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鶴鵬：為什麼綠和反轉基因，而諾獎得主反綠和？

本文作者:賈鶴鵬

2016年6月30日，上百位諾獎得主（人數仍然在增多）聯名呼籲以綠色和平組織為代表的環保組織停止抵制轉基因技術、尤其是旨在造福發展中國家的黃金大米項目。呼籲信一出，立刻得到了國內很多媒體的關注，尤其在已經為轉基因之爭撕裂的中國，各種媒體、微信公眾號以及微博等頻頻發聲。

坊間已經有諸多報道和分析文章，但要解讀諾獎得主這一次何以「單挑」綠和，我們還不得不從轉基因爭端的由來講起。

轉基因與綠色和平的恩怨

這次被世界頂尖科學家直接叫陣的綠色和平組織是世界最有影響的環保組織之一，但與其他機構最大的不同是綠和的草根性。綠和不接受任何機構、基金會捐款，都是一家一戶的募捐，因而其行動註定需要製造影響。但綠和又與很多草根組織不同，它非常有組織能力，世界各地的綠和組織雖然沒有形式上的隸屬關係，但彼此之間可以很好地開展合作。綠色和平成為反對轉基因的大本營，或者說反對轉基因成為綠和的標誌是時代發展的產物。綠和的誕生源於西方社會風起雲湧的反核運動，但1986年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和能源供應過剩導致的全球核電停擺曾一度讓綠和困惑於重新定義自己的核心使命。在此背景下，「反轉」成為了凝聚組織使命的新的核心共識。

綠色和平組織反對轉基因，圖片來源：www.360doc.com

何以「反轉」能成為一個環保組織的核心凝聚力？何以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其他大型環保組織沒有像綠色和平一樣成為反轉活動的主角？這要從轉基因技術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說起。

轉基因滿足了導致社會劇烈爭議的幾乎所有條件，而且走到今天這一步不是偶然的，經歷了很長過渡，最終使得轉基因議題成為了多方訴求集中爆發的點。

首先，轉基因爭議的出現與其是一種對自然的顯著改造有關(並非自然界不會進行轉基因這種方式，而是現有轉基因技術更容易吸引為人注意)。轉基因絕不是唯一對自然進行改造的，飛機、移動通訊、激光，這些都是自然自身發展不出來的。但是，轉基因涉及到食物和農業，前者足以牽動所有人的神經，後者則極為容易被理想化。中外歷史上都不乏大量理想化田園生活的案例。還有一點，就是轉基因技術又不是一個人們作為用戶不得不用的技術。人們會擔心坐飛機掉下來，但不得不坐。人們擔心手機輻射致癌（雖然世界衛生組織的權威評估結論不支持這一點），但幾乎沒有其他選擇（真正的選擇是有的，但需要付出代價，美國迄今為止仍然有數萬Amish生活在自我選擇的相對封閉環境中，拒絕使用大多數現代工具）。然而對於轉基因技術而言，人們作為消費者，並不關心農民應對雜草有多難。

而且，轉基因技術出現的時機正好趕上人們開始普遍反思現代科技的時候，此時1960年代和1970年代反戰一代成長為社會中樞。同時，西方進入後工業時代後，環保被當成一種幾乎等同於吃飽穿暖的基本需求，作為一種基本價值得到普及。而轉基因技術並不是直接解決西方人的吃飽穿暖的問題，而是旨在吃得更好，穿得更暖，還要成本更低，而這些，在將環保作為基本價值的人眼裡，完全是附加的。

讓轉基因生不逢時的，還有在其走向市場時，歐洲各國政府因為處理瘋牛病議題而信譽掃地。當時人們對政府在食品安全問題上的不信任到了極點。一項實驗研究表明，如果告訴受眾轉基因產品信息是發布自英國政府，認為此信息可信的受眾比例就顯著低於那些被告知此信息是來自孟山都公司的人。

如此多因素匯聚在一起，轉基因迅速成為各種環保、反現代化、反資本主義力量的交匯點。

美歐對待「反轉」的態度緣何不同？

人們不禁會問，為什麼同樣是西方，美國的轉基因就沒有遭遇在歐洲那樣的廣泛抵制？實際上，早在轉基因技術產業化之前的20年，美國環保組織中已經活躍了一批大量反對這一技術的群體，很多歐洲人反對轉基因的理念，實際上來源於美國。但美國與歐洲不同的社會結構、治理體系和文化認知導致了美歐在這方面的巨大差距。

