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功秦：新左派的文化浪漫主義批判

新左派的文化浪漫主義批判

蕭功秦

轉自共識網

致一位新左派朋友：

來信收到。過幾天我將寄上我寫的一篇思想手記。其中談到對當下中國新左與自由派之爭的看法。我對這場論爭中的自由派更為支持。

我並不是自由派。對近代以來中國的自由派，我歷來有自己的批評。我認為一些激進的自由派把西方在市民社會基礎上長期歷史發展中形成的民主經驗，抽象為一組可以放之四海的制度模式，以為可以直接搬用到中國，這肯定是有問題的。自由民主是好東西，但談民主不能脫離實現民主的經濟與社會條件。中國必須在經濟市場化的有序發展過程中，在利益分化與社會關係契約化的基礎上，漸漸走向自由民主的道路。以上所談的這種抽象的民主觀在中國過去和現在都有。但當下中國許多自由派已經意識到經濟發展與市民社會對於實現民主的重要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與這些並不主張激進主義的自由派之間，已經沒有什麼根本份歧。

在新左派與自由派的爭論中，新左派的問題要大一些。我對新左派在評價中國改革以前的左的時代時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浪漫主義，尤其是新左派對文革的解釋，是很不以為然的。中國的新左派比中國的自由派更相信「好的制度」是可以根據「好的理念」而設計出來並加以實施的。然而，宏觀的社會制度不是雨衣與鐘錶。不能根據人頭腦中的蘭圖理念來設計。脫離經驗事實而根據某種道德原理設計出來社會制度，實施起來肯定是怪物。文化大革命就是這種根據對人性「美好理解」而設計出來的並強行實施的怪物標本。

那些年青的新左們沒有經歷過文革（這實在值得慶幸），他們對文革有些想當然的、「審美化」的誤讀，我還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缺乏分析這一歷史現象的個人體驗與生活資源，而文革的「文本」遠比其他人類任何歷史事件的「文本」更充滿光采奪目的美麗外衣。而你是過來人，說的話怎麼也會如此無邊無際？你說「再來一次經濟上的文化大革命未必是一場災難」。我把你的觀點告訴周圍一些朋友，包括過去當工人時的老朋友，他們瞪大了眼睛，你知道他們怎麼說？他們問，此人是不是有毛病？令我實在無法理解的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知識分子對歷史上的血的教訓為什麼竟如此容易淡忘？我們如何對得起那麼多在文革中冤死的靈魂？難道為了當代中國人缺少公平，為了爭取我們希望他們得到的公平，就必須以否認無數文革受難者受到的文革中不公平為代價？

文革時期我在工廠里做了十二年工人，本人還是三級鉗工。深知那種一大二公體制與制度是何等地沒有效率，何等地摧殘人的積極性。如果根據文革時期出版的報刊來研究文革，那將會如同「把死的說成活的」一樣謬誤。至於說到文革中的大民主，我倒可以提供一個親身經歷的例子。當時我們廠里的一位小青年偷聽美國之音加上另外一些什麼事情，被人告發收審。當時縣公檢法認為罪判三年可也，派人到我們車間聽取群眾對判刑意見，一般工人也沒有什麼反應。此時有人高呼：「十五年！不判十五年不足以平民憤！」在左的優勢話語下，事實上誰也不會對這位立場堅定的人的慷慨陳詞提出什麼反對意見，於是，根據「群眾要求」，公檢法把此人判了個十五年徒刑。這就是文革中的「群眾大民主」。某些新左派對文革中此類侵犯基本人權的事總是傾向於說是「落難精英」構造出來的故事。然而這確實是我親眼看到的一個最普通的工人在群眾性的大民主中的遭遇。事情雖過了二十幾年，但當時的情景還是歷歷在目。

你說中國六十年代餓死了幾千萬人，並沒有什麼了不得，換了印度死人更多。你說得那麼輕鬆，好像是小菜一碟。以致於我不知如何反駁你才好。正如有人說一加一就是等於三，我不知如何回答一樣。因為我們想論證的是一加一等於二啊。不知怎的，我在這裡聽出了類似於波爾布特的邏輯。

