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性與大屠殺》譯者楊渝東：晚年鮑曼：一位陷入孤獨自艾深淵中的現代性追問者

上海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辦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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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術為底色 以思想為旗幟

齊格蒙特·鮑曼

英國當地時間2017年1月9日，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Zygmunt Bauman)在家人的陪伴下，於位於英國利茲的家中去世，享年91歲。

鮑曼於1925年出生於波蘭波茲南一個貧苦的猶太家庭。1939年，二戰爆發，鮑曼全家逃亡蘇聯，而他本人卻在1953年的反猶太清洗中成為犧牲品。從軍隊下來後，鮑曼就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他於1954年起在華沙大學哲學與社會科學系任教；1971年，又離開祖國波蘭前往英國定居，成為英國利茲大學的社會學教授。鮑曼因將現代性、大屠殺以及後現代消費主義聯繫起來而廣為知名。他的代表作《現代性與大屠殺》、《工作、消費、新窮人》、《被圍困的社會》、《廢棄的生命》等中文版均有在國內出版，成為研究後現代社會的經典著作。

作為利茲大學和華沙大學退休的社會學教授以及當代性與後現代性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從熱忱的共產主義戰士到反猶清洗的犧牲品，從對大屠殺和猶太人歷史的追述到對後現代社會和消費主義的反思，鮑曼及他的思想不會隨著他的逝世而離去，他為我們所帶來的關於後現代性和消費社會的思考，將伴隨著我們這一代人註定無法逃脫的命運。

晚年鮑曼：一位陷入孤獨自艾深淵中的現代性追問者

文 | 楊渝東 ，《現代性與大屠殺》譯者

原題 《「大屠殺」與》

本文修訂版經作者授權，獨家推送，圖片來自網路

今晨驚悉著名波蘭裔社會學家齊格蒙·鮑曼於1月9日辭世，享年91歲。雖不甚意外，但也頗感失落。繼埃利亞斯、德里達、博德利亞、布迪厄等社會學大師之後，社會學界再失一位大師級的人物。

身在人類學界的我，在過去的10多年間，懵里懵懂地與這位大師有過一些難解的學緣，因為我參與翻譯了他早期和晚年的三本書，即現代性三部曲之一的《現代性與大屠殺》，以及他進入耄耋之年之後的散論《此非日記》和《來自液態世界的44封信》。

三本書的翻譯，幾乎相隔了10年，此後《現代性與大屠殺》又再版，直到去年我還就再版事宜與出版社聯絡。不恰當地說，如同大屠殺一直糾纏著他一樣，鮑曼的影子也一直糾纏著我。這個長年不去的影子陡然消散，不免讓人感懷。

翻譯《現代性與大屠殺》是一個「歷史的偶然」。毫不隱晦地說，儘管我的博士同學中後來出了一個研究鮑曼的專家（鄭莉），但在答應翻譯之前，我並不知道鮑曼這個人。

90年代末北大研究生社會學理論課程上講舒茨、福柯、哈貝馬斯、吉登斯、布迪厄和埃利亞斯，卻漏掉了鮑曼。當時，清華歷史學系的彭剛老師，他也是非常有名的譯林出版社於1999年發起的「人文與社會譯叢」的副主編（主編為劉東）正在廣羅譯者幫他們完成規模宏大的譯叢計劃。

2000年左右，他託人在北大社會學博士生圈裡詢問誰願意翻譯此書。我雖然不認識鮑曼，但翻了前面幾頁之後，立刻被其主題所吸引，猶太大屠殺不只是一個恐怖的悲劇，不完全與納粹的德國性有關，它是一個現代組織理性運作的結果，是現代性消滅自己敵人的具體表現。

於是，我答應一試，並很快在清華的筒子樓里見到了儒雅的彭剛老師。在隔音效果不好的房子里，他悠然地聽著交響樂，向我交代翻譯的事宜，我聽得並不仔細，滿腦子裡想的是讀書人自古就要「樂道而忘貧」。