從社會結構而言，美國的農場主、農業技術公司以及大型超市形成了強大的聯盟。這一點從最近幾次美國各州進行的轉基因標識全州公投的贊助情況就能看出。鼓動標識轉基因的贊助者主要是有機農業生產者和超市（如Whole Foods），而反對的一方除了孟山都等農業生物技術公司外，沃爾瑪、各州大型農場、食品生產商百事公司等都是主力贊助商。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雙方可以利用的資源不同，但贊成標識一方和反對標識一方完全是在言論的自由市場中平等競爭。贊成標識的一方錢少，主要付諸於街頭政治和互聯網推廣，而反對標識一方最大的開銷是電視廣告。

從治理結構而言，美國奉行的是數目字化的風險管理。對轉基因的擔心始終無法轉換成科學證據，所以基本上不在FDA（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考慮之中，而美國民眾對專業政府機構又是高度信任。同時，美國精英媒體與政府和科學界保持一致，在轉基因問題上始終拒絕將此問題政治化，精英媒體報道轉基因的基本上都是科學記者而不是政治記者或公共欄目（general interest）記者。科學記者自然會輔助科學證據，而缺乏被科學界認可的證據則一直是反轉力量的短板。

學者們也廣泛探討了文化精神與轉基因態度。有學者認為，美國人的文化精神高度強調人對自然的改造。歐洲人所推崇的「天人合一」的自然主義，到了美國就成了體現人類創造力的國家公園系統。國家公園美麗壯觀、原創自然，但其存在的前提是人類的努力。

從傳播學視角出發，在各種議題競爭公共話語空間的局面下，轉基因技術沒有成為一個重要議題，是因為其始終被界定為一個專業性問題，屬於FDA、EPA或USDA的管轄範圍，而不需要輔助國會成為公民政治議題。而這一點與氣候變化恰恰相反，美國的黨派屬性對是否承認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影響極大，但在是否接受轉基因食物方面，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則沒有顯著區別。

草根組織為何成為「反轉」主力？

為什麼反對轉基因的主力是綠色和平組織和同樣秉持草根精神的第三世界網路、地球之友等機構呢？為何正式的國際環保組織，比如世界環保聯盟、WWF、美國高度體制化的大自然協會(TNC)、以及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協會（NaturalResources Defense Council，創始人John Bryson成為美國商務部長）不是反轉主力呢？

答案在於體制化。正式的世界性環保組織和美國體制化的環保機構需要高舉科學大旗，這也是他們獲得基金會支持的先決條件，而反對轉基因一方缺乏科學證據始終是一個硬傷。但如前所說，綠色和平作為最為活躍又最有組織能力的草根環保組織，並不需要基金會、政府基金或企業的支持。其強大的民間、個體化募款能力足以抵消機構性支持。筆者在美國的幾年，沒有哪一年不會接到綠色和平的幾個募款電話。

但如果因此給綠色和平訂上反科學的標記則有失偏頗。正如這次發言的諾獎科學家所指出的，綠和在很多事業上與科學家有合作和共識，比如反對捕鯨、應對氣候變化等，而且這些合作對於這些事業有很大的幫助。實際上，即便在綠色和平始終缺乏「合法身份」的中國，該機構也支持了中國的冰川學家研究氣候變化與冰川退化的關係。但同時也要看到，綠和不是因為要與科學家合作而支持氣候變化的科學結論。綠和在氣候變化、反對捕鯨等議題上的立場其實與轉基因上是一致的，就是反對人類對自然的大規模、系統化的干涉。那些說綠和邏輯不一致的說法，包括這次發言的諾獎科學家，是沒有充分理解綠和。也就是說，綠和的邏輯一致性不在於科學證據，而在於維護自然不被人干涉或最小化人類干涉。而科學家的一致性是科學證據的一致性。同時相信氣候變化與相信轉基因有益的科學家是因為同時相信科學界的主流科學結論。

「反轉」如何動了諾獎的「乳酪」？

在百位諾獎獲得者公開譴責綠色和平後，雖然該機構的反應相對低調，主要聚焦在黃金大米議題本身。但一些並非綠和成員的反對轉基因人士已經義憤填膺，聲稱這一事件表明科學已經被資本收買。在我所在的微信群中，一位同樣算是科學家身份的人（工科博士學位、高校教授）則高呼，科學家都在撒謊！但反對這些極端指控的人則說，「你去收買一個諾獎獲獎人看看？」

