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對盛洪新著《儒學的經濟學解釋》的評述

編者按：2015年12月15日，天則經濟研究所舉辦了第七期「天則書品」，對盛洪教授新著《儒學的經濟學解釋》展開研討，弘道書院院長、天則所理事長姚中秋教授對盛教授大作發表了長篇評述，演講整理後即為本文。本文即曾載於《天則觀點》（2015年12月22日期）。

首先，感謝盛洪教授給我們寫作了這樣一本富有啟發性的著作，感謝經濟出版社向廣大讀者提供了這樣一本非常重要的學術著作。這本書的名字叫《儒學的經濟學解釋》，橫跨兩個學科，涉及經濟學，也涉及儒學。我下面就從兩個方向做評論，一個是從當代中國儒學發展的角度討論本書的意義，另一個是從當代中國經濟學的角度探討盛洪教授這本書的意義。

首先從中國當代儒學發展的角度來討論一下盛洪教授大作的意義。

在封三上，有出版社的一個評議意見，說得非常精彩。我把這段話念一下：「盛洪教授不同於其他代表人物的政治儒學、策論儒學和文化儒學，盛洪先接觸經濟學後開始閱讀儒學文獻的。他認為經濟學的內核——自然秩序哲學與儒學思想高度貼近，也從這個角度切入儒學研究，努力在全球化背景下對傳統儒學思想進行轉化性的闡釋，突破了將儒學僅僅作為哲學的一部分來研究的格局，將經濟學與儒學貫通，為儒學輸入新的生命基因，在儒學研究上獨樹一幟。」

這個評論非常精當。我們一般都會把盛洪教授當成經濟學家，但就像剛才他自己介紹的，20多年前，已深入儒學研究中，比我還早很多，並且，很快就有非常重要的思想的創發，比如關於「天下主義」的闡釋，得風氣之先；還有是關於家庭主義的闡釋，令人耳目一新。應該說，這兩個概念都是儒學思想中最重要的。現在，盛洪教授根據自己在山東大學的教學積累以及常年的思考，把圍繞儒學的眾多思想整合成為一個體系。我認為這，樣一個體系可以是當代儒家經濟學很好的起點。

從一個儒者的立場，也從經濟學愛好者的立場出發，我認為，中國是需要儒家經濟學的。這禮涉及對儒學之定位問題。

我們經常會把儒學和世界其他各種宗教相提並論，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儒家有宗教性，但不是宗教，在性質上與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等宗教大不相同。各種宗教關心的是來世，關心的是個人生命的永恆、不朽。或許可以說，儒家也有這個維度，敬天而誠，盛洪教授也特彆強調了這一點，但是，儒家整體的思考的方式跟這些宗教有很大的差異，因為，儒家的視野在天人之際，而不是僅僅盯著天上，盯著神，一天到晚企求神。儒家敬天而親民，儒家關注天人之際的整全秩序問題。儒家的學問，如同盛洪教授本書之結構，就是大人之學。大人之學是什麼學？就是格物致知之學，誠意正心之學，修齊治平之學。儒家關心心，同時關心家國。

也因此，儒家在傳統上一直把我們今天列入經濟學範疇中的那些問題，當成其自己最為重要的問題之一來討論，不是唯一最重要的，起碼是非常重要的。比如，我們通常稱之為儒家經典、實際應該是中國經典的第一本，《書經》，也即《尚書》中，對這個問題有大量討論。《尚書》第二篇《舜典》記載中國第一個政府之結構。在那裡，政府的第一個職能是什麼呢？現在我們通常會說，政府的第一個職能是提供安全，首先要阻止人與人之間相互侵害，防止外部威脅。但在《舜典》中你會看到，中國聖賢認為，政府的第一個職能是為生產活動提供良好條件，舜策命禹為司徒，負責賓士水土。第二個部門，舜命周人的祖先，名叫棄，為「后稷」，其職能是播種五穀。這就是生產活動。接下來則是教化，安全是在第四位。政府還有一各職能部門，舜任命了垂為「工」，負責工業以及工程事務。這樣我們看到，在中國第一個政府中，負責經濟活動的職能部門佔了至少三分之一。這就是中國聖賢所理解的政府應有之職能。接下來一篇《大禹謨》中，禹說，正德、利用、厚生，惟和」，這是中國人的觀念，跟古希臘人、跟猶太人都是不一樣的。