雖然碩士期間曾有過翻譯經歷，但這本書對我而言，確實是個巨大的挑戰。於是經得彭剛同意後，我找到本科同學史建華幫忙。他當時正在北京大興的印刷學院上研究生。

我們商議後一人譯一半。我譯前言和5-8章，他譯1-4章。於是，2001年的5月至暑假，我到他的宿舍住了4個月，每天都各自抱一台電腦幹活。經常熬夜，有的時候甚至聽到雞打鳴了才睡覺。

3個多月後，各自譯稿出來，我負責初校。結果我對他的翻譯非常不滿，段落幾乎無法通讀，有的句子與原文相去很遠。一怒之下，吵了幾句，幾天再不與他說話。他壓力很大，自己通宵修改。半個月之後，我再讀他的譯稿，感覺「峰迴路轉」，甚至是個奇蹟。這一稿不僅語句達意，最關鍵的是他處理長句的技巧，既很好地解決了英文中定語和狀語從句難譯的困難，又把中文理得非常優美順暢。

等我把譯稿全部交給彭剛之後，挨罵的竟然成了我。他有一天專門把我叫去，說前面4章他幾乎沒怎麼修改，但從第5章起就小錯誤百出了。由於時間緊迫，彭剛老師只好自己花了很大力氣來校對我翻譯的部分，最終才讓這本書順利面世。

正因為有這樣的戲劇性事件，讓我對《現代性與大屠殺》的翻譯過程始終記憶猶新。多年之後，南大社會學院的賀曉星老師有一天很直接地給我說，他覺得前面4章很好讀，後面就沒那麼好讀了，我只好回答，你讀書的感覺很好。

雖然我譯的部分有很多問題，但讀者基本上還是可以根據這個譯本理解該書的內容了。

自出版以來，它受到廣泛的關注。鮑曼的理論和思想在本世紀初也一度成為國內學界的熱點。尤其是「大屠殺」這個概念，對於中國人來說，尤其是南京人來說，還會激發另外一個層面的想像，這種想像演變成公共紀念儀式，公眾話語，社會記憶以及大量的著述。

不過，值得我們反思的是，鮑曼所用的概念是「holocaust」，這個屠殺幾乎是一個專指的概念，是指西方歷史上針對猶太人的大規模集體殺害。

而如下所言，這個行為已經在西方社會學和社會理論界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討論，它被視作西方文明的內在缺陷加以反思，而不僅僅是一個「偶然之惡」，從這個意義上講，它也構成了韋伯與齊美爾之後批判西方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並非陰暗面，而是更深處的本質。

然而，中國的（南京）大屠殺至今還沒有進入社會科學的概念與理論當中，更多的是不斷補充的細節與回憶，而且即便這一部分內容，也不是自由的學術爭論問題。我們離認識自我的理論反思還有很長的距離。

《現代性與大屠殺》當中的思想已經常識化，無需我更多置喙。我更多地談一下後面兩本書。經灕江出版社的邀請，我與鮑磊先生分別翻譯，並由我總校對，2013年出版了這兩本書。

到了晚年，鮑曼沒有精力寫作大部頭的專著，而是多發「片語之思」。每天讀報紙，看新聞，他就隨感而發，其中充滿了鮑曼式的社會學想像力。後來他把這些文字集合起來，便有了《來自液態現代世界的44封信》和《此非日記》。

按照東方傳統，老人的筆調應當「圓潤平和」，但這顯然不符合鮑曼的風格。對於生活在其中的這個現代世界，鮑曼似乎抱著一種「此恨綿綿無絕期」的批判傾向，至老不變。每篇文字的所思所想，都表露著一位「闡釋者」深重的不安定感，就像他所批判的這個世界帶給芸芸眾生的體驗一樣，這也讓他的晚年陷入無窮無盡不可自拔的孤獨自艾的深淵當中。

