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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學的新思考

劉成


作者為南京大屠殺史與國際和平研究院、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6年第7期,注釋從略。

「和平學研究的新進展」筆談


和平學的新思考


劉成


在新千年開始之際,聯合國啟動了「世界兒童和平與非暴力文化國際十年(2001~2010)」規劃。這項規劃啟動以來,在全球得到了持續而深入的推動,特別體現在以和平研究、和平教育與和平行動為主要內容的和平學的發展。通過這些行動,不僅和平倡議已經實現了內在化,而且人們對和平的理解也在發展。只有採取非暴力方式才能實現和平,這個聯合國推崇的觀點得到了越來越多的人的認同。


我們的生活根本上是由非暴力決定的,但我們通常卻認為暴力是生活的主要方面,因為暴力一直是人類生活的威脅,我們時時刻刻都在關注圍繞我們周邊的可能的危險。媒體對負面消息報道的偏愛,證實和加大了我們的這種感覺。我們對暴力威脅的必要關注,在某種程度上模糊了我們對發生在生活中的非暴力的觀察。其結果是,我們假定了一個與事實不符的灰暗面,認定灰暗是我們這個世界的主色調,這就為和平建設設定了錯誤條件。為此,我們提出相反的觀點:我們生活在一個充滿陽光的世界中,裡面蘊含著創造和平世界的豐富潛能。


和平學要彰顯克服暴力並帶來利益的信息,指出人類生活中積極的一面和我們具有的和平潛能,從而為人類建設和平與非暴力文化提供信心與支持。和平學必須在高度複雜的和平研究的基礎上,提供和平教育與和平活動的概念,並傳授適當的技巧。在原則上,和平學要改變我們的視角:從傳統的基於暴力的衝突化解轉向基於非暴力的策略和方法的衝突轉化;從以批判暴力(削減取向)為主轉向更關注非暴力援助(資源取向),包括對所有暴力現象的批判。因此,和平學的責任是進行創新思維,尋找現實主義的衝突化解的途徑。


當然,世界各地及其所有歷史時期都存在暴力,比如,戰爭,大屠殺,種族滅絕,暴力侵害婦女和兒童,恐怖主義和獨裁,極權主義政治結構,酷刑,經濟剝削和壓迫,傷害殘疾人、病人和老年人的暴力,各種處罰人的暴力,破壞環境的暴力。暴力的廣泛存在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我們必須將暴力條件(心理、意識形態等)與特殊原因(政治、經濟等)區分開來。比如,心理根源可以追溯到我們的童年時期(特別是被剝奪的成長經歷),而外界的意識形態的宣傳則可能造就我們的情感冷漠。需要注意的是,我們很少嘗試用非暴力手段化解衝突。當然,人類存在的形形色色的直接暴力和結構暴力勾勒了一個可怕的現實,衝突化解概念與和平學的形成不僅源於這個現實,而且其最初的目標就是為了揭示暴力與克服暴力,不是通過關注和抗擊暴力,而是通過實施和加強非暴力手段——既包括常用的非暴力方式,也包括非暴力的形式各異的變體——來直接解決問題。


在很長時期內,歷史學關注主要是帝國史、王朝史以及戰爭史,而不是社會史的豐富主題,至今仍然可以在歷史學的教科書中看到這種模式。這樣做或許基於一個實用主義的原因:人們對戰爭史和帝王史的編撰和再現要比社會史更容易,因為歷史學家更容易找到戰爭和權力的痕迹(例如刀劍和城堡),而不是人類日復一日在家照顧孩子或外出尋找食物的線索。另一個可能是社會學和心理學的原因,即人類對等級結構的內化及其對暴力的痴迷。帝國史和戰爭史傳遞這樣的信息:世界結構和組織只有建立在暴力基礎之上才能穩固而持久。戰爭是常態,和平是例外;人們最先關注的是戰爭,而不是和平。互聯網、書名或講座主題一般都是「戰爭與和平」,而不是「和平與戰爭」。這種前後安排很多人可能覺得並不重要,但我們認為這兩種反映現實的不同順序是至關重要的。如果句子開頭是「戰爭」,你關注的重點就在戰爭;如果開頭用「和平」,重點就在和平。和平學通常說「和平與戰爭」,因為它意識到社會史才是人類歷史的主要內容。