從這之後，中國就有一個非常重要、連綿不斷的經濟思考的傳統，以及經濟制度實踐的傳統。我們在《論語》、《左傳》可以看到大量的討論，孔子關於經濟問題、財政問題有很多討論。當然，最有名的是司馬遷的《貨殖列傳》，這應該是第一篇經濟學專題著作。還有《鹽鐵論》，這是一本專門討論經濟、財政政策問題的專書，由此涉及政治、觀念問題。後世，儒家士大夫關於限田、均田等土地政策問題，也有大量思考和實踐。

我剛才列了很多人名、書名，是是想向大家說明，在中國古典的思想和政治傳統中，經濟始終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儒家自一產生起就把經濟問題作為自己非常重要的議題來處理。2000多年來的儒家士大夫，在其思想中，在其政治實踐中，也始終把經濟問題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論語?子路篇》中有一章記載孔子的治國思想：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首先要富民，然後才有條件去教民，這是君子的兩大責任。那麼，怎麼「富之」？一方面鼓勵生產，一方面為民眾的生產活動創造條件。儒家士大夫不能不思考經濟學問題，儘管他們並沒有專門列出經濟學這門學科。

所以，經濟學在中國是有深厚傳統的，而承擔主體、這個學科發展的主體就是儒家士大夫。當然，這些思考都是分散在各種各樣的文獻中，經學中就有大量這方面的討論，比如《春秋公羊傳》，漢代的經學家有很多討論，後來出現各種各樣的政書、比如《通典》、《文獻通考》，經濟學方面的內容非常之豐富。

我們今天會說，在中國，經濟學方面的討論比較分散，沒有構成一個自足的體系。其實我要說，是有一個體系的，只不過，此體系跟我們今天所熟悉的高度分化的學科體系中的經濟學是不一樣的。就像盛洪教授這本書一樣，儒家的經濟學體系跟薩繆爾森的經濟學教科書的體系確實不一樣。我們可以問一個問題，儒家的體系好，還是現在大學本科一年級所學的經濟學體系好?這個問題是可以思考的。所以我要說，儒家的經濟學傳統，對於中國過去2000多年，或者更遠一些，4000年來文明之延續，發揮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惜的是，這一傳統在20世紀基本上丟了。現有經濟學體系基本上是從國外引入的，而當代的儒學，也基本上放棄了經濟學方面的研究。最早一批現代儒者，比如康有為、梁漱溟，都是非常關心經濟問題的，熊十力先生晚年也頗為關心經濟問題。但可惜，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的儒學，所謂港台新儒學，以及受其影響的大陸主流儒學，局限於哲學或者哲學史領域，無人關注經濟問題。

這樣的儒學是無力回應中國和人類之需要的。應該說，儒學今日呈現出復興的態勢，而儒學要真正實現復興，就必須面對中國人所關心的最重要的問題。那麼今天大家都關心發財，都關心致富，國家也關心富強，而財富分布不均的問題，也相當嚴重。儒學必須面對這些問題。唯有如此，儒學才能被人們普遍接受。因此，儒學要想在今天充分的發揮作用，就必須要有自己的經濟學。儒學者中應當有經濟學家，把原來分散在不同文獻中那些思考集中起來，以現代人容易接受的表述方式將其表達出來，並予以發展。這是今天儒學不能不承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

盛洪教授以其自己先天的學科優勢進入這個領域，並給我們構築了一個很高的起點，建立了一個儒家經濟學的初步框架。我想，未來的學者，不管從經濟學方向進入，還是從儒學方向進入，可以在這一起點上進一步深化、細化，發展出一個能夠有效的回應中國的經濟問題、乃至於整個人類的經濟問題的儒家經濟學體系。

