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節，品味毛澤東特殊的「屈原情結」

又逢一年端午節，在緬懷楚國詩人屈原的同時，人們又不禁懷念中國歷史上另一位更偉大的楚國人——毛澤東！

「惟楚有才，於斯為盛」。開國領袖毛澤東是湖南人。湖南是戰國時楚國舊地。湖南曾經是屈原流浪過的地方，嘔歌過的地方，也是他殉難的地方。

也許是因為這種特殊的「地緣」情結吧，毛澤東對屈原可謂情有獨鍾，終生摯愛。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讀書時，毛澤東在自己的《講堂錄》中，用工整的筆跡抄錄了《離騷》、《九歌》全詩，在《離騷》正文天頭上，寫有各節提要。這本《講堂錄》共有47頁，抄文佔去了前11頁，它留下了毛澤東早年下苦功學習屈原作品的珍貴史料。

另據羅章龍回憶，當他和毛澤東在長沙初次見面交談的三個多小時中，毛澤東「對《離騷》頗感興趣，主張對《離騷》賦予新評價」。為了紀念這次有意義的會面，羅章龍曾寫詩紀事，其中特別提到：「策喜長沙傅，騷懷楚屈平。」可見，賈誼的《治安策》和屈原的《離騷》都是他們的談話內容，也是他們那時十分喜愛的作品。

1918年春天，毛澤東在寫給羅章龍的七言古風《送縱宇一郎東行》里，不無自豪地說「少年崢嶸屈賈才，山川奇氣曾鍾此」，由衷地表達了對以屈原、賈誼為代表的湘楚浪漫主義文化精神的讚歎之情。

全國解放以後，毛澤東在日理萬機的繁忙工作中，仍常常讀《楚辭》，每次外出攜帶的典籍中，總忘不了帶上《楚辭》。

1949年12月，毛澤東在赴蘇聯訪問的火車上，向蘇方陪同的漢學家費德林介紹屈原，稱屈原是我國「第一位有創作個性的詩人」，並結合「這位天才詩人」所處的時代，分析了屈原所起的歷史作用：

「連年戰亂使國家凋敝、民不聊生，楚國滅亡了，這是事情的一個方面。但接著開始了另一個歷史過程，就是把那些分散的、互相爭權奪利爭戰不休的諸候王國統一起來的過程，這個過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最後，它以秦始皇統一中國而告終，從而形成第一個集中統一的帝國。這對中國的命運產生了重要作用。這是事情的另一個方面。……因為這緣故，屈原的名字對我們更為神聖。他不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偉大的愛國者，無私無畏，勇敢高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個中國人的腦海里。」 （費德林：《我所接觸的中蘇領導人》，轉引自張貽玖《毛澤東和詩》，第12-13頁。）

1954年10月26日，毛澤東見會來華訪問的印度總理尼赫魯時，引屈原《九歌·少司命》中「悲莫悲兮生別離，樂莫樂兮新相知」的詩句，來表示對尼赫魯來訪的歡迎態度。接著他向尼赫魯介紹說：「屈原是中國一位偉大的詩人，他在兩千多年前寫了許多愛國的詩篇，政府對他不滿，把他放逐了。最後屈原沒有出路，就投河而死。」 （陳晉：《毛澤東之魂》，第344頁。）

1957年12月，毛澤東讓為他管理書報的逄先知請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所長何其芳把各種版本的《楚辭》，以及有關《楚辭》和屈原的著作，收集了50餘種，列了一個書目。在這段時間裡，毛澤東比較集中地閱讀了這些書。

1958年1月12日，毛澤東在致江青的信中說：「今晚我又讀了一遍《離騷》，有所領會，心中喜悅。」寥寥數語，一代偉人從《離騷》中得到思想啟迪和藝術享受的快樂，躍然紙上。

