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學是行動的哲學：啟蒙運動中的科學革命與哲學革命

導語：《啟蒙時代》是猶太歷史學家、「文化史領域的弗洛伊德」彼得·蓋伊的成名作，曾在國際學界掀起重新評價啟蒙運動的熱潮。其上下兩卷以100萬字的篇幅，為讀者呈現了18世紀以英國、德國、法國、美國為代表的西方思想文化思潮如何相互交往、影響、融合，並形成合力，塑造了與西方的基督教世界觀截然不同的新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就是被後世概括為「人的覺醒」的大思潮的啟蒙運動。

在下卷中，蓋伊細緻描繪了在科學、藝術、政治、教育等領域，思想家們是如何與其所處的歷史環境互動，新思潮是如何在舊氛圍中破土而出的。

本文即摘自《啟蒙時代》下卷「自由的科學」第一章，論述了啟蒙哲人對醫學認知與闡釋。

彼得·蓋伊

1

科學革命顯然是促成勇氣重振的最大動因，這場革命強烈衝擊了傳統思維方式，對技術和道德科學產生了深遠影響。不論是否屬於啟蒙哲人的陣營，18世紀的明眼人看得很清楚，醫學成為人們自信最直接的源頭，也是牛頓學說眾多借鑒者中發展最興旺的學科。醫學成為普遍進步最直觀、最鼓舞人心的指標：畢竟，最能夠激發人們生活熱情的，莫過於他們對壽命本身的期望日益提高。

對於啟蒙運動而言，醫學的重要性超出了醫學本身的範疇。醫學是啟蒙哲人藉助經驗檢驗其哲學的試金石；醫學既是新哲學的典範，又是新哲學功效的證明。除此之外，醫學也讓啟蒙哲人得以把以前只是若隱若現、模糊不清的願景轉變成一種現實訴求。「我熱愛生活，」1748年狄德羅在給著名外科醫生索弗爾-弗朗索瓦·德·莫朗的信中寫道，「所以我不想死，最好是能一直快樂地活著。如果身體不好，不可能有真正的快樂可言。」這種觀點古已有之，源頭可以一直追溯到柏拉圖。狄德羅的話能夠表明勇氣重振的獨特新意在於，他認為自己有權期盼健康與幸福兩者兼得。

從一開始，醫學就與科學革命密切相關，而科學革命本質上是一場哲學革命；科學革命的先驅自命為病態文明的治療者。例如，培根藉助筆下的烏托邦共和國「新大西島」，孜孜以求地關注保護健康與治病救人。我們已經知道，笛卡爾把維護健康列為「第一大善事」。因為笛卡爾認為，就連人的心靈，「在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身體器官的性情和氣質，倘若有某種使人變得比現在更聰明、更能幹的辦法，我確信我們應當在醫學當中尋找」。笛卡爾對這種醫學科學寄予了無限的厚望：「與未知的事物相比，我們已知的一切又何足道哉。如果我們能掌握關於病因以及大自然為我們提供的所有藥物的完備知識，就能治癒各種身體和精神疾病，甚至還能延年益壽。」這種想法堪稱名副其實的新哲學。

到洛克時代，培根和笛卡爾的那種雄心勃勃的訴求，那種用言之鑿鑿的預言所偽裝的美好期望，引發了職業科學家的共鳴。醫學正在褪去中世紀的神秘面紗，切斷了與鍊金術和占星術的聯繫，轉而成為一門徹頭徹尾的哲學性科學，新哲學與醫術的結合向當時的思想家展現了兩者的力量。萊布尼茨預言，自然哲學的發現和新精密儀器的發明最終將推動一門「重要科學」——「醫學」的「進步」。約翰·洛克的生平和思想更是集中體現了醫學與哲學的結盟。洛克成為哲學家以前曾是一名醫生，而他之所以能成為哲學家主要是因為他是一個醫生。醫學激發出洛克最重要的哲學反思：「關於一般理論，」他在給莫利紐克斯的信中說，「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它們是時代的禍患，對生命的危害不亞於對科學的危害。它們多半只是白日夢，一旦進入到人們的頭腦中，就被當成無可置疑的真理。這等於是從一開始就誤入歧途，用自身的幻想去生搬硬套各種病症和治療方法。我很驚訝，既然西德納姆醫生已經發明了一種更好的方法，人們怎麼還會再次退回到這種浪漫的自然科學。我們對於大自然傑作的了解，尤其是對於健康的構成以及身體機能的了解，只能是來自直觀的結果，而不是因為我們能夠確定大自然的手段和運作方式。」如這封信所言，托馬斯·西德納姆在洛克心目中是醫生的典範，他們兩人也是朋友。洛克曾列舉了少數作出革命性貢獻的科學「締造者」，西德納姆位列其中，被洛克譽為「英國的希波克拉底」，而洛克把「經驗」當成審視萬物的終審法庭，正是對他本人和西德納姆醫學實踐的總結。另一方面，西德納姆也與洛克志同道合，他認為醫生不應當沉溺於「玄想」，而應當「潛心研究病史和療效，經驗是惟一的老師」。西德納姆用哲學原理來指導醫學，反之，洛克用醫學原理來指導哲學。

