在模仿魯迅，模仿魯迅並沒有錯，因為我們是從魯迅出發來思考中國，但在模仿中我們是在建構一個村莊的原形，這原形是值得我們反思的，我們在按照魯迅的眼光思考現在的村莊。這是我們以後應該注意的問題，也是我這幾年來一直在想的。文學鄉村裡農民的存在，在於把農民過於問題化，把鄉村的圖景過於事件化，這是特別大的問題。包括我偶爾回鄉，我每年春節都回家，放假也回家，無比厭倦，難受，心情非常複雜。我覺得自己要反思這種難受，因為身在其中的人還在生活，還在喜怒哀樂，還在按照自己的樣態生活，難道他們就愚昧嗎？難道他的起點比我們低嗎？並不是要遮蔽問題，而是說我們怎麼看待他們的時候，我們自身潛在的視野和世界觀，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黃燈因為寫了這篇文章，中央電視台專門去找她，你寫的是不是真實的，做了嚴格的調查。這點我自己也很惶恐，哪一種真實是文學的真實，哪一種真實是現實的真實，現實的真實和文學的真實中間，到底是什麼樣的距離和樣態，才能保證你能經受審查？我們怎麼敢說，文學的真實就是一個全面的現實呢？這是有很大差異的。過了這麼多年，我寫梁庄文章也有五六年了，我才慢慢地有一種釋放，我覺得我不必要糾纏這個問題。我保持我做一個學者的權利，我有我自己看待這個現實的角度，我有這個權利。

所以談論文學裡鄉村的真實問題，其實不應該過於糾纏現實的認識是否真實，而是要對我們的悲情有所警醒。尤其是今天我們打著真實的名義寫鄉村的時候，你確實要承擔你的某種責任和重任。

老母雞的威脅不解除玉米粒的焦慮難安頓

（李松睿：文學博士，青年批評家）

春節期間除了黃燈老師的文章，還讀到了好多假新聞，比如上海姑娘到江西男友家過年，吃了一頓簡陋的年夜飯就趕緊回家了；再比如城裡的兒媳婦在農村辛辛苦苦做了一桌年夜飯，吃飯時婆家不讓上桌，一生氣把飯桌掀了，等等。這一系列假新聞甚至比黃燈老師的文章影響力更大。

我自己是在城市長大的，不過有一個現象我注意到了，那就是這類關於農村問題的文字在城鎮居民中產生了巨大的反響。我身邊有不少朋友，他們的生活情調、審美趣味都特別「小資」，怎麼看都不像是會關心農村問題的人。但他們也同樣在微信朋友圈中轉發農村兒媳這篇文章，而且表示自己特別能夠理解那種辛酸與無奈。這就讓我思考，為什麼城市中「小資」群體會對《回饋鄉村，何以可能》這樣的文章感興趣，是什麼東西讓他們產生感同身受的感覺。我基本的判斷是：今天生活在都市的「小資」群體對自己的生活充滿了各種各樣的不安，深刻地感受到自己的生活在某種意義上岌岌可危。這樣一種焦慮使他們不斷尋找那些關於農村衰敗的書寫，並以此印證他們不安定的感覺。他們之所以會選擇農村，主要是因為發生在農村的種種慘劇和城市「小資」的生活是有一定距離，那些遠方的故事不會對他們的心靈造成直接的衝擊。如果是發生在城市中的悲劇，會讓他們感到無法面對。

我覺得廣大農村面臨的種種問題不能僅僅從農村的角度去考量，而是要從更大的社會變遷的背景去了解。因為農村的問題、農民的問題要想真正解決，只能建立在對城市與農村關係的重新改寫之上。我們不可能僅僅在農村內部建構出一個美好的鄉村。需要追問的是，為什麼今天每一個中國人都變得那麼焦慮不安，感到生活的不安定，以至於從來沒有農村經歷的這樣一個人，他見到了對農村生活的殘酷書寫，會感同身受，並以此驗證自己的焦慮。

精神分析學家在談到焦慮的時候有一個經典的案例：一個病人老覺得自己是一個玉米粒，精神分析醫生治療這位病人一段時間後，病人終於承認他自己不是玉米粒了。但當病人離開醫院後，馬上又跑回來了。醫生問你為什麼又跑回來了，病人說我在街上碰見一隻老母雞。醫生說你經過治療已經不是一個玉米粒了。可病人回答說我知道自己不是一個玉米粒，但老母雞不知道我不是一個玉米粒。我注意到，春節期間那些有關農村的文章在微信朋友圈產生巨大影響後，新華社、中央電視台等新聞媒體紛紛去調查那些新聞是真還是假。雖然有些新聞最後被證明是假新聞，但又有多少人會去關心呢？在這裡，新華社、中央電視台充當的是那個醫生的角色，精神分析醫生不斷告訴病人說你不是一個玉米粒，但問題在於病人真正的困惑並不是自己是不是玉米粒，而是老母雞帶給他的巨大威脅。中國的城市「小資」群體就如同那個病人，他們其實並不關心那些發生在農村的極端案例究竟是真還是假，他們自己的生活才是焦慮發生的根源，只是這種焦慮會以關心農村問題的形式表達出來。即使知道那些新聞是假的，焦慮並沒有獲得真實的解決。

於是，那些發生在中國各地的凋敝故事，包括東北老工業區的衰敗、農村的衰敗等等這些事件，不斷構成微信朋友圈中的熱點。這些都是中國人在面對自己的生活時感到的焦慮的反應。人們通過不斷尋找他者，利用那些發生在他者身上的遭遇來印證我們自己的焦慮與困惑。因此真正要解決的農村問題，必須從中國的發展模式那裡找到問題的根源。

