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社會學視角下的《紅樓夢》淺析

《紅樓夢》的主體內容來源，固然是作者曹雪芹家族生世的浮沉變遷，而這部小說里對情與欲的生動描寫，融儒、釋、道三家於一體的思想氛圍，以及其對於江南地區社會經濟生活的生動描繪，都跟明清時期中國在思想、文化、社會結構等方面的近代化轉型緊密相關。這樣一部融個人生命經歷與大時代變遷於一體的皇皇巨著，成為世代流傳的文學經典，自然也就顯得順理成章。

正是因為這本巨著內涵的豐富性，因而圍繞這本書的閱讀，才會產生各種各樣的讀法：年輕男女關注寶黛之間的愛情，把它讀成一本青春言情小說；紅學家關注書中的文化內涵和歷史指向，因而才會有索隱派、考據派等各種流派的細微解讀方式；而作為一位對社會學感興趣的讀者，我最為關注的，則是《紅樓夢》對明清時期社會、經濟、政治生活的種種精準描繪與再現。正基於此，我把金陵讀書本場關於《紅樓夢》的讀書沙龍，命名為「歷史社會學視角下的《紅樓夢》淺析」。下面，就結合我對於這本書的閱讀體驗，談談自己從歷史社會學視角切入所作的一些粗淺的解讀，當然純屬一家之言，不當之處，歡迎方家批評指正。

流官與胥吏、科舉與傳承

《紅樓夢》里第一個膾炙人口的故事，當屬賈雨村徇私辦案，這段故事因為入選了中學課本而廣為傳播。當時老師無非是強調官官相護，封建社會的腐朽云云。而我從這段故事裡讀到的，更多則是在籍貫迴避的制度下，流官對於當地胥吏的嚴重依賴，以及在職官員跟地方宗族士紳之間的互動關係等等。清代的官員籍貫迴避制度，可能是歷朝歷代里最為嚴格的。這一制度的初衷，當然是為了防止地方勢力尾大不掉，形成朋黨和割據態勢的可能性；然而對於該制度的嚴格執行，使得非本土成長的流官，往往會對當地風土人情非常隔膜，甚至一無所知，反而會加大對於當地土生土長的胥吏的依賴性。而正是由於這種隔膜和一無所知，流官跟當地宗族士紳勢力之間的關係，才顯得更為微妙。在地方上毫無根基的流官，一般情況下，都不會去得罪乃至觸犯地方士紳的利益，而能否處理好跟他們之間的關係，某種程度上也成為考量官員政績的重要指標。如果置身於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去考量，我們對於賈雨村如此聽信門子的建議，以及如此看重金陵四大家族的利益，就絲毫不會感到奇怪了。

當中國的歷史長河進入到明清時期之後，科舉制度已經成為了中國社會的主導性制度，它不只促使各個社會階層，都具備成為官員的可能性，也使得社會始終保持一個比較高的流動程度。因此，類似兩漢魏晉時期那樣延綿百年的世家大族，到了明清時期則可謂是鳳毛麟角。民間常言的「富不過三代」，就是這樣一個道理。《紅樓夢》第十三回里，賈珍對賈蓉的監生身份自覺沒有底氣、臉上無光，於是在其履歷上，便寫上了三代家祖的顯赫身份。這個故事表面上好像是反映賈家世家大族的顯赫地位，但仔細推敲的話，就會發現賈家這一脈可謂是一代不如一代，恰恰映證了世家大族在明清科舉制度極為發達時期的難以持續。

情慾與禮法對立的內卷化

《紅樓夢》書中一個最為鮮明的特色，就是對於情慾的豐富描寫。這種注重情慾內容的寫作風格，跟元代的《西廂記》，明代中後期的《牡丹亭》可謂是一脈相承，晚清民國時期的鴛鴦蝴蝶派，很大程度上也是這一延綿數百年的寫作流派的延續。《紅樓夢》對於情慾的描寫，充分體現了當時儒釋道合流的社會思想傾向。比如在第十六回，前有賈瑞，後有秦鍾，兩者均因情慾之事，而丟了區區性命。從大的方面來講，這樣包括情慾在內的一切皆空的情節固然可以指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佛家義理；然而仔細探究的話，賈瑞對鳳姐的情慾有違人倫，而秦鍾跟智能的偷情也違背了佛門清規，因此這樣的故事安排，又可以跟「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余脈產生聯繫。同一個故事，既可以指向佛家般的出世，又可以指向理學（道學）層面的入世（對傳統宗法倫理秩序的維護），這種合流傾向非常明顯。