1958年南寧會議期間，1月18日凌晨一點多鐘，突然發現國民黨飛機向南寧方向飛來，全城立即進入防空狀態。警衛人員要求毛澤東進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卻神情若定，安然處之，揮手說：「我不去，要去你們去。」又說：「蔣介石請我去重慶，我去了，怎麼樣？我又回來了，他還能怎麼樣？現在還不如那時安全嗎？」他讓人點燃蠟燭，聚精會神地讀起了《楚辭》。

另一個夏天，習慣於夜間工作的毛澤東，中午時分仍然輾轉難眠，服用安眠藥後，他終於合上眼睛，抓在手中的書放在胸脯上，工作人員發現那是一本《楚辭》。

1959年和1961年，毛澤東又兩次要《楚辭》讀，還特別指名要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辭集注》和明陳第撰寫的《屈宋古音義》。

收藏在中南海菊香書屋裡的《屈宋古音義》中，毛澤東用紅藍兩色鉛筆對《離騷》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圈畫。

1964年8月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幾位哲學工作者的談話中，又說：「《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歷史。」可見毛澤東對屈原所代表的浪漫主義文學流派的高度重視。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訪華，中日邦交正常化實現了。毛澤東把一套線裝宋代朱熹注的《楚辭集注》，作為貴重禮物送給了田中首相。

毛澤東非常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遇，他在20世紀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說：「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開除『官籍』、『下放勞動』，才有可能接受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言外之意，頗有點為屈原遭貶而成為大詩人慶幸的味道。「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司馬遷顯然是把屈原的作品同他的人生遭際聯繫在一起評價的。毛澤東同意司馬遷的看法，認為自古以來的優秀作品，都是處於逆境中的人「發憤之所為作也」。

在毛澤東的其他詩詞中，也借用過屈原詩歌中的一些詞語。如：「吳剛捧出桂花酒」（《蝶戀花·答李淑一》），「桂花酒」可能借自《九歌·東皇太一》的「奠桂酒兮椒漿」。「九死一生如昨」（《念奴嬌·井岡山》），《離騷》中有「雖九死其尤未悔」之句。「唐宗宋祖，稍遜風騷」（《沁園春·雪》），「騷」源自《離騷》之題。

作為偉大的無產階級政治家，毛澤東作詩詠屈原，當然不會是發思古之幽情。聯繫到此詩寫作的時代背景，就不難體會到毛澤東歌頌屈原與現實鬥爭的聯繫。20世紀50年代後期到60年代初，國際風雲動蕩，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如同中流砥柱出現在國際舞台上。毛澤東曾把斯大林和列寧比做無產階級專政的「刀子」。他把屈原的「楚辭」比作「殺人刀」，我們也可以聯想到：在毛澤東看來，在中國共產黨的手裡掌握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真理，是當時反對他所痛恨的「現代修正主義」的銳利武器。正如屈原由於「艾蕭太盛椒蘭少」，才有「一躍沖向萬里濤」的悲壯之舉一樣，在60年代初期，面對蘇聯集團和國際反動勢力大反華，國際上多數共產黨放棄了馬列主義原則，走上背離革命和人民的道路，中國共產黨不也同樣面對著「艾蕭太盛椒蘭少」的困難局面嗎？「一躍沖向萬里濤」所塑造的敢於鬥爭、敢於犧牲的屈子形象，集中地表現出毛澤東的道德評價，也是對在反修鬥爭中的中國共產黨人為捍衛馬列主義真理而戰鬥到底的心靈召喚。由此可以看到，毛澤東正是在鬥爭最困難的時候想到了屈原，他從屈原精神中吸取了力量。毛澤東與屈原雖然相隔千載，但他們的心是相通的！

總之，屈原和毛澤東，都是楚湘大地山川奇氣所鐘的偉大人物，是中國古代和現代兩位偉大政治家和浪漫主義詩人，他們的詩歌創作和人格精神的聯繫，是多方面的。毛澤東一生研讀屈原詩歌，崇敬屈原人格，對屈原作了許多深刻而獨到的評論，在詩詞創作中發揚屈原的人格精神，吸收屈原作品的藝術營養，繼承了屈原的浪漫主義詩風，從而使毛澤東詩詞的藝術成就達到前無古人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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