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性深处彰明仁政的孟子

孟子是中国先秦时代一位著名的思想家，早期儒家学派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很有特色，对后世影响很大。由于后人的推崇和褒扬，他被奉为儒家的「亚圣」，宋代儒学家将孔子和孟子以「孔孟」相称，记述孟子思想理论和行止的《孟子》一书入「四书」而为士子们的必读之书。

一孟子其人

孟子，名轲，邹国人（现山东省邹城市），大约生活在战国中期，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门人。参阅《孟子》相关记载，孟子与当时的诸侯魏惠王、魏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齐宣王、鲁平公和邹穆公等在时间上有交集或同时期的人物，生活年代大约为公元前380年至前300年，活动年代约上距孔子近百年，下距荀子近五十年。

东汉赵岐《孟子题辞》曰：「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治儒术之道，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汉赵岐注、宋孙奭疏《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本）西汉司马迁《史记》有孟子的传记，曰：「（孟子）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子的身世和经历与孔子十分相似：幼年丧父，受慈母教诲，中年收徒讲学，游说诸侯，终被冷落，退而与弟子讲学著述。不同的是，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有二。孟子的弟子没有这么多，有名有姓的约二十馀人，如公孙丑、万章、屋庐子、乐正子、陈臻、彭更、充虞、公都子、孟仲子、徐辟等。孔子晚年编订《春秋》，记述其言语和行事的《论语》为弟子和再传弟子编辑。而记述孟子言论和行事的《孟子》，则为孟子与高足弟子公孙丑、万章等人共同编辑而成。

二严辨义利 力倡仁政

孟子何时开始游说各国，不得而知。《孟子》第一篇第一章曰：「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吾国乎？’」有人据此判定孟子是五十岁后带领学生离开邹国游说诸侯的，首站就是魏国的大梁（今河南开封市）。《孟子见梁惠王》作为首篇首章是后人编辑所为还是另有深意当依确证论之，孟子游说首站是否魏国抑或多次来往魏国亦需详为考证。总之，此章称叟不必过于拘泥。但此章对于我们了解孟子思想颇为重要。孟子这样回答梁惠王：「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认为，在利益的竞争中，一国之君最大的威胁是具有万乘战车的大夫，而不是其他人。因为他们既具备竞争的实力，又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想法。而「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故「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司马迁对此曾饶有感慨：「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于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于庶人，好利之毙何以异哉。」（《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不管如何说，孟子风尘仆仆来到大梁，初见惠王，惠王劈头问：何以利吾国？孟子干脆利索答曰：只要有仁义即可。见面急切地问，说明高度期待和需求迫切。斩钉截铁地答，说明内心充满自信。一问一答，即见出一方内心之切念，也道出另一方基本理论之底蕴。义利之辨为核心价值选择，以义取利为正确和长远之途。孟子不反对在政治竞争和天下统一中争取利益、获得成功，但他不赞成以利取利、损义得利。

仁政王道是孟子主张的治理国家、统一天下的必由之路。他对当时诸侯的所思所欲十分了解。几番试探，齐宣王「羞赧」地道出其大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开疆拓土，使秦国和楚国称臣，统一中原而君临天下。孟子认为，以你的办法达到你的目的，不仅是缘木求鱼，而且「后必有灾」（《孟子·梁惠王上》）。他对战争深恶痛绝：「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他对不顾人民死活、奢侈荒淫的诸侯怒不可遏：「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历史的经验告诉人们：「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孙丑下》）「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要使国家强盛、人民拥护，要征服他国、统一天下，必须实行仁政，走王道之路。仁政的前提是，诸侯要有仁心并善于「推恩」，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具体方法是，首先要整理田界。「夫仁政，必自经界始」（《孟子·滕文公上》）。其次，严格管理，鼓励生产。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再次，「取于民有制」，实行什一税法。再次，「制民之产」，分配民众产业：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八口之家，树之以桑，蓄以鸡豚狗彘之畜。最后，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如此，「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在孟子看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

三人性可善 立大思端

对于这条道路，孟子充满信心。仁政之所以能够成为现实，就在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性善。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孟子·梁惠王上》）行仁政可能性的内在机制就在于人们内心深处都具备不忍他人受苦之心、不忍使他人苦难之心。孟子进一步地说：「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人们之所以有不忍人之心，就在于每个人都具有恻隐之心。所谓恻隐之心或怵惕恻隐之心，就是紧张、痛苦、畏惧等一系列情绪体验的集合和瞬间呈现。在特定境遇中，如「乍见孺子将入于井」，它们不随意地即时发生，自然而超功利。正如此，它们才真实、本然和内在。由恻隐之心而不忍人之心，由不忍人之心而不忍人之政——仁政。系统而具体的施政措施、全面而稳定的统一纲领即是奠基在每个人（包括各位诸侯王）心性的自然深处，如此浅近、直白，又如此深邃、玄远。关键即在为与不为，而不是可与不可。所谓「王之不王，不为也，非不能也」。

孟子不仅仅从人们的心性深处开拓出仁政的坚实可能，以不容置疑的语气截断了齐宣王、梁惠王们的推诿和借口，更重要的是他将仁义道德的内在根据放在了每个人的自然灵明之中。孟子经常用夜气、平旦之气、良心、良知、诚、端等来述其本源、自然、微妙和内在。孟子论证了仁义道德的心性基础和深层依据，在其上面构建起心性修养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故凡同类者，举相似也。??圣人与我同类者」（《孟子·告子上》）。另一方面，孟子认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孟子·离娄下》）因此，人性即是人与人相似而与禽兽它类不同的东西，就是人的本质和本性。孟子认为，人性是善的，或者说人性是可以善的：「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孟子·告子上》）这就是非常著名的孟子「性善论」。