上述涉及這樣一個問題:人的本性是自私的,還是互助的?人與人的關係主要是由「狼與狼的關係」(—切人反對一切人)的原則決定的,還是由人們的互助決定的,這是人類學的一個基本問題。毫無疑問,人類必須為生存而鬥爭,並找到鬥爭成功的原則與規則。人類必須戰勝生活的苦難,這是達爾文對「生存鬥爭」的理解。然而,他的追隨者們(達爾文主義者)只將之理解為:人在面對同樣的困境時,每個人都為自己並反對其他人。從人類學的視角看,後者的觀點暗示為,每個人永遠處於與其他人的戰爭中,就像霍布斯所說,「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像狼與狼一樣」。很多人認同「一切人反對一切人」這個人類學的觀點,而社會生物學家又確認了這一人性特點,甚至認為說謊與欺騙是人類得以生存的自私基因,由此可以實現自己的目標。然而,彼得?克魯泡特金卻完全反對「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戰爭」的觀點。他斷言,人類與動物一樣,只是因為他們有機會互助才贏得了生存鬥爭,互助是人類實踐的結果。和平學的學者認同克魯泡特金的觀點,確信生活在本質上是由非暴力的互助構成的,暴力對抗不是人類存在的本質性的基礎。


迄今為止,很多和平運動中的老派參與者,還是習慣於通過指出源於人類本身的暴力,將人類社會描繪成一幅非常消極的畫面。還有一些從事和平運動、和平教育與和平研究的人士,往往希望通過震懾策略起到刺激人類的作用,即指出暴力的方方面面的表現,以此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我們認為,他們這樣做不僅在人類學方面是錯的,在教育學上也是不對的。他們這樣做客觀上維護了暴力是人類主要方面的觀點,而他們的目的卻是希望取得相反的結果。和平學必須指出,無論是出於人類學還是教育學的觀點,人類具有維護和平的本能。我們不是要指出人類生活中什麼錯了,然後將人類帶向非暴力世界,而是指出人們總是和每日都在重複的非暴力。總之,和平學學者更應表明人類能做什麼。康德曾說「應該」蘊含「可能」。我們據此認為,和平的「應該」正是通過展示人類的和平能力而得到詮釋的。通過這種方式,我們從最基本的方面開始努力,邁向和平道路,克服生活中的陰暗面,指出陰暗面在現實和權力上的相對性。



沒有人想要成為暴力的受害者,所有人都喜歡生活在一個和平相處的環境中,都在考慮締造和擁有和平的條件。當然,這些涉及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維度以及結構維度的對策的不同:其策略和方法的範圍從極端暴力到非暴力原則,從恐怖主義戰爭到堅定的非暴力行動。軍事(理論)家們已經反覆得出結論,只有暴力威脅和願意發動暴力干預行動,才能建立和保持和平。然而,和平是一個最最嚴肅的問題,我們所有人都有建設和平的責任,我們必須考慮所有涉及問題解決的可能方案,不排除任何觀點,即使聽上去或許感到不可思議或痴人說夢。我們可以毫不掩飾地說,和平學就是試圖超越普通和傳統的途徑來考慮問題,和平學的工作是不同尋常的,可能是社會期望所在,社會以及政府應該尊重並支持他們的工作。由於我們只有通過創新思維才能發現可持續的解決方案,所以和平學不是在系統內部而是超越系統的運作與探究。嚴格的非暴力途徑是和平學的重要內容,非暴力是一種非同尋常的尋常途徑,因為它很少被認識到,卻被日常實踐反覆證明。當然,和平學作為一種超越系統的系統,也必須允許對它自身系統的批評。


我們無意在此討論如何處理人類歷史上的謀殺現象,但可以肯定,在世界任何地方,兇手都是要接受懲罰的,謀殺是全世界的禁忌,文明沒有這一禁忌是不可想像的。我們在此是想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人類能禁忌謀殺,是不是也同樣可以禁忌戰爭?我們不是有意將士兵比作兇手,只是指出,在這兩種情況下,對於那些殺死其他人的人來說,他們可能是在某種特殊情況下才認為,殺人是解決某種衝突的唯一或最好的方式。和平學必須提出其他的解決問題的可能性,不是殺人,也不是在一般概念上接受殺人的現象。和平學也要思考和創造一個類似方法去解決政治衝突。我們認為,很多跡象表明,暴力成為禁忌的時機已經來臨。早在半個多世紀前,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維也納的卡斯帕?邁爾就提出了一種替代政策,用非暴力方式化解衝突的政策,以替代軍隊武力基礎上的防衛政策。和平學必須展現這種替代性政策的信息和研究。

最近的戰爭歷史告訴我們,戰爭已經過時了,因為戰爭可以破壞脆弱的全球經濟網路,撕裂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和政治網路。而且,我們的人道主義有了更大提升,我們的倫理態度有了更好發展,包括人與自然的關係,尤其是人與動物的關係。也許,人類需要最後的一次大戰來促進我們改變對戰爭的看法。我們當然不希望如此,所以我們應該想像這場戰爭的可怕後果,然後得出我們不需要這個最後一次戰爭的決定。無論如何,或早或晚,戰爭這個人類社會的「老發明」將被廢除,一個和平與非暴力的「新發明」將取而代之。