盛洪教授的這一拓展對於儒學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們看到，今天的儒學已逐漸滲透到各種學科，開始有所發展。昨天晚上在人民大學，弘道書院組織了一個活動，討論兩位國際關係學者寫的一本書，《天命》，副標題是「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剛才盛洪教授也講到「天命」兩個字。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知識突破，從事國際關係研究的現代學者嘗試用中國古典觀念思考當代中國所面臨的國際關係問題。這就是儒家的復活，中國古典觀念的一個活化。這些學者背後有一個基本的預設，儒家的那些想法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在當代仍然是有效的，就像盛洪教授所說，能夠幫助我們理解今天所生活的世界。其實在國際關係學界，已有不少人開始基於中國古典的觀念、以及中國人4000年歷史的實踐，重新構造國際關係理論，應該說，儒學在這個學科的進展是比較快的，而在其他學科，則剛剛起步。現在，盛洪教授在經濟學領域中做了一個拓展，極大地豐富了儒家理論體系，意義非常重大。這一拓展會讓儒學更有效地回應現實問題，從而獲得更大影響力，獲得更加持久的生命力。

其次，從當代中國經濟學發展的角度討論一下盛洪教授大作的意義。

我自己覺得，這本書的名字，既可以如現在這樣，叫做《儒學的經濟學解釋》，也可以叫做《儒家的制度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因為，這本書一方面確實是用經濟學理論解釋儒家關於秩序之思考，但在這一過程中，也發展出了一個經濟學理論體系。這一努力對於當代中國經濟學的發展，也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具有指路的意義，指點方向的意義。

十幾年前，我開始研究經濟學，現在也比較關心經濟問題以及經濟學領域的最新進展，不能不說，自己對當代中國經濟學之現狀是不甚滿意，有那麼一點失望。因為，我們的經濟學對於當代中國之大量經濟問題、經濟趨勢，都不能夠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舉一個最顯著的事實，過去30多年來，中國經濟經歷了一次高速增長，這個增長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現象，不管明天怎麼樣，起碼迄今為止的增長是全世界過去30多年中最好的。那麼為什麼？我沒有看到一個經濟學家給出系統的令人信服的解釋，有很多零零散散的研究，從這個方向，從那個方面討論一些導致高增長的因素，但我沒有看到一個完整的、系統的、令人信服的解釋。

沒有這樣的解釋，造成很大問題，首先，從理論發展的角度，中國經濟學家白白流失了大好機會。本來我們可以通過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解釋發展出一套理論的，這個理論有可能對西方現有理論體系有所豐富，甚至有所突破，換言之，我們可以透過對中國過去幾十年經濟增長的解釋來豐富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可以在理論的多個層次上有所創見的。但現在沒有，大多數經濟學家仍然在用西方的既有理論闡釋中國的事實，用中國數據驗證西方理論，沒有一個明顯的、讓人興奮的理論突破。

若干年前，林毅夫先生說過，我們回望現代經濟學發展的歷史可見，每一次經濟學的大發展，都是因為某一重要國家經歷了一次比較長時段的經濟增長，由此而有了經濟學研究中心在不同國家之間的轉移，最初在法國，後來到英國，再後來後來到美國。為什麼？就是因為，最初，法國首先經歷了現代增長；後來，是英國，再後來是美國。學者對本國經濟增長的解釋，在最基礎層面上發展了經濟學理論體系。但這一次，迄今為止，在中國經濟學界，並沒有產生一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解釋體系。那麼未來會有嗎？我滿懷期待。

更重要的問題是，若我們不能夠有效解釋自己的故事，我們就不能看清楚，自己在哪兒，也不清楚自己的明天在何方。我們把過去走過的路說不清楚，也就意味著，我們不知道要去哪，這是很嚴重的問題。中國經濟今天處在彷徨、迷茫之中，速度在下降，大家都在說轉型，但是，究竟要往哪去，我們下一步究竟該怎麼發展？大家都在說，眾聲喧嘩，但這些意見與中國的現實之間有多高的契合合?我有所懷疑，我聽到、看到過很多意見，沒有說服我。因為，我有一個根本的懷疑，你根本沒有說清楚我們是怎麼來的，我怎麼相信你給我們指出的路?你自己就沒有看清來路，談什麼去路？

