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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連於世俗和宗教之間的羅馬教皇

【編者按】已故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是個充滿矛盾的角色,在對待納粹主義的態度上也如此。與部分人認為的、在二戰期間無所作為甚至偏袒德國不同,這位擁有成熟政治手腕的宗教領袖,一度對納粹勢力的擴張口誅筆伐,隨後卻基於某些不可告人的原因陷入了沉默。

流連於世俗和宗教之間的羅馬教皇


庇護十二世與希特勒

流連於世俗和宗教之間的羅馬教皇



歐美主流媒體對教皇的反納粹立場多有褒揚。

近日,長期研究二戰及梵蒂岡對外政策的美國歷史學者馬克·雷布林,在其新著中揭示了庇護十二世在位期間的種種真相與謬見,讓其「政治家教皇」的形象更趨立體化。


1939年3月12日,是羅馬教皇庇護十二世(編註:原名尤金尼奧·瑪利亞·朱塞佩·喬瓦尼·帕切利,簡稱帕切利)加冕的日子。中午時分,一名執事來到他身旁,將形狀猶如蜂窩、飾有珠寶的皇冠戴在新任教皇頭上,道:「請接受這三重冕,你是萬王之父,是世界的統治者。」


然而,儀式結束後,一名德國派駐梵蒂岡的外交官卻在私人筆記中寫下了這麼一句話:「非常感人和美麗,但以後大概不會再有了。」


庇護十二世加冕的同一天,在納粹德國首都柏林,阿道夫·希特勒正在檢閱磨刀霍霍的士兵,並向戰爭紀念碑獻花。隨後,他便下令德軍出兵佔領捷克斯洛伐克。


3天後,布拉格街頭已遍布代表納粹的卐字旗,希特勒與數百名黨衛軍軍官,趾高氣揚地乘車駛過市中心的主要街道。教廷駐捷克人員急電通知梵蒂岡:所有口頭或書面反對「第三帝國」及其領袖的人都可能被捕,487名當地耶穌會成員失去了人身自由。

德國兵不血刃地吞併捷克斯洛伐克,將歐洲帶向全面危機。此前不久,希特勒還在慕尼黑會議上發誓尊重捷克領土的完整,英國首相張伯倫也為「我們時代的和平」背書。最終,德國人的出爾反爾令一切成為泡影。很快,波蘭也開始動員預備役人員。3月18日,身在華沙的一名梵蒂岡使節彙報說:德國和波蘭處於緊張狀態,形勢變得「極為嚴重」。


無數矛盾在他身上積聚


正如美國歷史學家馬克·雷布林在其新著《教廷諜影:教皇對希特勒的秘密戰爭》中所言,10個世紀以來,沒有哪一位教皇像庇護十二世一樣,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下登基。彼時,德國勞工陣線(一個附屬於納粹黨的組織)領袖羅伯特·萊伊誇口說:「教皇選舉也要在納粹標誌的影子下進行。他們必須尋找一個與希特勒合作的人,其他什麼都別提。」


雷布林寫道,政治危機造就了一位政治教皇。眼見風暴迅速在歐洲積聚,梵蒂岡的紅衣主教們以驚人的效率召開閉門會議,選出了最有能力的人執掌教廷。登基前,庇護十二世長期在教廷外事部門任職,處事老練,見識豐富。他曾騎馬與普魯士將軍打獵,在晚宴上冷靜面對國王們的咆哮責罵;以紅衣主教身份,他不但積極與友好國家結盟,在敵對國家也有眾多擁護者。簡而言之,庇護十二世與所有國家都有交情,但他從未向任何人卑躬屈膝。


事實上,庇護十二世的血液中早就流淌著政治元素。他的祖父曾在教皇國的內政部主事,他本人接過大權後,視政治為另一種宗教。有趣的是,還被人稱作帕切利主教時,他就開始展露出各種相互矛盾的特質:他走遍世界,懂得多門語言,卻是個「宅男」,跟母親一起生活到41歲;他喜歡跟孩子們在一起,不畏懼跟獨裁者對質,在主教和牧師面前反而顯得羞怯;他過著地球上曝光率最高的生活,被萬千追隨者熟悉,但他最好的朋友是一隻金翅雀;他對陌生人敞開心扉,在朋友面前則常常陷入深思。對一些人來說,教皇「不是個有衝動、有感情、有激情的人」,但也有人看到他為猶太人的命運而悲傷。還有觀察家評論說,他「可憐而又可怕」、「專橫而又脆弱」。總之,庇護十二世的一半似乎一直在對抗著另一半。

無論如何,整個二戰期間,庇護十二世的目光從未遠離政治。一位駐羅馬的美國情報官員曾注意到他花了很多時間研究國際局勢,同時密切監督著梵蒂岡外交系統的各個角落。書寫教皇手諭之餘,他還評估過核武器可能的戰略影響,認為它是一種「有效的防衛手段」。


