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胡適＝福澤諭吉

魯迅＋胡適＝福澤諭吉

文｜許錫良

今天突然就想到了這個問題。因為，最近總有一些人，不是用貶低魯迅來提升胡適，就是用貶低胡適來提升魯迅，其實，憑我的直覺判斷，這兩個人，都是中國不可缺少的。有點遺憾的是，兩位先生在世時，也沒有能夠形成聯手，形成合力，共同建設我們這個社會，而是各自被一個政黨利用來宣傳自己,裝扮自己的門面。他們的悲慘命運，正如中國的命運，中國人的命運,也如兩個政黨的命運。兩個歷史文化人物的悲劇，正是中華民族的悲劇。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中國如果要發展，魯迅、胡適，仍然一個都不能夠少。少了任何一個，都不可能把中國建設好。

面對中國這樣千年沉重的醬缸文化，沒有魯迅的認真深刻的反省與有力的批判，是任何新的民族精神與新的社會形態都不可能建成的。魯迅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批判，有如有力的破冰船，只有魯迅才能夠打破中國這千年的思想與文化的堅冰。離開了魯迅的對國民性與傳統文化的批判與反思，我們會處於一個吃人的社會而渾然不覺。要談什麼創新，要談什麼民主、科學與現代憲政政治，簡直是痴心妄想。因此，胡適的理想是離不開魯迅的工作的。也許胡適先生在世時就比較清醒，有時面對魯迅的誤解，他很包容，從來不與魯迅為敵，而且他的朋友謾罵魯迅時，他反過來勸自己的朋友（如蘇雪林），不能夠用如此污辱的語言對待人們尊敬的魯迅先生。

胡適的理想是在中國實現現代民主憲政制度，但是，一個民主憲政的理想，要想建立，你必須向這個社會解釋，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現在既存的社會文化與制度是不行的？這就離不開對傳統文化與制度的批判。而且一般的就事論事的批判並不能夠說明問題，非得有魯迅式的批判才會有效。也就是要上升到思想、文化、價值觀與制度的層面才會有良好的結果。因此，胡適是離不開魯迅的。這是一個方面。

另一方面，魯迅的批判離開了胡適，也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魯迅對傳統文化與制度有深刻的批判意識，也有非常多的獨到的發現。也知道，應該怎樣才算是健康的與文明的。但是，他始終不知道究竟怎樣走能夠走出腐朽傳統的僵局。他不認為中國有能夠走英美國家那樣的民主憲政之路，也不認為走俄國的暴力革命之路就是對的。否則，他就不會對中國的革命有「革命的殺反革命的，反革命的殺革命的，革命的被當成反革命殺掉.......革革革，革革革」之類的論斷，也不會在阿Q那裡把革命的結局描寫成那個樣子。這些其實都是反「暴力革命」的。說魯迅希望中國走蘇聯的路子，是沒有道理的。倒是胡適長期迷戀蘇聯的經濟模式。

但是，魯迅確實不清楚中國究竟走哪條路會比較適合。他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說中，明確地談到了自己不知道為娜拉出走後指出一條適合的路。因此，魯迅的重要性在於他能夠敏銳地意識到問題所在。但是，他確實不是一個建設人才。他提不出一套治國方略。這一點，與在美國長期留學，深得美國民主憲政精神熏陶的胡適相比，確實遠遠不如。因此，魯迅的意義要與胡適聯繫起來，才是完整的。

但是，不論怎樣說，魯迅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是準確到位的。他指出的方向，也是對的，而且就是民主憲政的核心內容：人，作為一個生命體，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任何與此相違背的東西，都是要被踏倒在地的。現代民主憲政精神，主張主權在民，天賦人權，其基本精神也是一致的。在這些方面魯迅與胡適也是一致的。胡適主張要有新人，這個新人就是能夠獨立思考，有獨立人格的，追求自由精神的，不畏權貴的現代公民。但是，這種公民，如果不把中國阿Q式的國民性奴性改造掉，胡適的公民是永遠不會有的。永遠只能夠是一廂情願的。

可惜這兩個文化巨人在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中，沒有形成合力，反而分別被兩個黨派所利用。而且，他們兩個人的真實本意，都因為被政治利用，而遭受到了嚴重的歪曲。魯迅在中國大陸,因「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被捧成了「紅色聖人」，胡適先是在台灣因《自由中國》雜誌等問題，受到迫害，被迫逃往美國做起養雞專業戶謀生,後來看到大陸打著魯迅的旗幟反胡適，反國民黨，因此，「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也就在台灣把胡適捧成了「白色聖人」。這是一個時代的悲劇，也是一個民族的悲劇。至今，我們仍然，在兩個文化巨人之間選擇，搖擺，還在十分迂腐地論說，要魯迅，還是要胡適。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很清楚。在日本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出了一個同時具有魯迅與胡適兩者作用的人物，這就是福澤諭吉。他一個人，集批判日本傳統文化與國民劣根性與建設一個現代民主憲政的政治制度於一身。因此，我想到「魯迅＋胡適＝福澤諭吉」，這樣說，當然只是取某一方面的意義，而不是全部意義的。魯迅的意義是批判一個腐敗的舊傳統，胡適的意義是建設一個新的民主憲政制度。這二者之間根本沒有矛盾的地方。日本人的聰明就在於，他們在關鍵的時候，能夠出現精英，而且能夠尊重精英。因此福澤諭吉在日本是幸運的。還在他活著的時候，日本明治政府，已經將福澤諭吉的思想作為治國方略來尊重與推崇。因此，這就有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的成功。