像其他許多領域一樣，洛克在醫學領域也為啟蒙運動樹立了榜樣。我們如今很難理解啟蒙哲人何以如此熱衷醫學，正如我們難以理解他們何以如此崇拜西塞羅，但兩者都富有啟發性。有些啟蒙哲人本身就是醫生。博物學家多邦通、重農學派的開創者魁奈都是內科醫生；著名的自由思想家伯納德·曼德維爾是一位執業醫師，他的觀點令世人震驚，伏爾泰和斯密都受過他的影響；狄德羅編撰《百科全書》不可或缺的多產撰稿者若古騎士曾在萊頓大學師從常人難望項背的布爾哈夫，獲得過醫學學位，儘管日後似乎因為哲學而疏遠了醫學。拉美特利也是布爾哈夫的學生，他從醫學原理中提煉出唯物主義哲學，還在哲學著述中一再提及自己的從醫經驗。「偉大的醫術」，他在最著名的作品《人是機器》中指出，乃是人類最高尚的活動。

其他啟蒙哲人也是見多識廣的醫學愛好者。狄德羅年輕時曾參與翻譯羅伯特·詹姆斯的大部頭《醫學辭典》。晚年，他重申了自己的信念：醫學是一切真知必備的基石。「沒有當過解剖學家、博物學家、生理學家或醫生的人，」他寫道，「很難深入地思考形而上學或倫理學問題。」為了編撰《百科全書》，狄德羅先後與20多位醫生密切合作，尤其是他的朋友、兩位次要的啟蒙哲人泰奧菲勒·博爾德和泰奧多爾·特龍欽。博爾德為人溫文爾雅，是個懷疑論的經驗主義者，他不僅以醫術聞名，還寫過出色的醫學史。他為《百科全書》撰寫的詞條傳播了醫學知識，揭露了醫學體系構建者的自負。狄德羅最精彩的對話錄之一《達朗貝爾之夢》里的一個重要角色就是以他為原型，這生動表明了啟蒙運動時期醫學與哲學的密切關係。特龍欽是位名噪一時的日內瓦醫生，連巴黎人都去找他看病，他曾給伏爾泰等許多名人看過病。他為《百科全書》撰寫的「接種」詞條內容紮實，宣傳新科學，批駁醫療迷信。

啟蒙哲人中的唯物主義者自然有充分的理由重視醫學。在他們看來，疾病，包括心理疾病，只是人體機器的失調。不過，自然神論者和懷疑主義者對醫學的重視與無神論者不相上下。休謨與英國一代名醫關係融洽，其中包括皇家學會會長、軍事醫學先驅約翰·普林格爾爵士和解剖學家威廉·亨特。亞當·斯密和愛德華·吉本都旁聽過亨特的解剖課。興趣廣泛的本傑明·富蘭克林也很關注醫學，曾積极參与創建醫學學會。伏爾泰84載的人生旅程中病痛不斷，對醫學的了解不亞於其他領域的知識，也就是說，他有十分豐富的醫學知識，他曾幽默地表示不信任醫生，卻從來沒有中斷過與醫生打交道，而且不僅僅以病人的身份。他曾到萊頓大學旁聽布爾哈夫的課，還與格拉弗桑德討論牛頓學說；他畢生廣泛涉獵醫學書籍，自稱讀過的醫學書和堂·吉訶德看過的騎士文學不相上下。他為宣傳接種奔走呼號，痛斥江湖郎中，嘲笑這個神秘行當所謂的秘方，呼籲醫生用常識來開處方，他還在自己的相關作品中介紹進步和理智的科學見解。