所以，我們在經濟學理論上的貧乏，不僅導致中國經濟學界喪失豐富經濟學體系的機會，更重要的是，讓處在彷徨中的中國經濟找不到方向。那麼，經濟學何以未能有效地解釋中國？恐怕我們要問一個問題：中國是什麼。據我優先的觀察，當代中國經濟學家在理解中國、解釋中國的時候，有一個最大的短板，不理解中國是怎麼來的。

現在的中國經濟學家大部分人只有能力或者意願關心現實，關心今天發生的事情，或者最多就是30年、60年間發生的事情。知道這60多年是怎麼走過來的，知道這30多年是怎麼走過來的，知道這幾年經濟是怎麼變化的，但是，對於理解中國經濟增長而言，這樣的時間視野是遠遠不夠的。這可以說明一部分問題，但遠遠不能說明全部，你只看到了局部事實，僅此不足以完整地解釋當下中國經濟活動主體的行為。

比如，大家都說，好制度對於經濟增長很重要，而剛才盛洪教授提到，制度有多種。全國人大公布的法律很重要，各地頒布的地方規章也很重要，但是，觀念對經濟活動主體的影響力，很可能比法律政策還大得多，而在普通民眾那裡，這類根深蒂固的觀念，通常是在漫長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而他們在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比如，我們觀察一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間經濟增長表現最好的地方是什麼地方，我曾發明過一個概念，「錢塘江以南中國」，涵括溫州、福建、廣東等地。為什麼那些地方的經濟增長表現最好？我的回答是，這跟那些地方的人們背後的觀念有關。那些觀念是什麼？正是儒家的那些觀念。這些觀念塑造了一個獨特的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支撐了經濟增長。你現在如果看不到支配人們行為的那些觀念，那你對經濟增長的解釋就是非常浮淺的。

很多人說，因為全球化開放，所以沿海地區經濟增長非常快。此說缺乏解釋力，對此很容易給出反證。80年代以來，幾乎世界上所有地方都是開放的，大部分國家都是開放的，都捲入全球化過程中。為什麼是中國表現最好?同樣是中國，開放程度差不多，為什麼中西部地區、東北與錢塘江以南中國相比，有那麼大的差距?背後都有觀念的理由。

最近，我在阿里研究院安排下，走馬觀花地看了幾個電商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現在大家都談在互聯網經濟，大家都知道，中國的電商發展非常快，電商比美國還要發達。為什麼？原因何在？現在有一個解釋說，因為中國政府對傳統領域管制比較嚴厲，所以人們為了逃避政府的管制，進入電商領域。這個解釋基本上沒有說服力。我自己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聯繫到剛才盛洪教授講的家在中國經濟增長中的重要性。那些淘寶店，我估計，大多數都是以家為單位進行經濟活動的。古人講男耕女織，現在淘寶體系里的大多數網店恐怕就是新式男耕女織。中國特有的社會結構是支撐了中國互聯網經濟發展。我們還可以從更宏觀的角度思考這個問題，正好最新一期《讀書》雜誌第一篇文章就是討論中國人固有的觀念與互聯網+中國之間的關係。那篇文章頗有意思，雖然乍看起來比較離奇，但很有意思，建議大家讀一下。

上面舉了這兩個例子，一個是中國南方的經濟增長，一個是互聯網經濟增長，想說明一個觀點：我們必須深入理解中國人的行為方式，為此我，們要理解中國人的觀念，以及這個觀念所塑造的社會結構。只有我們把這些東西理解透徹之後，才能有效地解釋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的增長，以及在過去幾千年的增長。這樣的理解，也有助於我們思考，下一步中國經濟會向哪個方向發展，以及在理論上，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可以有哪些突破。

第三個問題，儒學能給經濟學帶來什麼？儒學對於經濟學的思考，對經濟學理論的突破能夠貢獻什麼？或者說，一個經濟學家，如果進入儒學體系，重新思考經濟學，可以得到什麼？

我在前面講到的幾個經濟現象，背後都有一些共通的地方，也是盛洪教授在本書揭示的，我認為也是本書的貢獻所在，那就是講到了君子，講到了修身。這一討論問題有助於我們反思，今天主流經濟學的預設能不能成立？或者說，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立，在多大範圍內可以成立，而在在此之外，則不能成立。