《此非日記》其實就是他的「日記」，多少年來每日每夜彷彿喃喃自語一般在內心刻下的軌跡，以不連貫時間片斷串起了一個思想的整體世界。這個整體世界，始終都沒有逃離過對「大屠殺」本身的現代性追問。

當代西方有三位重要的思想家與「大屠殺」有著切膚之痛，阿倫特、埃利亞斯與鮑曼。他們都是猶太人，都受過法西斯的迫害，都有至親死於集中營和二戰。不過，他們談論大屠殺的方式卻各不相同，甚至相互抵牾。

阿倫特受現象學影響，追問為什麼是「猶太人」；埃利亞斯帶著史學社會學者的風範，似乎要遠遠與當下拉開距離去談論法國的文明化進程，直到晚期才在《德國人》中拷問為什麼「是德國」；而鮑曼則帶著官僚體系對人類理性的操控而導致現代理想失敗的幻滅感，追問為什麼是「現代」。

「現代」在鮑曼眼中經歷了多種變幻。曾經的現代，是一種烏托邦的想像。在馬克思為資本主義揭示的「異化」和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的基礎上，鮑曼試圖尋找到一種新的社會機制與文化形態，來掃除原有的障礙，從而實現平等、自由與公正。

這種目標的達成，並不是依靠政治上的「賦權」，而是一種多主體之間的價值交流過程。現代的意義就在於能將個人的主體性解放出來，參與到理解與行動中去，並在這種交流的過程不斷發現「被扭曲的意涵」，從而為普遍性的人類正義的實現建立規範性的制度保證。

馬克思的資本與階級學說被轉化為意義的闡釋學，而意義的溝通則是一個朝向人類進步未來發展的趨勢，個體也會為了一個可指向的將來而不斷奮鬥，並由此構建出一個具有更多共識與公義，更少強制與壓迫的世界。

然而這樣的「烏托邦」很快就在現實生活中崩解。個體的主體性演變為官僚體系制定下的理性化，而這樣的理性化過程恰恰是讓人鑽進韋伯所說的「鐵籠」當中。

科學技術越來越發展，人的意義與價值得以實現的空間就顯得越來越局促。而科學技術恰恰是最容易以官僚體系的方式來加以組織起來的，它的運作邏輯完全符合科層組織的程序，而不去關心人的價值，甚至是生命。於是，科學所代表的進步往往忽視了人類的主觀性與生存意義在此過程中成為犧牲品。

而一旦這樣的忽視達到極端，一旦局內人以排斥性的口號，比如種族主義、民族主義、或者宗教主義將局外人排斥在「社會」或國家的法律視野之外，那麼現代的官僚機器就會在科層組織與武力征服的雙重面相上運轉起來，大屠殺就是這一切的必然後果。

而更加可怕的，不在於施暴者的理性化，甚至帶有工具色彩的文明化，而在於受害者也是同樣如此。受害者與施暴者接受了相同的現代理性，他們為了獲得更大的收益而參與到施暴者的滅絕計劃中來。

因此，滅絕變成了一種合作，理性成了雙方共同的基礎，而其中的倫理體系竟然沒有絲毫崩潰的跡象。施暴者是在執行任務，受害者是在保護更多的人。「現代」恰恰就是在所有「人」的事務上，配搭了法律、機構與制度的框架，讓「制度來思考」、「機構來說話」，「法律睡在夫妻之間」，從而使得一切人的倫理都轉換為機器和制度倫理，並由此永遠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

從這個意義上講，「大屠殺」就在我們身邊，而我們個人自己的選擇只是配合了它不斷演變的機制。

此後，民族國家遭遇到了全球化的挑戰，讓文化與社會本身的固定邊界與單一性都遭受到了流動性的威脅，在多元主義的號召下，整體性規劃受到質疑，大屠殺的陰雲也似乎蕩然無存了，人的理性化也受到了多元主義方式的理解。