啟蒙哲人對醫學的痴迷乃是源於哲學，而非對自身健康的擔憂，他們也由此得以在論戰時揮灑自如地運用醫學術語。他們常喜歡說「破壞是為了建設」，還喜歡用「攻擊性」這個軍事術語來戲劇化地描述自己的破壞活動。1醫學術語被用來證明這種破壞有理，啟蒙哲人幾乎眾口一詞地反覆重申，反對基督教的鬥爭就是與一種疾病搏鬥。基督教是一種傳染病，一種「宗教傳染病」、一個「病夫之夢」，這種時而蟄伏卻始終充滿危險的細菌，是狂熱和迫害這兩種流行病的潛在根源。用啟蒙運動的豪言壯語來說，征服自然與征服啟示宗教殊途同歸，都是為健康而戰。如果我們把啟蒙哲人比喻為鬥士，那他們就是醫學鬥士。

如同啟蒙哲人的大部分豪言壯語一樣，這種醫學上的豪言壯語並不僅僅是一種表達方式，而是準確反映了啟蒙哲人的思維風格，雖然這種風格有時是以詼諧的方式來表達的。1765年，牧師、激進的諷刺作家、倫巴第「啟蒙學者」（illuminista）朱塞佩·帕里尼寫了一首讚美疫苗接種的頌詩，並題獻給義大利名醫喬瓦馬利亞·比切蒂。帕里尼在詩中寫到，凡夫俗子總是拒斥偉大的新觀念，斥之為謬說，如今，一群英國、法國以及義大利的無畏知識分子勇敢地站出來與大眾唱反調，預防致命的疾病，用醫術保護兒童的生命、對抗冷酷無情的命運：

面對謀殺武器

我們不再軟弱和手無寸鐵；

我們有了堅強後盾，只要把小傢伙細心種上

在劫難逃也會發生奇蹟。

這些詩句在今天看來一本正經得可笑，也確實滑稽可笑；即便是哲學文獻也會鄭重其事地強調現代醫學與現代哲學的緊密關係，幾乎將兩者等同起來。有一個最突出的例子：在啟蒙運動臨近尾聲的1798年，德國醫生約翰·卡爾·奧斯特豪森發表了一篇關於啟蒙醫學的文章《論醫學的啟蒙》，這篇令人嘖嘖稱奇的文章從篇名到內容都刻意模仿康德的《什麼是啟蒙？》。為了儘可能招搖地模仿康德，奧斯特豪森甚至乾脆將康德對「啟蒙」的著名定義套用到醫學上：醫學的啟蒙就是「人類在事關身體機能的問題上脫離自我招致的不成熟狀態」。有一點再清楚不過，在啟蒙哲人看來，醫學就是行動的哲學，哲學就是為個人和社會服務的醫學。

2

所有這一切聽上去荒誕不經，但事實上，哲學性現代醫學的理想自17世紀末已經開始佔領一批最先進的醫學院。萊頓大學是其中最好的，數十年間它一直被赫爾曼·布爾哈夫主宰者。布爾哈夫學識淵博、精力過人，既是臨床醫生、教學法學者、化學家、植物學家，也是那個時代最著名、最有影響的醫學教授。他教過的年輕醫生有好幾代，門生弟子遍布整個西方世界，遠達美洲殖民地；他還影響了前來旁聽的啟蒙哲人，雖然他們沒有留下來正式入學。布爾哈夫講授以牛頓學說為指導的醫學，做過關於牛頓的演講，在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中應用牛頓的經驗方法。他編撰的教科書堪稱牛頓式推導的典範，儼然具有《聖經》般的權威，一問世便風行天下，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無緣當面聆聽教誨的人士爭相先睹為快。誠然，布爾哈夫比他自己願意承認的要教條，而且有一點好高騖遠和言過其實。不過，他開明的教誨在歐洲和美洲激起了廣泛的迴響；在他的祖國，他的同事和繼承人格拉弗桑德、尼文泰特和穆申布魯克繼續推行他的醫療實踐和哲學學說。他們前往英國，拜謁牛頓，與英國科學界和醫學界保持聯絡；回國執教後，他們講授培根和洛克的哲學，告誡學生遠離玄學和假說，應當仔細觀察癥狀、注重臨床經驗、設計精確的實驗。18世紀的醫生滿懷感激地用那位荷蘭導師的名字來命名這個時代。「布爾哈夫時代，」一位英國觀察者在1780年寫道，「乃是一個值得大書特書的醫學新紀元。從前的醫學理論全憑推測，如今有了更可信、更科學的外觀。」也就是說，有了牛頓學說的外觀。威廉·卡倫大概是英國最著名的外科醫生和生理學家，不過，以「避免臆測」而自豪的人，可不止他一個。