剛才盛洪教授講到「理性經濟人」，整個經濟學體系奠基於理性經濟人，它預設，經濟人都是基於自身利益最大化行動的。但實際上，70年代以來經濟學的發展逐漸地揭示，這一假設不能解釋人的經濟行為的，尤其在涉及制度問題、市場秩序問題時，這個預設是非常無力的，不足以給我們提供一個有效的出發點。那麼，我們怎麼預設經濟活動主體之偏好、心智？從什麼樣的人性預設出發構思經濟學理論體系？

盛洪教授講到了君子，君子是隨便一個什麼人，經過修身而成就得。我有時候想，可能企業家是非常接近於君子的，我更願意把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企業家理解為經濟過程中的君子。企業家是一種特殊類型的君子。我們如果做這樣的理解，大概更容易解釋經濟過程。

接下來我們還要問一個問題，在這一經濟舞台上活動的主體，他們處在什麼樣的精神狀態，基於這樣的狀態，他們之間能夠合作、交換，從而形成秩序？盛洪教授指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不足以形成良好市場秩序。確實如此。那麼，可替代的預設是什麼，我認為，儒家的人性論大概要更恰當一些。

儒家的人性論是什麼，這個問題比較複雜。《中庸》說，「天命之為性」，我把這個性理解為仁。四五年前曾寫過一篇文章，後來不知道扔哪去了，這篇文章討論，基於仁，有沒有可能重新構思經濟學的基礎預設。這個想法倒也不是突發奇想，當時我在同時研讀蘇格蘭道德哲學和儒家。大家可能都記得，斯密在他《道德情感論》一開始就討論「同情」，所謂同情共感，這是斯密經濟學理論的基礎。此處的同情，跟儒家的仁之端，非常接近。其論證有相類似的例子，斯密舉的例子是，一個人拿鎚子砸自己的手，旁觀者會有什麼樣的情感反應。斯密說，旁觀者的反應，就彷彿鎚子砸在自己手上。這跟孟子的一個說法是非常接近的，孟子說，「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我現在拿鎚子在台上砸自己的手，各位都會有怵惕惻隱之心。孟子說，看到不到一歲的孩子向井口爬去，每個人也都有側隱之心。

上天賦予我們同情共感之情，此情之擴充，就是仁，仁讓人互敬、互愛，仁讓人採取合作的方式，然後就會有市場，有市場中的秩序。當然，不同的人對仁的自覺程度不同。因此，市場里會有君子、小人之別，君子通常會成為企業家，小人成為企業家僱傭的人，大人和小人的區別就是這裡。有君子、小人之別，就有了市場中的組織，君子之主要作用就是組織企業。由此涉及企業理論。企業理論的核心應當是企業家，一個人為什麼會成為企業家，組織其他人瞄準消費者的需求生產？我們經常會說，因為這個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其實，他追求利益的行為是包裹在一個具有同情心的情感框架之中的。因為，追求自己的利益，他也完全可以組織一各團伙去搶劫啊，但他為什麼辦企業生產產品、投消費者之所好？如此追逐利益的行為，是在一個仁的心智框架中的。

這只是自己很浮淺的一點思考。但我相信，儒家可以給我們思考經濟學最基礎理論提供諸多啟發。

再討論儒家的另外一個觀點，也許，可以對我們思考經濟活動的目的，提供一個更大的框架。子貢是一位企業家，當時非常成功的商人。而孔子跟子貢的大量討論，事實上都涉及經濟學最基礎的問題。特別有意思的是，孔子對仁的含義之兩個最重要的闡述，都是在和子貢的對話中展開的。仁的一個含義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另一個含義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都是子貢問孔子、孔子回答時闡發的。由此可見，以交換為基礎的經濟體系，促進了孔子對仁的思考。

孔子與子貢另外一個對話，涉及財富的目的，「富而好禮」，禮，寬泛地理解，就是文明、文化。經濟活動的目的是追求財富，但這個財富本身不應該是人的目的，那麼，目的是什麼？孔子對於我們重新思考這個問題，很有助益。經濟活動應當置於文明繁榮的框架中，財富應當服務於文明。