當時,有不少人反對這位教皇關心世俗的權力,認為他花在政治上的精力太多了些,因為「教會的本質作用是拯救靈魂」。但歷史經驗表明,精神的作用與世俗的作用無法彼此隔絕,國家機器的力量時刻影響著教廷的行為和主張。結果,每一位教皇在某種意義上都是一名政治家。誠然,在理想狀態下,教皇的精神作用不會與他的政治作用衝突。但如果真的發生衝突,哪個優先?對庇護十二世來說,因為身處最血腥的歲月,做選擇的難度尤其大。


內心早已站在反納粹一方


1939年9月1日清晨6點,庇護十二世被鈴聲喚醒。電話那頭,一名紅衣主教用顫抖的聲音轉述了來自教廷駐柏林大使的情報:「15分鐘前,德軍已進入波蘭。」

教皇最開始顯得很鎮定,照常做完了日常活動。然而,根據一位修女的回憶,吃早餐時,他突然變得惴惴不安起來,從此開始節衣縮食,直至戰爭結束。


在馬克·雷布林筆下,庇護十二世身高1.8米有餘,體重卻僅有57公斤,原因就在於「道德和政治的負擔太重」,讓他的神經總是綳得太緊。教皇的辛勞被其副手多米尼克·塔爾蒂尼看在眼裡,後者曾說:「這個人(庇護十二世),由於天性、教育和信念,本性是十分熱愛和平的,但他同樣可以被稱為『戰爭教皇』。」


梵蒂岡總試圖在戰亂肆虐期間表現出中立,因為對教廷來說,偏袒參與戰爭的任何一方,都有可能使部分信徒背叛自己的國家或信仰。真正的問題出在波蘭的地位——幾個世紀以來,它是天主教在信新教的普魯士和信東正教的俄羅斯間的堡壘。於是人們看到,庇護十二世承認波蘭流亡政府,不承認納粹保護國。換句話說,「中立」只是官方辭令,不代表他真正的立場。事實上,華沙淪陷時,教皇曾私下吐露:「你知道我同情哪邊,但我不能明說。」


隨著來自波蘭的可怕消息持續擴散,初出茅廬的庇護十二世意識到,自己非得出面發聲不可。


10月,教廷接到報告說,波蘭猶太人已成為入侵者的迫害對象,如此下去會有種族滅絕的危險。當月20日,庇護十二世便發布了題為「黑暗籠罩世界」的聲明,明確批評了納粹對猶太人的攻擊,稱這種行為是「不合法、不被許可的」。他強調了人類的團結,這種團結不允許種族主義;此外,天主教會的精神、教義也強調,不存在猶太人和非猶太人之別。


世界輿論一時間為教皇的堅定態度所吸引。《紐約時報》的頭版大標題說:「教皇譴責獨裁者、協議違反者和種族主義者。」一家由猶太人管理的電訊社也跟風評論道,庇護十二世對極權主義者、種族主義者的無情譴責引起了震動——儘管人們普遍相信教皇完全應該就數十、上百萬人的命運起伏表態,但在此之前,少有觀察家認為他會發布如此坦率的聲明。


他的迷茫究竟從何而來


對庇護十二世來說,他在76年前發出了勇敢的誓言。但此後的歷史發展證明,這一切終將會被認為是徒勞無功的。更讓人詫異的是,直到1945年,他再也沒有在公開場合第二次提到「猶太人」一詞。縱使戰爭期間,同盟國的新聞通訊機構仍然讚賞他是一位反納粹鬥士,他的沉默卻給天主教與猶太教的關係造成了深遠影響,其真實意圖至今無法得到解讀。


隨著時間推移,越來越多未曾經歷過戰爭的年輕人開始指責庇護十二世的沉默。眼前滿是骨瘦如柴的屍體;婦女和兒童被迫相互殘殺;成百上千萬無辜的市民被囚禁起來,像牲口一樣被屠戮,像垃圾一樣被焚燒……針對這一切,庇護十二世原本被認為應該持續發出譴責之聲,可事實上,在史上最大的人道危機中,這位重要的道德領袖卻表現得有些迷茫。


《教廷諜影》一書堅持主張,羅馬教廷對納粹主義的抗爭並不僅僅表現在言語上,換言之,教皇不是單純靠語言來主持公道的。1939年10月20日那天,當庇護十二世把自己的名字簽在通諭上時,他就陷入了另一場關於自我名譽的戰爭。後世的一些人無法理解他為何對納粹如此痛恨,後來卻又陷入沉默,似乎毫無作為。但很顯然,一旦有朝一日,他在幕後的秘密行動被一點點揭開,再聯繫到他所有的公開言論,全部的相互關係是終歸會顯現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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