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中為何要設計劉安殺妻讓劉備吃肉這一情節？

過《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人一定還記得這個情節：劉安殺妻。該書卷之四「呂布敗走下邳城」一節中寫到：

卻說玄德匹馬往山中逃難，正行之間，背後一軍來趕，回頭視之，乃孫乾也。相抱而哭。玄德曰：「吾今二弟不知存亡，老小失散，吾將自盡矣！」孫乾曰：「不可。何不投操，以圖後計？」玄德依其言，尋小路投許都，路上絕糧，於村中求食。但到處，聞劉豫州，皆跪進粗食。忽到一家投宿，其家一後生出拜，問之，乃獵戶劉安也。聞是同宗豫州牧至，遍尋野味不得，殺其妻以食之。玄德曰：「此何肉也？」安曰：「乃狼肉也。」二人飽食。天晚夜宿，至曉辭，去後院取馬，見殺其妻於廚下，臂上盡割其肉。玄德問之，方知是他妻肉，痛傷上馬，欲帶劉安去。安曰：「老母見在，不可遠行。」玄德謝了，遂取路出梁城。忽見塵頭蔽日，漫山塞野軍馬來到。玄德迎之，乃是操軍也，直至中軍旗側，下馬拜迎。操亦下馬答之。說失沛城、散二弟、陷老小，操亦下淚。更說劉安殺妻為食之事，操令孫乾以金百兩賜之。

這個情節的設計的意義，眾所周知是為了突出劉備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之高。那麼這個情節是羅貫中自己杜撰出來的還是在歷史上真有其事的呢？

嚴格的說，羅貫中的這段描述在歷史上還是有一定根據的。在後漢時期，人吃人的歷史記載並不鮮見。《三國志·程昱傳》注引《世語》記載：「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三國志·董卓傳》中亦云：「時三輔民尚數十萬戶，傕等放兵劫略，攻剽城邑，人民飢困，二年間相啖食略盡」。就連歷史上一向以「弘毅寬厚」的劉備自己，也曾經在自己的屬地發生過人吃人的慘狀。《三國志·先主傳》注引《英雄記》載：「備軍在廣陵，飢餓困踧，吏士大小自相啖食，窮餓侵逼，欲還小沛，遂使吏請降布」。《三國志·武帝紀》注引《魏略》中更是有一段這樣令人難以置信的記載：

王忠，扶風人，少為亭長。三輔亂，忠飢乏噉人，隨輩南向武關。值婁子伯為荊州遣迎北方客人；忠不欲去，因率等仵逆擊之，奪其兵，聚眾千餘人以歸公。拜忠中郎將，從征討。五官將知忠嘗噉人，因從駕出行，令俳取頉間髑髏系著忠馬鞍，以為歡笑。

從以上這四個例子可以發現，在當時糧食匱乏、民不聊生的時代，人吃人的現象時有發生。羅貫中很可能是參照了歷史上的有關記載，進行了加工改造，把《三國志·先主傳》注引《英雄記》中劉備在廣陵人吃人的史實改造成了獵戶劉安「殺妻饋劉」了。

這個情節後來引起了一番討論。首先是毛綸、毛宗崗父子，他們先是把羅貫中所寫的這個情節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三國演義》中，然後在第十九回總評中先是說：

易牙殺子以饗君，管仲以為非人情不可近，劉安之事，將毋同乎？曰：不同。牙為利也，安為義也。君非絕食，則易牙之烹其子為不情；君當絕食，則介之推自割其肉不為過也。雖然，呂布之戀妻也太愚，劉安之殺妻也太忍，唯玄德為得其中。不得不棄而棄之，何必如兄弟之誓同生死，固不當學呂布；得保則保之，又誰雲衣服之不及手足，亦不當學劉安。

毛綸、毛宗崗父子認為劉安此舉「殺妻也太忍」。在本回夾評中也提到：「古名將亦有殺妻饗士者。婦人不幸生亂世，遂使命如草菅，哀哉！玄德以妻子比衣服，此人以妻子為飲食，更奇」。

通過這兩段評語，我們可以看出毛綸、毛宗崗父子只是對劉安的行徑感到震驚，而對羅貫中加插這個情節的優劣則沒有進行進一步的評價。

清人李漁則認為這段情節描述的非常的不合理。他說：「欲以感切之事形容受之者之好處，不知言之太過，反成慘毒」（見《李漁全集》第十卷《李笠翁批閱三國志》）。從現有資料看，李漁算得上是最早對羅貫中的描述表示異議的人了。

到了現代，也有一部分專家、學者對「劉安殺妻」進行了研究和分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要數孫昌熙先生的《怎樣閱讀〈三國演義〉》一書中的觀點了。該書評論到：「作者為了表現劉備愛民的特點，所謂仁義素著，因而受到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時，竟不能令人信服地寫獵戶劉安……作者雖意圖極力誇張玄德，卻無意中對人民做了嚴重的歪曲的描寫，因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玄德。作者的這種描寫是不通人情的，非真實的，是拙劣的」。

其實，對於這個問題到底應該如何看待呢？筆者淺見：象劉安殺妻的這個情節，原本就是羅貫中的一個杜撰，雖然是小說家言，但是也代表了作者當時所處的時代性的思維。作者把這個構思寫進小說，至少說明了作者乃至當時的思維對這個問題的態度是讚賞的。類似劉安殺妻的故事，其實在中國歷史上也是有發生的。就算是在後漢時期，不也出現過臧洪「殺其愛妾以食將士」的故事嗎？因此，如何看待劉安殺妻，是要站在當時的時代，用那個時代的思維來分析和考慮。按五、六十年代的話說，就是要按照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看待這個問題。筆者以為，劉安殺妻的故事就算是真的發生在後漢三國時期或者是在元末明初的混亂形式下，都不一定是「不通人情的，非真實的，是拙劣的」，更何況是在羅貫中反映後漢末年「地廣而不得耕，民眾而無所食」那段悲慘真實歷史的文學作品中，是為了表現民眾對「明君」劉備的愛戴。這個杜撰的情節雖然有欠妥之處，但是還不至於會達到「不通人情的，非真實的，是拙劣的」的地步。無論是對待歷史，還是對待歷史小說，都應該站在當時特定的歷史環境下來進行分析和研究，如果只是站在今人的角度上來看待、分析古人，那是不客觀的，也是非常片面的。魯地先生曾經對此有過精闢的評論：「這不僅與作家的具體的時代感受有關，而且往往是作家的世界觀的全部複雜性的反映。因此，每一個形象都不能孤立地來理解，而應當與他們周圍的其他形象聯繫起來理解」（見《三國演義論集》一書）。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非常中肯的，值得參照和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