日本在1853年面對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的蒸汽戰艦的入侵，有史以來第一次遇到了二千年未遇之變局。日本社會如果不加以變革，只有滅亡一條路可走。正是在日本民族面臨如此危機的時刻，福澤諭吉應運而生。福澤諭吉是日本現代史上第一代啟蒙思想家。他目前遠大，看到了日本國民精神，社會制度，存在的種種問題。那時的日本，存在著嚴重的封建等級制度，國民思想僵化，眼光短淺，官僚守舊，國民精神麻木不仁，萎蘼不振。這在福澤諭吉這一代啟蒙思想家眼中是十分可怕的，因此，他們國民精神必須改造，必須引進新的思想文化與價值觀念，才能夠拯救日本於滅亡的邊界。

因此，當時，像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這些思想啟蒙者，結成「明六社」，開始大量翻譯西方的哲學著作，象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穆勒的《自由之理》、《議會政治》、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大量介紹天賦人權，主權在民，社會契約，有限政府的思想價值觀念。在這個過程中，最為深刻系統，產生的作用也最大的無疑是福澤諭吉。因為，他不僅僅是大量翻譯介紹西方經典與思想文化，而且對自己國民存在的問題，也作了大量的批判與探究。他的影響之所以大，就是很好地將西方的思想價值觀念，巧妙地轉化成了日本的國民思想精神內在的東西。

尤其難能可貴的是，福澤諭吉當時既看到了日本國民與社會制度存在的問題，又看到西方現代憲政的的價值基礎與思想淵源。這就是：西方的民主憲政的思想價值核心就是個人主義。是個人的生命至高無上，是天賦人權，主權在民。是市場經濟與有限政府。憲政的價值指向是個人生命的至高無上。現代民主憲政的實現方式是通過限制公共權力，形成有限政府，保護市場經濟的公平與公正。政府的作用不是為民謀福利，而是幫助人民減少災難與痛苦，人民的福利是要靠市場經濟來完成，社會的本質就是人民的福利最大化。

因此，個人主義與現代功利主義才是現代民主憲政的基礎。這樣認識，在使得福澤諭吉的啟蒙始終都在致力於讓自己的國民學會思考，學會平等待人，學會保護自己的合法利益。要讓自己的國民「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而不是站在國民之上，成為思想特權人物。

這種認識，當時中國的啟蒙思想家，如嚴復、梁啟超，陳獨秀、李大釗，甚至胡適，與之相比，都是有差距的。胡適雖然主張美國式的民主憲政，卻在經濟上要求中國學習蘇聯模式的集體計劃經濟，這個主張一直到1954年才猛然清醒，給予糾正。同時在國民精神改造上，胡適主張整理國故，重新解釋孔孟，考據《紅樓夢》，沉迷於一部《水經注》而不能自拔，而不是放手讓國民自己學會思考，大多元信息中自己去得出結論。中國的近代史上，對中西文明的問題，一直在器具、制度、精神，三個層次里互不相干的繞圈子。而且百年不變，一直到現在。

當福澤諭吉得知中國的張之洞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式來學習西方，搞洋務運動的時候，福澤諭吉就預言，中國的改革不會成功。因為，中國的改革沒有觸及國民精神，沒有反思自己的傳統文化存在的要害問題。以這種器具層面的學習方式，只能夠是勞民傷財，甚至預言，中國如果與日本開戰，中國必然以完敗而結束。福澤諭吉死於1901年，他確實看到了中國在中日甲午戰爭中中國的敗績。但是，他還沒有能夠看到1905年俄國人在日本人中的敗績。當然，福澤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傾向，這種精神與日本的神道教傳統中的武士道精神結合，就形成了後來的日本的軍國主義。

在這一點上福澤諭吉不是可取的。但是，福澤諭吉同時做完了魯迅與胡適的工作，這是不簡單的。更為重要的是，他作為一個啟蒙思想家，一個時代的改革精英，一個遠遠走在時代前面的人，他的一生沒有什麼坎苛，人生道路基本上是一帆風順的。他雖然沒有在明治政府里做官，但是，他翻譯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並通過開辦著名的慶應大學，作為傳授新的思想文明的陣地，明治政府也在他有生之年，給予了他崇高的榮譽。

他1901年因病去世，終年66歲。這樣的精英，這樣的人生，與中國的魯迅、胡適的命運兩相對照，形成了天壤之別。有時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精英人物的認識水平，也就是國家、民族的思想高度，其人生命運，也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命運。

2008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