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早期媒介，不是俄國，而是日本！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這是大多數人對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認識。

其實，任何事物的產生和發展都有一個過程，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偶然能夠改變歷史走向的原因。馬克思主義也是一樣，早在1871年，王韜就在《普法戰紀》一書中介紹了巴黎公社及其鬥爭，只不過抱以攻擊的態度。

1899年，馬克思的名字就出現在中文報刊上了。《萬國公報》第121期上登載了一篇《大同學》的文章（傳教士李提摩太翻譯的），這樣寫道：「其以百工領袖著名者，英人馬克思也。」

那麼，中國人最早談論馬克思的是誰呢？梁啟超。1902年，《新民叢報》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提到：「麥喀士（馬克思），日耳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此後，孫中山也開始關注。1905年，他在歐洲專門訪問比利時布魯塞爾第二國際書記處，要求興中會加入第二國際，只是當時第二國際認為中國太落後，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沒有批准。

1911年，江亢虎組織了一個中國社會黨，標榜社會主義。1912年10月14至16日，孫中山應邀去做三天的關於社會主義的主題演講，聽眾上千人。

當然，上述傳播都十分零散，不具有系統性。

馬克思主義真正在中國開始廣泛傳播，則是一戰，尤其是十月革命之後。一戰，讓中國人開始對西方有所懷疑，而歐洲尤其是美國在巴黎和會上的表現，徹底傷透了中國人的心，恰好俄國十月革命又做出了表率，所以，中國人就轉向俄國尋求救國之路。

不過，中國人獲得馬克思主義知識的早期媒介，並不是俄國，而是日本！

一般談到早期馬克思主義傳播，必然提到李大釗以及那篇名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其實，在他之前，介紹馬克思主義學說且產生較大影響的，另有其人。

這裡首先要談到一份報紙，就是北京的日報《晨報》，每年發行量在8000份左右，是當時的大報。尤其是，自開闢《晨報副刊》之後，它通過各大城市的書報販賣部更收穫了許多外地讀者。《晨報》發表的文章一般立意新穎，所以會被全國主要報紙雜誌屢屢轉載，影響很大。它從1919年4月1日開始，連載署名「淵泉」的《近世社會主義鼻祖馬克思之奮鬥生涯》，介紹了馬克思其人及其生平。5月5日，以紀念馬克思誕辰的形式刊登了淵泉譯的《馬克思的唯物史觀》，6月份刊登了淵泉譯的《馬氏資本論釋義》（即考茨基《卡爾·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這些文章，對於生產方式、社會意識形態、上層建築、經濟基礎、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等這些首次在中國出現的社會科學術語都加了注釋，在當時達到很高的水準，所以迅速被《新青年》、《民國日報》、《時事新報》甚至是四川《國民公報》爭相轉載，實際上已經揭開了五四時期馬克思主義傳播的序幕。

這幾篇文章都是以「淵泉」的筆名發表的，很多人起初都認為是李大釗的筆名，但是後來發現李大釗只在《晨鐘報》（《晨報》的前身）前後待了20多天，就與報紙發行之後盾研究系湯化龍發生衝突而辭職。「淵泉」不是李大釗，會是誰呢？

陳溥賢（1891－1957），字博生，福建閩侯人。1902年東渡日本求學，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科畢業後遊學歐美。1916年前後回國，進入《晨報》前身的《晨鐘報》任職，後擢升為《晨報》主筆。1918年底，以《晨報》記者的身份再度赴日，深入考察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想狀況。五四運動前回國，4月以「淵泉」的筆名介紹日本的社會主義思潮，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1919年5月，他擔任《晨報》總編，積極支持學生運動，也開始轉譯不少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和日本社會主義者的著作。

1915到1916年，他和李大釗同在早稻田大學學習，一起反對袁世凱稱帝，一起參加留日學生總會。兩人回國後又一同進入《晨鐘報》做編輯，不過李大釗很快就離開了。1918年，陳溥賢作為特派記者被派駐東京數月，開始的任務是探索日本朝野在巴黎和會上的態度，尤其是山東問題。恰好在這時，吉野作造（東京帝國大學教授，著名民主主義思想家）以及他指導的進步團體「黎明會」開始在日本輿論界引起極大反響，也引起了陳溥賢的注意。很快，他就把目光轉向正在復甦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回國後，連載《東遊隨感錄》一個月，其中專門論述了日本的社會主義運動。他讚歎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研究熱：「誠學術界一巨觀也。」當然，他對俄國十月革命也認可，寫文章建議北京政府承認列寧政權。

而且，他對李大釗接受馬克思主義也有一定的影響。李大釗的名文《我的馬克思主義觀》，很大程度上是根據日本人河上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和福田德三《續經濟學研究》等寫成的，而河上肇的這篇文章正是由陳溥賢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在當時知識分子很難直接買到日人著作的情況下，陳溥賢的翻譯無疑提供了資料。1920年12月，日本社會主義同盟成立，李大釗也加入了這個同盟。

這些都說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馬克思主義的傳播，最早的主要來源是日本，而不是俄國。

這一結論同樣可以從馬克思主義在上海的傳播得到證實。

1919年，在上海宣傳社會主義學說最積極的是國民黨知識分子，戴季陶、胡漢民、邵力子、朱執信、廖仲愷等，刊物有《民國日報》、《星期評論》、《建設》等。他們一方面要為三民主義之「民生主義」尋找科學依據，一方面也受到五四群眾運動的影響。比北京《晨報副刊》稍晚一些，上述報紙也開始介紹各種社會主義學說，尤其是日本社會主義。當時，在上海還有一批曾經留學日本的知識分子，如陳獨秀、陳望道、施存統、周佛海、李達等，他們也寫很多社會主義文章，來源也是日本。邵力子曾說：「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開始時，只是翻譯和寫文章宣傳馬克思主義。李漢俊、李達、陳望道三人寫得比較多，後來周佛海也寫一點，他們都是日本留學生。那時，馬克思主義書籍主要從日本傳過來。」李達也說：「當時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很少翻過來，我們只是從日文上看到一些。中國接受馬克思主義得自日本的幫助很大，這是因為中國沒人翻譯，資產階級學者根本不翻譯，而我們的人又都翻不了。」

關於俄國情況介紹的大範圍傳播，則要稍微晚一些。不是沒有，而是範圍很有限，而且主要集中在無政府主義者所辦的刊物上，很快就停刊了，《新青年》等發表的很少，主要原因是沒有資料來源。

「俄國的現狀複雜異常，要想得一點可以作參考的材料，已經不容易得很。而且關於布爾什維克方面的紀事，尤其難得。這是我們研究俄國現狀上的最大困難。」

直到一個宣言的產生，這種狀況才得以改變。1919年7月蘇維埃政府發表了《致中國人民及中國南北兩政府的宣言》，「蘇俄第一次對華宣言」，表示要把原沙俄帝國從中國掠奪的權益無條件歸還給中國，這相當於以最明確的方式向中國知識分子表明了俄國革命的精神。宣言的內容半年以後才傳到中國，被稱為「空前的美舉」。從此以後，中國人對俄國革命和布爾什維克領導人的關心一下子高漲起來，而重新發刊的《新青年》也新辟了《俄羅斯研究》專欄，作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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