自己學習過一點點經濟學，近些年來對儒學比較感興趣，一直想從事儒學與經濟學的會通工作，但精力主要在儒學方面，經濟學這方面一直有心而無力，所以看到盛洪教授這本書特別高興，希望在認真拜讀以後，寫一篇學術性書評。上面的內容比較零散，希望能夠儘快寫出書評來。謝謝。

【提問交流環節】

秋風：這個朋友提的問題，應該說是文明的最根本問題，如何從家的有限的熟人範圍擴展到陌生人社會。縱觀人類的文明，有兩個基本解決方案。中國以西各文明是通過確立一神教來解決這個問題。一神教的教義就是要解決陌生人的社會合作問題，上帝讓人要兼愛、博愛。而人要博愛一切人，就必須取消小愛，所以，猶太教、耶教經文中，上帝要約伯把自己最喜歡的孩子獻祭給自己，上帝也說，他到世上來就是要讓家人之間相互為仇的。看起來很極端，很殘酷，其目的正是要人突破家內親情關係，接納其他人，進入陌生人社會。這一宗教塑造了「普遍人」，由此，中國以西諸文明才有了普遍秩序。

中國人走的是一條不同的路。在中國以西，我們看到的是斷裂，家與普遍秩序是不兼容的，要陌生人社會，要普遍秩序，就不能要家，就必須破壞家。各種神教都有出家、破家傾向。中國人則提供了一個保持兩者兼容、連續的解決方案。《論語》第二章就是——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從文本結構上看，這一章處在《論語》非常顯赫的位置上，十分重要，內涵又十分豐富，又多次曲折，我們要特別仔細理解這句話。在儒家看來，我們當然有自然的親情，並且，我們要自覺，此即「親親」。但僅此是不夠了，我們不能停留於此。我們必須在家內親情關係中去體會對待家外陌生人的普遍之道。「本」就是根，從根生長出大樹，人是必須面對陌生人的，跟你本來沒有關係，但碰見他，你仍然有敬、愛之情。這就是仁。仁是人之成為普遍人的依據，我們在家內孝悌體認之，但要從孝悌擴充，才有仁。理解了孝悌和仁的關係，我們才能理解，中國聖賢是如何解決人之精神突破問題的，如何解決普遍的社會秩序之可能性問題的。簡而言之，依照儒家之說，我們在家內習得敬、愛陌生人之道。因此，愛有等差，但無邊界。由此，中國也就有了普遍秩序，比如，天下。

應該說，這兩者都讓普遍秩序成為可能。但在我看來，中國聖賢、儒家的解決之道，更為自然、更為健全。西方一神教的解決方案，看起來效率極高，但實際上諸一神教之間的衝突，就讓真正的普遍秩序完全不可能；還有一個問題：如果上帝死了，怎麼辦?博愛是基於上帝的命令，如果上帝死了之後，人如何具有博愛之心智？儒家的辦法更自然，因而更普遍，也更恆久。

公眾號ID：hongdaozx

慎獨以誠，敬事而信，

重建中國式生活方式。

請您繼續閱讀更多來自 弘道書院 的精彩文章:

※華盛頓學派的微光與新制度經濟學的災難
※馮學榮：寫給中國人的經濟學常識
※《水滸傳》里的經濟學
※《世界是部金融史》：從經濟學角度解讀歷史和政治
※石雅瑾：國立華僑大學-國際學院經濟學類
※從郭德綱和曹雲金師徒談學徒制中的經濟學原理
※神經經濟學的哲學基礎
※囚徒困境：哲學、經濟學和政策學等都會用的大牛理論
※人的行動學：歷史學與經濟學的不同
※劉鶴：經濟學者的歷史責任
※楊小凱：華人經濟學界的「驕楊」
※一對男女出軌行為的經濟學、心理學、生物學解釋！
※汪丁丁：美食經濟學
※《魔鬼經濟學》：如何用經濟學思維來聰明地生活？
※諾貝爾經濟學獎：心理學與經濟學結合光芒萬丈
※新「廣告營銷學」：抗擊「剩女」標籤背後的經濟學邏輯
※《薛兆豐的北大經濟學課》重要上新
※伍山林：經濟學史略及其歷史表現
※《經濟學人》：「特朗普衝擊波」將粉碎美國繁榮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