醫學日益注重經驗、臨床研究和實驗，從而發生了革命性變化。儘管如此，我們依然可以有把握地說，請18世紀的醫生看病，病人死得更快。一批批江湖郎中干著謀財害命的勾當，更有甚者，一些醫生雖然認真負責、知識淵博，卻往往頭腦糊塗、驚人地無知。醫師行會自命不凡、墨守成規、享有特權、盲目排外，抵制新觀念和新儀器。許多新藥物和外科手術都是由江湖醫生首先投入使用的，這些「科學走私者」雖然缺乏醫學訓練，但更有頭腦、更有擔當，往往也更富同情心。專業醫師輕視體溫計和血壓計之類的醫療器械，全副心思都放在爭奪病人上，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江湖醫生長盛不衰，與其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眾的輕信，不如說是對因循守舊的醫生行業的無聲譴責。醫療行業的改革已迫在眉睫。1731年，法國外科醫生終於從理髮師行會中獨立出來，英國外科醫生也在1745年起而效尤；即便如此，外科醫生與內科醫師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勢同水火。狄德羅生動描繪了醫生之間的派系鬥爭：兩個專業醫生無視病人的痛苦，站在病床邊爭執不休。

狄德羅諷刺性地描繪的這個小場景表明了啟蒙哲人對醫學仍有猶疑。自世上有病人以來，醫生就一直是被奚落的對象，啟蒙哲人更是盡情揮灑這種尖刻的幽默。狄德羅假借博爾德醫生之口挖苦束手無策的醫生，伏爾泰在筆記里寫道：「你必須進食，但不要相信醫生，這就像你不得不信教，但不能相信神父。」大衛·休謨警告一位朋友說：「我真心奉勸你，你如果顧惜自己的身體，多少能聽一點愛你的人的勸告，那就千萬別信醫生。你的病能不能好就看能不能做到這一點了。將信將疑也不行，只有不把醫生當回事，你才是安全的。」

這種不信任反映了實情。雖然生命統計資料不足而且不可靠，已知的情況實在讓人難以樂觀。盧梭在《愛彌兒》中估計半數兒童在8歲之前就夭折了，稍後他又估計有半數兒童能活到青春期，這種不靠譜的估計反映出人們對平均壽命的悲觀，也表明當時缺乏精確的統計數據。18世紀60年代末，伏爾泰估計男子的平均壽命是22歲；數年前，狄德羅從家鄉城鎮朗格勒寫信給情婦，哀嘆「我們的同齡人真是人生苦短」：狄德羅的兒時同窗大多已不在人世，而他寫這封信時只有46歲。2每一個啟蒙哲人都有過身邊人夭亡早逝的痛苦記憶。伏爾泰年輕時，路易十四的子孫在短短數年間接二連三地死去：這位老國王的獨子死於1711年，長孫勃艮第公爵、公爵夫人以及他們的長子全都死於1712年，最小的孫子貝里公爵死於1714年。「那段悲傷歲月，」伏爾泰日後回憶說，「在人們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在路易十五未成年期間，許多人只要一說起那些早逝者就會潸然淚下。」

18世紀的每一個家庭都有不堪回首的傷心事。歌德在回憶童年時表示自己根本記不清有多少兄弟姊妹在襁褓中夭折。吉本在回憶往事時冷靜地指出：「新生兒死在父母的前頭，這種事情看似反常，其實很有可能，不管有多少個孩子，反正大多數活不到9歲。」吉本還補充說，由於自幼體弱多病，「我的父親謹慎地給我的每一個弟弟都取名愛德華，以防長子萬一夭折，家族依然能夠把這個父名傳下去」。這個故事不足為信，因為吉本記憶有誤，但即便如此，它仍然令人傷感地見證了這個世紀壓倒一切的憂傷殺嬰、虐待孤兒和私生子、疾病，尤其是貧窮，始終是戕害兒童的冷血殺手。「我時常聽說，」亞當·斯密毫不誇張地指出，「在蘇格蘭高地，一個母親生了12個孩子，只有兩個能活下來，這種情形並不罕見。」窮人大批死亡，無從確知究竟死了多少人，即便是財主，長壽也完全屬於飛來之福。