然而，虽然从本质上，仁义道德等将人与它类区别开，但在现实性上仁义道德至于个体人在初始时仅是端、才。它需要反思、培养、扩充和光大，实现的过程曲折而反复。孟子以人们深夜静思而反省有得描述这个过程，他以齐国国都临淄南门外的牛山由树木葱郁变成光秃的童山来勾画不存心养性的结果。孟子把心存善端的失去称之为「放心」，而实现本性的过程就是放心—寻放心—放心—再求放心的过程。故他说：「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同上）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心智行为和身体各个部位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孟子说，人的身体，「体有贵贱，有大小。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同上）。他的意思非常明确，大体即是心和精神上的追求，小体即是耳目感受和口腹之欲。人们之所以要「养其大者为大人」「从其大体为大人」，除了立志和境界的考虑外，还因为大体和小体在心性养成的过程中，其功能大有不同。孟子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孟子睿智地认识到，心是人们思维的器官，可以进行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从而确定理念、意志和动机，主导人们的整体行为方式和趋向。而耳目之官由于没有思维的功能，纯任感性，随物而迁化。因此，一定要发挥理性的主导作用，引导人们的感觉和感性活动。「心之官则思」成为中国历史上对于思维器官认识的最早清晰表述，表示人们对思维本质认识的跃进。孟子在孔子之后，突入人心深处，开拓心性学说，其功实不可低估。

四雄辩卫道 做大丈夫

仁政和性善，是孟子高举的两面旗帜。仁政是他的治国方略，性善则是仁政的心性基础。存心养性以实现善性是个人的宿命，重视民生以实现仁政王道是士人君子的不二使命，两者合之就是正确的人生道路。在战国的烽火硝烟中，孟子以昂扬的气概、不屈的意志奔走呼号。他非常崇敬孔子，称孔子是「集大成者」，借孔子弟子有若的口夸赞孔子：「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告子上》）他不无遗憾地感叹由于年代相隔久远而未能成为孔子的亲炙弟子：「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小人之泽亦五世而斩。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孟子·离娄下》）然而，他当仁不让地以孔子学说的卫道士自居。他的学生公都子问他：外人都说您好辩，这是怎么回事呢？他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他历数自尧舜禹到周公、孔子各位圣王贤人拨乱反正的历史功绩，说到当前：「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面对乱世，他自视极高，自任极重，盛富担当。他在齐国任客卿三年，一度有机会实践主张、施展才能，但最终因所言不合而自退。学生充虞问：老师您好像有点不高兴。他说：「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其超拔的气势跃然眼前。

作为一位上说下教、奔波求仕的士人，孟子始终保持着应有的尊严，维护着可贵的人格。学生彭更问老师：老师您率领的队伍，后车有几十乘之多，随从有几百人之众，接受诸侯的馈赠和食物，在各国间奔走，您不认为有点过分吗？孟子理直气壮地说：不合道，一小筐饭也不可以接受于他人。合其道，舜从尧那里接受了整个天下都不以为过分，你难道以为过分吗？我们士人「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孟子·滕文公下》），对社会和各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为什么说我们吃白食呢。齐王怠慢了孟子，孟子坚决不主动求见，他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公孙丑下》）年长而有高尚德性的士人是不会向权贵低头的。他认为，向权高位尊者进说，应该藐视他们，不能把他们看得高高在上。因为他们的豪华排场和奢侈的生活是我们不赞成的，我们秉承古制，何必惧怕他们呢？有人问，公孙衍、张仪难道不能算是真正的大丈夫吗？因为他们一发怒，各个诸侯都很害怕。他们一安静，天下都安静下来。孟子说，他们哪里算得上大丈夫呢？充其量他们行的是妾妇之道。因为他们左右逢源、看风使舵、察言观色、投其所好，是「以顺为正者」。大丈夫是胸怀道义、坚守信念、行为磊落、意志坚定者。「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何等的豪迈，何等的凛然！

五善养浩然气

孟子对德性的修养和人格的提升充满着自信。他直白地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仁义礼智的善德内在地具备于我的心灵深处和行为背后，我反省自身自觉其理且将其发扬光大，心情无比愉悦。我自内而外，由近及远，推己及人，勉力而为，成为仁人君子就是眼前的事情。他自己擅长的就是「养浩然之气」。在齐国，学生公孙丑问他：老师，您现当上了齐国的卿相，可以实施自己的治国之道了。小可以实现霸道，大可以实现王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如此，您动心了吗？孟子说，没有，我四十岁的时候就不动心了。接着师徒俩比较了达到不动心的不同方法。在孟子看来，要达到不动心其实不难，同时代告子就比他还早地达到不动心。另外，北宫黝、孟施舍和曾子等都由不同的方法达到了不动心。不动心是人们的一种良好的心理素质和自制能力，它与勇相关，但由于方法和途径的不同，其结果貌似相同，实则大相径庭，层次、境界和效果都有所不同。北宫黝养的是匹夫之勇，是小勇。孟施舍虽加入了理智判断，但仍为小勇。曾子的养勇虽层次提高，但以德性判断，仍失之于拘泥和不自然。告子的方法是，「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孟子赞同后者，不同意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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