然而這並不等於說，這樣的「現代」就重建了人類的價值與意義，並使得平等與正義在多元的流動當中得到本質性的改善。相反，流動性使得社會科學的知識本身不再具有科學的意義，而變成了單純的詮釋。社會科學變成了一種用象徵或比擬的手法來表述當代人在這種現代生活中的體驗的人文主義表述方式。

於是，對這種液態現代性的新體驗，以及用一種個體化的後現代表述方式來對之加以表述，就成為鮑曼第三個階段的任務。

限於篇幅，在此無法就鮑曼的液態現代性的表述進行展開。事實上，晚年的這兩本思想隨筆集，一本就在繼續書寫液態現代世界給個體帶來的新感受，一本卻回到了《現代性與大屠殺》，把「大屠殺」存在於日常生活的主題重新加以彰顯。

顯然，對於現代性的批判，以及對現代性的深切感受，鮑曼都無法擺脫理想破滅後的無意義感，以及「大屠殺」的陰影。

《來自液態現代世界的44封信》是鮑曼從當下這個信息技術高度發展，時空相互重疊，資訊無比發達的世界中收取到的信件。選擇數字44，是紀念波蘭偉大的浪漫詩人亞當·密茨凱維奇，他提供了一個代號44的神秘人物，用來象徵對自由的敬畏與期待，以及自由的到來。

不過，現實卻與這種期待相去甚遠。在這個液態的世界，人不再擁有將來要去實現的夢想，他們的目標在快速變化的情境中很快就消失殆盡，就像在奔騰的洪流中尋找一艘固定的船一樣。

人與未來的聯繫被當下的匆忙所阻斷，個體間的交往也往往一晃而過，很難得到沉澱與積累。人所把握的信息量之大，已經讓他無從選擇，而恰恰是在這些鋪天蓋地的信息洪流當中，個人卻積極而熱情發布自己的信息，彷彿要依賴這些信息來使個人避免被阻隔在世界之外一樣，然而在這樣的信息世界中，個人註定是孤獨者。

代際交流被沖得支離破碎，父母與子女之間出現了新的交往恐懼症，老人成為孤立的弱勢群體，而年輕人則熱衷於把自己的隱私發布在Twitter和Facebook這樣的社交網站上，並在其中尋找消費主義與現代網路科技相結合所產生的快感，而這樣的快感只是為了暫時治療一下內心的那種不確定性。

於是，在這個液態的漂流中，處處是危機的意識。恐慌、疾病、藥物、預測、恐懼、抑鬱、預言家的謊言成為常態。

在最後的一封信中，鮑曼回到了加繆，這位不斷探究人類荒謬性的哲學家，因為他指出人類就是不斷地驅逐自己身上的病態，從受奴役的狀態變成了快樂的實幹家。可惜，今天的人類已經很難發現自己所患何疾了。

2009年底，鮑曼經歷了喪妻之痛。在《此非日記》的2010年12月29日的日記中，鮑曼寫道「珍妮婭在一年前離開了我……相比詛咒黑暗，她更願意點亮蠟燭，她的光亮溫暖了世界」。

珍妮婭是生於著名波蘭裔猶太作家。13歲的時候與家人一起被希特勒圈禁在華沙的猶太人聚居區，後僥倖逃生。1948年與鮑曼結婚，後在波蘭電影界發展，很快在軍隊與政府對猶太人的迫害中遭到排擠，跟隨鮑曼流亡英國，在倫敦的街頭一起感受過飽受消費主義習氣侵染的小店員對東歐移民的輕蔑之態。

她寫過很多回憶性的文字，如《晨冬》、《回歸之夢》、《高牆之外》來紀念她和家人早年的痛苦歲月。也正是這些作品，激發了鮑曼寫作了《現代性與大屠殺》。兩人呼吸與共且靈魂相伴，恰恰是液態現代世界所無法沖刷掉的。她的離去，讓鮑曼深受打擊。