因此,和平學全力支持以消滅戰爭為目標的所有倡議,這個態度非常明確。一個以和平為基調的世界可能是消滅戰爭的必要基礎,戰爭將隨著全球和平進步的實現而最終消失。事實上,世界上不僅有令人矚目的無戰區,而且在很多地方,反對戰爭和暴力已經成為一種主流風氣。當然,也有很多相反方向的運動和發展。我們認為,全球化的條件非常適合於克服那些不公正結構,進而構建非暴力的公正世界。我們有了新的通訊手段,特別是互聯網提供的手段,有了更加透明的社會控制形式(當然有好的或壞的後果)。在網路世界裡,所有人都可以參與對所有事情的討論和判斷。這些似乎將把世界推向一個更加道德的層面。


我們認為,融合是一個好的開端。每一個聯盟都是一個和平島,它不是武力或自上而下措施的結果,也不是為了限制或戰勝他人。歐洲的聯合是在特殊意義上(例如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後的背景)的一種和平導向的建構,它具有和平建設的合法目標。然而,一個意欲將難民排除在外的防禦工事,一種試圖主宰世界市場的組織力量,並不是一種帶來融合的和平方式。我們可能在各種共同生活的層面上進行融合:一個局部,一個區域,整個世界。在某些情況下,聯合將是邁向世界範圍無戰區的第一階段,也將是實現世界和平的最後步驟。和平學要促進這些過程的發展,在理論上將這些階段聯繫起來,並在此基礎上做出一個現實主義的展望。


人類社會始終存在暴力問題,廢除暴力是一個永無止境的任務,但我們必須堅持這樣做。絕對消除暴力是人類一個永恆夢想,但這不應該阻止我們竭盡所能反對所有的暴力現象。每個阻止暴力的事件都是一種成功,它就像阻止事故一樣,你不可能完全防止事故發生,但你可以減少事故發生的機率。可以說,和平是全世界數以百萬計的倡議、運動和組織的目標。實際上,在所有職業中,無論年齡和文化背景,人們主觀上都相信自己是為了和平,按照自己的標準並盡最大努力去實現和平。軍人、警察和政治家做得可能更多,因為他們的職業直接涉及公正問題。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們必須承認,國家或地區已經不能尋求絕對的自主權,不能孤立於世界而存在。世界和平需要一個全球性的社區,它依賴於聯合國的權力均衡,依賴於國家和地區的權力平衡。我們從國家內部的地區開始思考,認為地區脫離國家或從一個國家移到另一個國家都是毫無意義的。然而,地區在國家內部尋求自治的最大化是有意義的。同樣,國家本身也必須在世界共同體內尋求最大的自治權。全球社區的管理權必須對個別國家與相關國家的權力進行平衡,聯合國必須加大對那些意欲完全獨立區域的關注,民族或地區獨立的任何舉動都可能對世界共同體造成損害。


聯合國將世界和平的責任賦予了孩子們,因為他們是未來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和平學是實現聯合國宏偉目標的一種理論範式和實踐途徑。和平學包括三個方面:和平研究(知識分子和學術的層面)、和平教育(高等教育和基礎教育層面)、和平建設(政府機構、非政府組織的和平活動與和平運動)。和平研究包括所有相關學科,比如政治學、歷史學、哲學、社會學、心理學、生物學、醫學、宗教學、法學、經濟學等,和平是所有研究的價值導向。和平教育基於和平研究,其目的是獲得如何通過非暴力實踐實現和平的知識和技能。和平活動包括維護婦女或兒童的權利,防止性暴力,反對種族歧視的解決運動,動物保護,等等。


和平學是為了糾正人類的錯誤。暴力造成人類的重大傷害,和平學者通常要挑選出這些暴力現象並討論解決暴力問題的方案。我們的方法則是試圖隔離暴力行為,即不是指出這些現象並直接予以抨擊,而是通過一些非暴力運動以及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非暴力行為來提供機會與可能性。我們對和平的積極展望,主要源於我們對人類學習能力的樂觀評價,源於我們對人類越來越敏感和人性的客觀判斷。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容忍暴力的存在。我們認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必須面對政治世界的衝突的現實,它及其成員不僅應該讚賞非暴力衝突轉化,而且必須通曉非暴力的原則、實踐與展望。


[本文的寫作得到德國費西塔大學(University of Vechta)埃貢?施皮格爾(Egon Spiegel)教授的無私幫助,特致誠摯的謝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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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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