這種情慾文學的出現絕非偶然，一方面是統治者不斷強調理學秩序和正統倫理，另一方面卻是廣大庶民隨著商品經濟的日益發達而「飽暖思淫慾」。中國社會官民之間的文化分野與對立，透過上述作品，已經得到清晰的展現。然而對立之中又有相互依存，《牡丹亭》後半段回到封妻蔭子的情節套路之上，《紅樓夢》中賈府敗落之後的寶玉科考，都證明這種對立的內卷化特點。而寶玉科考之後的遁入空門，更是證明在當時現有社會秩序下另起爐灶，已經超出了作者的想像能力，因而寶玉只能逃離世界，而非改造世界。

《紅樓夢》里這種對於情慾與禮法之間對立的內卷化特點，到了第六十八和六十九回，有了更加豐富的展現。鳳姐對於尤二姐百般算計的這一段，簡直就是一部縮微版的宮斗大戲，比之當下熱播的電視劇《甄嬛傳》和《步步驚心》，其複雜豐富程度，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大抵類似尤二姐這樣為情慾所困的女人，會比較注重感性與直覺，在城府和心計方面多有不及，容易遵從慾望的同時，也容易輕信他人，以至於一步一步上了鳳姐的圈套，最終殞命。而張華和秋桐，都是這齣戲里不可或缺的角色，前者為利，後者為勢，都成了鳳姐圈套當中的棋子。前有賈瑞，後有尤氏姐妹，縱於情慾之人，在《紅樓夢》中的結局都堪稱凄慘。因此雖然有很多學者認為，《紅樓夢》彰顯情慾，倡導自由，但是其倡導的情慾與自由，並非指向對傳統禮教與道學的反動，相反卻是嚴格內嵌於傳統倫理秩序之中的情慾與自由。《紅樓夢》里的社會倫理哲學，本身就是清代中期統治階層倡導的程朱理學，跟市民、文人階層中仍然有較大影響力的陽明心學和性情說等思想，互動和交織的產物。

多元化權力格局下的矛盾衝突

《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祖上出身於滿人的包衣家奴，其進入官場的方式既非士人採取的科舉，也非商人採取的捐納，而是以滿人權貴集團的家奴身份，直接獲得官職和權力。這樣一種權力取得途徑多元化（科舉、捐納、家奴從政）的狀態，在清代體現得最為明顯。而這種多元化路徑所呈現出來的錯序的權力格局，在《紅樓夢》當中也有不少反映。

比如書中第二十回，李嬤嬤怒罵襲人這段就很值得細品。套用現代社會學的話語，階層、身份和資歷都是構成社會資本的要素，在某種條件下，高資歷、低階層的個體的社會資本，可能會比低資歷、高階層的個體還要來得高。李嬤嬤儘管身為奴僕，但由於年資久長，不只可以隨意辱罵年輕丫環襲人，就連寶玉和鳳姐，都要讓她三分。除了年資之外，與權力中心之間的距離遠近，也是決定社會資本高低的重要因素。李嬤嬤作為老奴僕所具備的高社會資本，一方面是中國帝制社會的通行特點，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指向曹家以滿清貴族家奴身份出身，後來成為一方諸侯，權傾一時的歷史事實。而這種狀況，直到現在也仍然普遍存在。高級幹部的司機、保姆和秘書，往往要比其下屬的一般司長、處長更有話語權的原因。其實在中國古代，外戚和宦官之所以能一再成為跟官僚士大夫分庭抗禮的政治力量，也是得益於他們跟皇權之間獨特的親近距離。只不過到了清代，包衣奴才取代了宦官的地位，但他們取得權力的方式，同樣是得益於與皇權之間的親近。