在《此非日記》的開篇，鮑曼就說：「珍妮婭離去之後，我便跌入孤獨最黑暗的盡頭。在這裡，孤獨的苦澀，它最刺鼻的沉澱和最有毒的氣味交雜橫溢。」

《此非日記》都是與珍妮婭對話的內容，一部更加讓珍妮婭對大屠殺的追述能夠繼續下去的紀念文字。因此，液態現代世界的體驗在其中有所淡化，不平等和壓迫在日常生活中的強化成為了重點。

在新一輪的金融危機以及政府應對措施中，貧困正在迅速擴展，而貧富差距正在拉大，官僚機制那種分類化處理的方式，隨著整個世界進入消費主義時代又以新的方式表達出來，那就是淘汰那些無力消費的人，支持那些有能力消費和創造消費品的人。

美國出現了大量的失業者，而市場一開始允諾他們的中產階級生活瞬間化為泡影，政府卻向金融巨頭們伸出了援手，向他們提供幾乎是免息的貸款。銀行高管們的收入非但沒有降低，反而越發高漲。大量的大學畢業生面臨著失業的困境，他們在讀書期間所抱的美好願望在現實面前被砸得粉碎，相對於生育高峰時期的X一代，以及1970-80年代出生的Y一代，他們已經成為了新的Z（Zero）的一代，就是沒有工作，沒有機會，沒有未來。

與此同時，政府還在削減教育的開支，讓大量支付不起教育費用的學生跌出優質教育的圈子。越來越多人失去了消費的能力，因無力償還先前的貸款而淪為貧民。

在這個過程中，政府與消費主義機器卻勾連在一起，用謊言和感官刺激繼續他們的富人遊戲，這是一個已經被「私人政黨已經包租下來的明日世界」。而無數的窮人，為了孩子在不停的奮鬥，但只有寥寥數人能夠搭上駛向「明日世界」的救生艇，大多數人則沉淪在難以走出的貧民窟中。

族群之間的不平等依然如故，並在貧富分化的浪潮中顯得日益突出。奧巴馬的當選並沒有改變美國黑人群體整體的地位，他們等到的白宮政策無非是過去的延續，而奧巴馬拋棄了那些讓他當選的低收入者，他必須參與到富人和消費主義的遊戲中去。

猶太人回到他們的故土建立了國家，而歐洲的另一大游牧族群「吉普賽人」卻依然如浮萍漂流，被排斥在社會之外，遭受政府的打擊，卻沒有人同情他們。貝盧斯科尼是又一個新的迫害者，用葡萄牙著名文學家薩拉馬戈的話來說，他就是一個義大利語中的「罪犯」。這個罪犯不僅違反了法律，而且違反了人類基本的倫理，違反了義大利傳統的文明，摧毀了歐洲信仰的基礎。然而他卻逍遙法外，還有不少義大利人試圖依附於他，法官、政要、商人等等。

所以，這個時代依然充滿了大屠殺的危機，很多人淪落為「生物性的生存」狀態，被排斥在「社會性的生存」之外。民主化理論早已被排斥在當代政治學的話語之外，公正已經喪失了客觀的基礎，取而代之的是私人社交平台上個人的自我剖露和暫時滿足。書的最後，他用英國著名小說的家威爾斯的期待作為結束：

「這是團結起來的人類看到日出的那一天，那個時刻。人類的磨難已經結束了。現在整個世界，這個星球上的人沒有不殷切希望自我實現，他們渴望健康、財富和自由。這裡將不再有奴隸；不再有貧困；不再有人生來就低人一等；不再有漫長絕望的監禁；得不到科學的全力幫助，以及利益相關且行有餘力的監護人的侍奉。世界將按我們的意願展現在我們面前，完全在我們的力量與想像可以把握的範圍之內。」

這聽起來頗似發自集中營中的呼喊，然而卻源自於鮑曼關於「現代」的日記。正因為如此，鮑曼又把自己的日記稱作「This is not a diary」。

謹以此短文遙祭鮑曼先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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