中國現在確實有許多問題，知識分子作為社會的良知，作為社會中最具敏感心的人群，應該發出自己的聲音，進行自己的思考與批判。中國有太多的腐敗、官僚病、社會上存在著種種不公正，有些特權人士的不當得利行為確實駭人聽聞，但總的方向是對的，決不能因為社會中存在著種種消極現象而否定歷史的大方向。而新左派要回到文革去，則是一種歷史的倒退。這使我想到了小時候讀到的一則安徒生童話，說的是一個人總是說中世紀如何好，後來他無意中穿上了一雙魔鞋，真的回到了中世紀，於是他發現那才是一個真正無法容忍的世界。如果問什麼叫文化浪漫主義，我想用這個例子來說明實在是再形像不過了。

說實話，最近一兩年來，我對二十世紀思潮與主義的發生史產生濃厚的研究興趣，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出現「新左思潮」這一文化現象，這使我意識到左的思潮在中國確實有著肥沃的土壤與溫床。我確實很想研究，為什麼會如此。

新左派在當下中國的出現，應該看作當代思想史上的一個新現象。當然，作為一個關注當代中國思想的學者，在正式寫研究文章時，我自然會以儘可能同情與客觀的態度來探索它的內在理路，它得以產生的社會條件與原因，它的價值關懷，以及它作為一種批判思潮在日漸多元化的中國社會中可能具有的合理性。然而，作為一個思想者，我仍然從當下中國這種左派復歸的現象中，感覺到我們這些生活於觀念世界的知識分子的某種頑強的根性：即理想型知識分子往往是靠某種觀念「鴉片」來生活的。這原來是是法國作家阿隆的話。

這種知識分子往往有悲天憫人的責任感，對問題與矛盾深懷解決的渴望，但他們卻把解決問題的方法，投射到某種經驗世界無關的「第一原理」與不證自明的「公理」上（例如抽象的公平、群眾性的大民主，等等。）並且以浪漫主義的激情，把某個個人或理論加以審美的理解，而並不關注這個事物本身究竟如何。他們不但把謬誤當作善來加以誤讀，而且他們對現實中的又以這種被他們審美地「創造」出來的神話，作為社會施工蘭圖，來改造生活與社會。他們對現實的經驗世界與經驗的邏輯並不感興趣。

如果把新左的文章作為思想史資料卻彌足珍貴，因為他們實際上重演了一段喜劇式的二十世紀初期的左派觀念發生史。他們把左派最突出的弱點，即把某種公平理念抽象化、浪漫化並予以反歷史的美化方面，以漫畫的方式發展到極端與荒謬的地步，以致於讀上去都覺得好笑。

新左派的對文革的浪漫無邊際化，好在文革又恰恰發生在不久以前的中國，人們記憶猶新，輕信者極少。而他們對文化大革命的讚美語反過來恰恰為人們提供什麼是政治浪漫主義的典型材料。俗話說，好了傷疤忘了痛，其實傷疤沒好也會忘了痛，如果你會用鴉片或其他麻醉藥來鎮痛的話。只要人們需要精神鴉片，各種「左派」就會不斷出現。當然，一定程度上，社會中確實有問題，有不公正，這就為尋求鴉片者提供了存在的條件。

儘管如此，我並不認為有新左觀點的人都是完全沒有現實感的。我所接觸的許多新左派朋友都是有純真的良知與熱忱的。我引用了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一書中的觀點，只是想形像地說明什麼是新左的文化浪漫主義而己。

前些日子你寄給我一篇王力雄談毛澤東與文革的文章。你在該信中所談的一個觀點我覺得很好，大意是，左的東西是對右走到極端而作出的反動。你的這一看法甚獲吾心。如果再向前邁一步就好了：你應該意識到，左只是對另一種錯誤方向的錯誤的反向運動而已，它本身並不是什麼好東西。我們應該從文革這一歷史中汲取的正是這一教益。相信我們在這一點上還是有共同之處。

你給我的來信中說：「當自由主義在這類問題上的教宗地位，要靠無情的思想和言論鉗制來維持時，這種自由主義，還可稱之為自由主義嗎？」我雖然不是自由主義者，但我還是要為他們辯護幾句。他們決不是當下中國的「教宗」。他們更沒有什麼「無情的力量」和資源來鉗制別人的思想。他們在求索、在思考，處於邊緣，往往有些無奈。如此而已。相反，老左派曾經是中國數十年的教宗。新左派是前教宗的侄子。或者是由於這一層親緣關係，或者是由於基因相近，克隆較易。他們現在生活得實際上頗為自由而暢快。因而可能過得更有滋有味。你久居海外，對此沒有感受。

順頌冬安。

功秦即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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