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舟：那些地圖對我們說的謊

知識 09-29

維舟：那些地圖對我們說的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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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維舟

地圖是危險之物，精度越高的地圖越危險。

如果說古代那種線條變形、有時還加繪鬼怪的地圖，讓我們一目了然地確認那不過是中世紀式想像的產物，那麼現代高精度的地圖卻會讓我們忘了，那同樣是我們對世界的抽象呈現，在下意識里就輕信那是對真實世界的精確再現，甚至就是世界本身。

習慣了通過地圖來把握現實世界的人，不免會產生某種確定的預期——看到地圖上彎曲的藍線，人們自然地認為那裡會有一條河，諸如此類。

然而正如《尋路中國》中曾說的，現實的場景卻往往千差萬別：「《中國地圖》上，一條細小的紅線可能表示一條嶄新的柏油路，但也可能就是一條土路，甚至是一條幹枯的河床。通常的情形則是，道路正在翻修。」

在二戰中，坐在作戰室里的軍官們常常根據地圖來確定作戰的行軍計劃，但很多在地圖上看著很近，只不過隔著一座山的戰場，現實中也許意味著需要兩三周才能穿越的艱苦行軍。

從這個意義上說，地圖不如說是一種隱喻，「地圖是世界」和「人是機器」一樣，並不是對事實的敘述，而是一種觀察和再現的方式。Jean Verdon在《中世紀的旅行》中早就說過：「世界地圖所反映的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它所反映的是這個真實世界的一種寓意。」

不論哪個時代的地圖，都是一些濃縮的抽象符號組成的：一個點代表一座城鎮或村莊，一條線代表一條公路或河流、一塊藍色的面代表海洋。

繪製地圖的持續努力本身表明了一種衝動：真實地呈現這個世界，並通過抽象的符號來認知、把握、掌控世界。

只不過這些符號在古代兩河文明的泥版上可能是一些楔形符號、圓圈和三角形，而在現代則是根據投影比例原則和配色確定的點、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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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格蘭古地圖

這本身就是一種抽象思維能力的體現，因而很難被具象思維的原始部落所理解。在非洲的多瓦悠人看來，地圖是神奇之物，他們始終搞不清楚其原理，不明白為何來訪的人類學家可以指得出村落位置，卻說不出那邊任何一個村民的名字。這再好不過地證明了「地圖並非地域」這一斷言，即人的經驗世界與外在世界實體之間存在本質的不同。

在近現代歷史上，地圖是歐洲列強在瓜分世界時經常出現的一個背景元素，他們通過地圖來把控自己從未去過的那塊地方，在地圖上劃定邊界，就這樣決定了當地千千萬萬人的命運。

一如Edward Said曾說的那樣：「你對帝國主義所知道的事情之一，就是土著沒有地圖，白人有地圖。」因而在非洲、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都有許多看起來非常不自然的邊界：那是完全筆直、不顧當地地形變化的直線，因為它們最早就是在地圖上畫下來的。

在巴黎和會上，地圖幾乎就是一切，政治家們爭吵著在地圖上畫線，確定這裡應該劃歸哪一國、那裡應該出現一個獨立國家，有句話恰如其分地描述了那個時代的氣氛：「一幅地圖的價值等於千言萬語。」贏得了地圖繪製室的主動權，就相當於贏得了對重組空間這一戰役的決定性勝利。

讀讀《十二幅地圖中的世界史》，就知道地圖從來都不只是地圖而已，那實際上也是一部觀念史。空間是有歷史的。書中說得明白：「本書的十二幅地圖各自呈現出對全世界實體空間的不同想像，亦即理念和信仰的產物。世界觀造就了世界地圖；但世界地圖反過來定義其文化的世界觀。這是絕無僅有的一種共生魔法。」

人們總是把地圖展現為他們所了解或希望看到的那個「世界」，這既是能力的局限，也是想像和理解的局限：中世紀的人不可能畫出美洲大陸，但卻會在遠方畫上不存在的「約翰祭司王」的領地，因為他們就是這樣設想和理解這個世界的。

雖然回頭看古代的地圖，總感覺它們在比例和尺度上有些扭曲和怪異，但那或許就是當時人所看到的空間，因為地圖的地理想像（geographical imagination）總是隱藏著某些觀念和思想。

其實這種微妙的心理在現代又何嘗不是：在中國出版的世界地圖上，中國似乎位於世界中央；而在歐洲中心的地圖上，用蓮實重彥的話說，「中國大陸、朝鮮半島、日本列島被擠到了地圖的右角而且極端地變了形，彷彿是在世界的盡頭簌簌發抖地相互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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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類書《三才圖會》中的世界地圖

不僅如此，地圖實際上永遠都在操縱它試圖要呈現的現實，讓我們以為它代表了真實而多樣化的感官經驗世界。在《統計數字會撒謊》中就曾說：「扭曲統計數據的最巧妙方法是利用地圖，充斥在地圖上的變數，往往隱藏了事實、扭曲了關係。」之所以如此，正是因為地圖對現實的操縱最為隱蔽，人們更樂於相信它們就是事實。

值得補充的是：地圖不但呈現觀念，還會塑造觀念。19世紀穿越北美洲中部的拓荒者們深信那裡存在一個乾旱的「美洲大沙漠」，並在地圖上明確標示出來，而這又讓更多人確信那是事實，有些人甚至在出發前預先備好了駱駝——而那裡其實卻是一片肥沃的大平原。

這也不僅是當時人的技術手段所限，因為我們現代人的觀念同樣會被地圖所塑造：姚大力先生曾指出，關於唐代的歷史地圖常讓中國人下意識里覺得那是一個包舉天下的強盛時代，然而那樣一個盛唐的版圖其實僅維持了幾十年，而色塊的統一也掩蓋了唐代對一些邊疆地區控制力的薄弱。

同樣地，雖然現實中索馬利亞這個國家早已不存在，但在任何一張非洲地圖上卻都仍標著它的存在，這又促使我們繼續認為它似乎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

既然是觀念，那就一定會有隨之而來的批判，因為總有人認為那是對世界的錯誤呈現，體現的是某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就像中世紀歐洲人堅持將耶路撒冷置於地圖的中心位置、中國人則慣於將中國放在世界地圖中央，這都曾被人嘲諷為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意識。

1973年，德國歷史學家阿諾·彼得斯甚至根據自創的投影法公布了一種新創的世界地圖，因為他堅信現在通行的麥卡托投影地圖將歐洲置於正中央，「過度重視白人，同時扭曲了世界的圖像，以裨益當時殖民地的主子」，他認為自己的等面積投影可以讓各國得到「平等」。

這激起了巨大的爭議，在學界尤其引發了恐懼和蔑視，認為這是把地圖過度政治化解讀了。然而一個不可迴避的問題和難題在於：地球是個球形（或近似球形），當把它以平面呈現時，勢必會出現某些扭曲（例如南極洲就顯得遠比實際面積大），因而在技術上沒有一幅地圖能真正「客觀」而等比例地再現世界，它們全都是那個時代的社會與政治的產物，而個人繪製、使用地圖也都是出於自己的象徵和政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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