但這並不是事情的全部。醫學是啟蒙哲人嘲笑的對象和悲觀的源頭，同時也是他們讚美的對象。醫學領域取得了名副其實、時常是令人難忘的成就，啟蒙哲人為之歡呼雀躍；更讓人欣喜的是，他們並未就此止步不前，而是希望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一個事實越來越明顯：歐洲正處於人口快速增長的臨界點。大衛·休謨在《論古代民族人口的稠密》一文中指出，與流行的觀點相反，當時歐洲的人口密度遠遠超過古代，因為「戰爭、瘟疫和饑荒」最終得到遏制。在過去，這三個可怕的因素造成了大規模死亡，一視同仁地給皇室、中產階級家庭和村落家族帶來痛苦。

休謨的看法言之成理：1750-1800年間，英國人口從650萬增長到900萬；18世紀法國人口增加了400萬；1720-1815年間，第一個收集可靠生命統計數據的國家瑞典，其人口增長了70%。5馬爾薩斯對人口的迅猛增長驚恐不安，這等於是間接稱頌了醫學的進步，18世紀末的歐洲人差不多也是這麼認為的。毫不奇怪，這個世紀行將謝幕之際，啟蒙哲人認為培根和笛卡爾的期望已接近成為現實。

18世紀醫學進步的歷史雖然引人注目，卻不無諷刺意味。直到1750年前後，還有大批有志於成為醫學界牛頓的人想找出單一的致病因，試圖一勞永逸地用一種終極教條解答所有的健康問題，這反而成了醫學進步的絆腳石。直到啟蒙哲人的影響力達到巔峰的18世紀中葉，部分由於他們的大力倡導，多元化的經驗主義才改變了醫學研究的方向。醫學還將遭遇挫折，僵化與變通之爭、守舊與創新之爭也不會就此終結。不過，醫學依然取得了長足進步，至少一些統計數字，尤其是18世紀最後幾十年的統計數字，讓人有理由感到樂觀。例如，英國產科醫院報告說，1749-1759年的10年間，每15個嬰兒中就有一個在出生後不久夭折；到1799年，這個可怕的比例銳減至每118人中死亡一人；同期的產婦死亡率從26.7‰下降為2.4‰。傷寒和天花之類的傳染病幾乎銷聲匿跡；約翰·亨特和威廉·亨特等外科醫生大大完善了外科技術；生理學、產科學、藥物學、預防醫學和解剖學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因此，1801年1月1日，「19世紀的第一天」，美國著名醫生大衛·拉姆齊滿懷驕傲地回顧了「18世紀醫學的改進、進步和狀況」：18世紀見證了理性醫學的誕生，這種醫學的基礎是「現代科學之父」「培根勛爵」的原則以及布爾哈夫的學說。在這個世紀，醫學理論出現重大創新，解剖學、正確的助產術、明智的疾病分類、外科的專業化取得了驚人進步，新鮮空氣和正確飲食對於健康的重要性得到進一步認識，最值得讚許的是破除了迷信：「推翻了很多流行的錯誤觀點，民眾樂于思考和討論醫學問題。」最後，他得出結論：「過去30、40或50年的生人，請你們回顧一下，我提到的這些知識領域是否出現了重大革新；更明智的治療是否讓更多的婦女安然度過危險的懷孕和分娩期；如今，殘疾人是否比以前少，能養活的孩子是否比以前多。我們的先輩，一家只有四五個孩子，我們卻能養活七八個。在我們的學校、街道和家裡，到處可見腰桿挺直、身材很好的孩子，與他們被天花毀容的祖母不同，他們大多安然渡過了天花之劫，臉上沒有留下任何疤痕。」人們的臉上也流露出勇氣恢復的跡象。

《啟蒙時代（下）：自由的科學》，【美】 彼得·蓋伊，世紀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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