而書中第三十七回同樣對這種權力多元化格局帶來的矛盾衝突有豐富的刻畫。賈政雖非科第出身，但基於書香世家的身份，被皇帝委以學差的重任。自科舉制勃興以來，古代官僚，如果自身並非出身科舉正途，往往會呈現出兩種走向。一類如清代雍正朝的封疆大吏田文鏡、李衛，因為並非走科舉路徑步入仕途，因而對科舉士大夫群體，會抱有一種因自卑而帶來的仇視與厭惡，雍正朝的科甲案和李紱一案，均跟田、李二人對科甲出身官員的排擠與打壓緊密相關。另一類人，因為並未取得科舉功名，並且為此而感到缺憾，反而會增加對讀書人的敬重與倚仗，包括袁世凱在內的官僚可以歸為這類。賈政更大程度上屬於後者，他跟袁世凱不同的是，袁出身行伍，父親也是淮軍將領，而賈則出身書香世家，祖上和同輩中，都不乏擁有科舉功名的人。身處這樣一個讀書群體，又只因恩蔭進入仕途，反而會強化他對於讀書（特指儒家經典），以及這些書背後倫理綱常的強調和踐行。賈政對於寶玉的嚴責與失望，跟這一點緊密相關。而這種心理，跟那些因文革等政治運動失去上大學機會，轉而拚命要求子女考上名校的當代父母，如出一轍。

賈府衰敗的社會格局考察

費孝通先生，曾經用「差序格局」一詞，來總結中國社會的運作特點。《紅樓夢》里同樣有著豐富的對於中國社會格局特點的描寫內容。第七十一回賈母八十壽辰的宴席次序安排，就可以用費老所言的「差序格局」來形容，但跟費老「差序格局」概念的指向又有明顯的區別：第一天是皇親國戚，第二天是中央和地方上的重臣名將，第三天則是賈府官場上的同僚和親屬堂客。這樣的排序，體現的是一種權力結構上的遠近，而非一般親情意義上的親疏，跟皇帝相關的人員放在首位，而自己的親屬同僚反居其後，是傳統宗法社會的必然要求。而隨後從初一到初五的家席，也是按照家族父系牽頭人在家族中的地位和尊卑狀況來排序的，位尊者優先，而下人奴婢則放在最後。寥寥數行，足可作為社會史研究的重要文本素材。

而賈府的由盛轉衰，從社會學角度來說，也有著其必然性。賈府的被抄，儘管從表面上來看是家人作姦犯科，但實際上的深層次原因，則源於賈府的運營模式根本不可持續。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個別成員在官場或商場中的順風順水，的確能夠帶來其所在家族的一時興旺，然而家族的得勢帶來的就是家族規模的迅速擴張，這裡面既有族人三妻四妾和生活改善後帶來的繁衍能力增強，也有與族人生活水準提高相伴的奴僕數量的猛增。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一個家族要想持續發展，要麼就是擁有極為龐大的實業，要麼就是擁有一大批在朝中做官，享受俸祿和權力帶來的巨大隱性受益的中堅力量，這也就是古代的名門望族，往往都強調耕讀持家的原因。「耕」帶來的是持家的基本財富，「讀」指向的是維持家族地位的功名權力。反觀賈府，之於前者，不注重農耕，反而一味依靠地租和放貸生活，這种放棄實業而執著於資本運作的思路，在農業主導的傳統社會裡，是嚴重的捨本逐末；而之於後者，賈家的第三代傳人里，多的是浪蕩紈絝子弟，就連諸多讀者喜歡的寶玉，按照傳統倫理來考量，也是一個胸無大志、沉浸於兒女溫柔之情的痴者，竟無一人在科舉功名上有大的潛質。兩方面一綜合，都決定了賈府的衰敗不可避免。

在賈府衰敗之後，又連續遭到有內應的盜賊的洗劫和侮辱。在中國傳統大家族當中，自然會有族人和奴婢的分野。維繫這種等級秩序的，一是靠儒家禮法的意識形態灌輸，一是靠經濟利益維繫。在賈府因被抄而導致衰敗之後，奴婢們所能得到的顯性和隱性經濟利益明顯減少，而違背禮法秩序的違規成本，又因為賈府的勢弱而大大降低，在這雙重因素的作用之下，奴婢們的鋌而走險就顯得順理成章。與《紅樓夢》里的這些記述形成對應的，是明清鼎革時期，江南地區普遍發生的奴變現象，一方面是改朝換代帶來的禮法秩序鬆動和社會管控弱化，另一方面則是搶劫主人所可以預期的豐厚收益，奴婢們的造反邏輯，跟《紅樓夢》的上述內容如出一轍。

當然，《紅樓夢》里歷史社會學層面的意蘊豐富程度，遠非我這篇小小的講稿所能涵蓋，在這裡純粹拋磚引玉，還希望聆聽到各位書友關於這一話題的高見。我的發言就到這裡，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