當資本與資金都流向城市的時候，農村肯定是很難的，有可能會出現被抽空的局面。我們今天能以什麼樣的心情面對那個曾經美好的鄉村呢？大概只能是懷舊。讀羅偉章老師的小說《聲音史》，最能觸動讀者的大概就是裡面那種濃濃的懷舊。尤其是裡面的主人公，他固執地堅守的空蕩蕩的鄉村，當其他人都棄鄉村如敝屣的時候，只有他默默地收集各種鄉村的聲音，以一己之力去「復活」熱鬧的鄉村景象。這個寫法我特別感興趣。讀完之後我就感覺到了盧卡奇，他的《小說理論》中有一句話讓我印象特別深，他認為：「只有單純接受的主體性才能在謙恭中把自己變成純粹接納世界的器官，並能分享對整體的恩賜。」也就是說，小說家只有放棄浪漫主義式的對個人的強調，不斷收縮自己，退縮成一個器官，才能感受生活的真相，在作品中創造出生活的整體感。而羅偉章的小說里的楊浪恰恰就是一個「器官」，幾十年前那個活生生的鄉村、那個充滿煙火氣的鄉村、那個蘊含了無盡活力的鄉村、那個充滿希望的鄉村一下子復活了。這個意象非常精彩，有生活的質感。

我反對浪漫化的鄉村敘事

（常培傑：文學博士，中國社科院哲學所博士後）

黃燈老師這篇筆記為何會引起如此大的反響？我覺得要放到這兩年對鄉村問題的持續關注和隨之湧現的大量「返鄉筆記」這一大環境里來看。

2015年春節，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回鄉筆記》首先在「澎湃市政廳」欄目發出，因為趕在春節這個節點，在社會中引起極大反響，很多人參與討論。此類題材在這兩年火起來，首先是大眾媒介的推動。其次是春節很多人返鄉又返城，對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諸多問題有著切身的感觸，情感上很容易引起共鳴。然後就是農村問題的持續發酵，已經到了必須深入討論的關節點。最後，就文體而言，返鄉體寫作與傳統農村題材寫作的差別在於，它具有極強的寫實性，或者說是鄉村生活實錄，這與帶有較強情感色彩的隨筆和虛構特徵的小說差別明顯，語言通俗易懂，受眾面廣。

在農村題材書寫中，我們較為熟悉的是魯迅以來的小說傳統，這條線一直延續到當代的余華、莫言和閻連科等。小說就是虛構的，一旦涉及虛構，讀者會覺得小說中的農村圖景是一個想像出來的虛假世界，是很遙遠的。但筆記體不是，筆記體的前提是真實，它會讓現實與讀者的情感經驗短兵相接。也正因此，今年春節冒出來的諸如「上海姑娘」、「東北媳婦」、「不讓上桌，城裡媳婦掀桌子」等虛假的返鄉筆記，才會讓大家信以為真。拋開文體，我們也要問，為何這類虛假的返鄉筆記會讓大家信以為真？因為它以虛假的方式揭示了真實存在的問題，或者說它們作為一種「癥候」揭示了讀者的情感經驗，也就是大家認為現實就是如此的。此類文章敘寫的事件本身是虛假的，但是作為一個現象它也揭示了一些社會真實，值得分析。

就黃燈老師這篇文章而言，我過年的時候很早就看到了，本來也想做一個回應，但是後來又忍住了。為何不做回應呢？我覺得就當下各類返鄉文章泛濫的情況而言，不適於再繼續寫呈現農村負面狀況的筆記體文章。因為這會使得大眾，包括知識分子群體，進一步固化自己對農村的負面印象和認知。農村圖景是複雜的，總體上是在不斷改觀的，但是筆記體文章卻造成了大家認為農村生活在不斷惡化。我們今天在這兒討論此問題，聽到最多的詞是什麼？潰敗、沒落、貧困化、空心化等等，都是負面辭彙。對此，我們要想的一個問題是，我關於農村的經驗是真實的嗎？我覺得不是。蘇格拉底說過，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去過的，但問題的另一面是，經過反思的生活不是真正的生活，而是你從某個角度或立場想像、建構起來的生活。此類生活圖景離我們的真實經驗有多遠？

此外，我們總是說農村在衰落，似乎農村曾經很美好，如陶淵明描寫的桃花源一般。然而，無論文學敘寫，還是現實經驗，都告訴我們，我們現在在小說和返鄉筆記里描述的那些問題，農村一直都存在，只是長期以來沒有被知識分子用一種知識性的話語呈現出來，並推送到大眾的視野內，或者說沒有推送到在城市生活的人群的視野內，沒有成為他們的話語的一部分。長期以來，農村都被偏見所遮蔽，農村生活經驗也多在知識話語中發生了畸變。

其實，農村問題說到底就是現代性問題。當代中國，尤其是近三十年，中國社會處於一個急劇現代化的過程中，個體經驗也是如此。在此過程中，社會結構急劇調整，大量農民湧入城鎮，這就造成他們的生活經驗的劇烈調整。城市短暫經歷獲得的體驗與農村長久生活積累的經驗發生著對撞，造成這樣那樣的問題。此類經驗是一種多麼複雜的經驗！就此而言，怎麼樣通過一種恰切的文學敘寫、文學表達，去呈現和思考此類現象，就是文學必須要回答的課題。

我對社會現實問題的基本立場是：不能試圖以文學藝術這類浪漫的手段來解決社會現實中的複雜問題，社會問題必須社會地加以解決，現代化帶來的問題也必須通過深入的現代化來化解，因而我反對浪漫地敘寫鄉村問題，渲染鄉愁，更反對在社會層面過於文學化地講述關於鄉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