的確，完全不可想像，轉基因勢力能收買100多位諾獎獲得者而反對轉基因的人則不能讓任何一位自然科學的諾獎獲得者為其背書。如果單純將「擁轉」和「反轉」用金錢劃分，那麼在每次是否標識轉基因的公投中，也能投入數百萬美元資金的反轉一方（如在美國加州公投中，要求標識轉基因一方共募集了1000萬美元捐助）何以連一個諾獎獲得者都收買不了？同樣不可想像的是，為何幾乎所有世界主要科學機構——從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糧農組織、美國科學院、美國農業部與FDA到英國皇家學會和歐洲食品安全局（隸屬於歐盟理事會）——都認可轉基因的安全性呢？毫無疑問，「轉基因勢力集團」完全不可能「收買」這麼多機構和諾獎獲得者。

讓世界最頂尖科學家奮起的原因，是因為近年來，各國政府在以綠和等比較極端的環保組織的推動下，對農業生物技術日益保守（但並非認為轉基因不安全）。公眾對轉基因的抵制也沒有因為各國科學家的科普工作、各國科學院的權威評估報告而有所好轉。在一定意義上，以綠和為代表的比較激進的環保組織反對的不僅僅是轉基因，而是以科學為標誌的現代社會，或者學術一點講，即現代性。

這次公開信更加具體的目標則是轉基因金稻這一被稱為科學界有史以來最大的慈善事業遲遲不能走向產業化，不能實現其造福弱勢人群的承諾。金稻的承諾越不能被兌現，人們對農業生物技術的預期支持也會越弱。因為如上所述，迄今為止大部分產業化的農業生物技術，如抗蟲、抗除草劑是不能直接讓公眾享受收益的。

頂尖科學家通過集體行動來推動政策議程，應該說並不罕見。就在近幾天，31個最知名的美國科學機構，包括世界最大的科學家組織美國化學會，還聯名上書共和黨控制的國會，維護氣候變化科學結論。2009年，18個類似的美國科學機構也進行過一次類似的行動。

但是，如此多的頂尖科學家聯名抨擊一個非政府組織或者以綠和為代表的一批環保組織，這就很少見了。科學界做出如此高調的舉動，一方面說明綠和作為草根環保機構，其在轉基因議題上影響很大。另一方面，轉基因、進化論和氣候變化等爭議議題上所體現出的公眾對主流科學結論的質疑或忽略，已經越來越嚴重。如此多的諾獎獲得者，包括與農業生物技術甚至一般意義上的生物技術完全不相干的那麼多諾獎獲獎科學家（例如眾多諾貝爾物理學家獲獎者）站出來，最大的動力是維護科學的尊嚴。金稻項目如果半途而廢，絕不僅僅是影響人們對轉基因的接受，更主要的是影響到科學是可以通過現代化手段和廣泛的協作來造福人類這一莊嚴的承諾。

但也有人質疑，何以諾獎獲得者就比其他人在轉基因安全或黃金大米的福祉方面更有發言權呢？如果是因為科學家知識更多、更專業，何以並不從事轉基因或者生物技術研究的獲諾獎的物理學家也比其他人更有發言權呢？

雖然毫無疑問，如此多的諾獎獲得者聯名呼籲很有說服力，但認為並不從事轉基因研究的諾獎獲獎科學家比其他人在轉基因議題上有更大發言權這一點並不準確。據統計，簽署聯名信的科學家包括1名和平獎獲得者、一名文學獎獲得者、8名經濟學獎獲得者、24名物理學獎獲獎者、33個化學獎獲得者、41名醫生生物科學獲獎者。

雖然在事實上，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可能比一位環保人士生物學知識更多，但這並不意味著前者比後者就個體而言有更大的發言權。讓前者發言更有說服力的，是諾獎獲得者所具有的崇高的信譽，而這一信譽是以科學的可靠性為背書的。科學不可能保證絕對正確，但卻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可靠的知識體系。科學的可靠性，所依賴的恰恰是其依靠證據、尋求普遍真理以及認可有組織的系統批評的基本存在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諾獎獲得者們要維護的，也恰恰是科學的這種存在方式及其與政策的關係：至少在與科學相關的決策制定中，經過嚴格檢驗的證據應該發揮顯著的作用。（編輯：甘蔗西西；Sol_陽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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