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定量研究須克服「脫臼症」

學術研究以問題為導向，沒有明確且具有現實和學術意義的問題，不僅無的放矢，失去了與以往研究對話的基礎，也會使得研究本身價值有限。在此意義上，研究問題是文章謀篇布局的「棋眼」，故而，在定量研究中，問題的提出常以開門見山的面目出現。面對同一社會現象，不同的研究者會提出不同的問題，關鍵是如何將感興趣的問題轉化為具有研究價值，或者說在學術鏈條上具有推進作用的問題。一方面，在定量研究中，有些研究者習慣於坐而論道，對社會現實不甚了了，而是通過「敲打數據」（beat data）的方式提出問題。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部分數據導向的研究問題提出伊始便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經驗社會，也使得問題自身的理論張力有限。

社會定量研究文章常被標為「洋八股」，因其寫作大多遵循西方學術規範為樣本的程式化，且語言多顯枯燥單調並鋪陳以各種公式、表格、數字，與鮮活的生活、多樣的個體以及華麗的辭藻相去甚遠而被詬病。竊以為，此為形式問題，無關要旨。恰是由於部分研究在問題提出、概念提煉、指標測量等基本環節的處理上存有「脫臼」傾向，反而加重了為「八股」而「八股」、為統計而統計的嫌疑。筆者並無否定量化研究的企圖，相反，筆者認為定量研究對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推進有著重要意義，但並不能因此陷入方法驅動和「統計至上主義」的窠臼。

欠缺學術性

學術研究以問題為導向，沒有明確且具有現實和學術意義的問題，不僅無的放矢，失去了與以往研究對話的基礎，也會使得研究本身價值有限。在此意義上，研究問題是文章謀篇布局的「棋眼」，故而，在定量研究中，問題的提出常以開門見山的面目出現。面對同一社會現象，不同的研究者會提出不同的問題，關鍵是如何將感興趣的問題轉化為具有研究價值，或者說在學術鏈條上具有推進作用的問題。在這裡，有必要對研究方式加以區分。簡要而言，社會研究可分為「解釋性」（explanatory）和「解讀性」（interpretative）兩種取向，量化研究以解釋性居多，從而常常需要面對「為什麼問題」（why question）和「怎麼樣問題」（how question）。但是否以「為什麼」和「怎麼樣」形式出現的問題就是有價值的學術問題？這有賴於研究問題的現實意義和理論張力。

一方面，在定量研究中，有些研究者習慣於坐而論道，對社會現實不甚了了，而是通過「敲打數據」（beat data）的方式提出問題。即研究之初並未有明確的方向和構想，也無經驗質感，單憑數據入手（且多是二手數據），找出變數間的某種關聯方式，再加以提煉生成研究問題。提出問題的本意是為了尋找答案，但事實上，這種研究往往是答案已在，提出的問題是為後文的答案服務。需要注意的是，這種研究方式並非「紮根理論」的研究範式，而是研究者為了文章寫作的需要而加以精心構造的，遠非從經驗現象中歸納得出。數據導向的研究路徑從數據中來到數據中去，只要掌握一定的統計分析技術，就可以在書齋中完成一篇「構思嚴謹、論證合理、結論完美」的學術論文。但由於缺乏現實生命力，不少文章如過眼煙雲，完成發表之時即宣告其學術生命結束。

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部分數據導向的研究問題提出伊始便在一定程度上脫離了經驗社會，也使得問題自身的理論張力有限。我們知道，研究問題提出的後續環節是文獻梳理以及研究假設的跟進。在浩繁的文獻中尋找問題突破口並圍繞研究問題提出假設並非易事，但由於答案在先，這類研究的文獻梳理看似圍繞某一問題展開，實則是為後期答案現身的合理性尋求文獻支持。看似熱鬧的觀點碰撞，恰如堂吉訶德與風車的決鬥一樣，伴生的研究假設要麼了無新意，要麼不證自明。這種取向的研究所自詡的創新性問題自然並非前沿更非填補空白，只不過可能是如有學者所言的「很多創新只反映作者的學術自大情結，或者作者對相關文獻的無知」。也就是說，如果脫離社會現實，從數據堆中推導研究問題，進而將之視為社會經驗問題對待，只會使研究退回到自娛自樂之中。

「功用導向」導致的核心概念缺乏分析力

研究問題提出後需要通過概念化的步驟提升到分析性層次，也就是前文所述的，研究問題要有理論張力。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果不把經驗問題上升為一個理論問題，就無法與前人的研究接上茬、對上話。或者即使有對話，都是散漫而不緊湊、混亂而無條理的。」

定量研究很少通過邏輯演繹的方式對形式性問題進行檢驗，多屬於經驗導向，這就使得不少研究問題往往「見山是山、見水是水」，或缺乏社會想像力，或缺少理論洞察力。但社會現象繁紛複雜，又要求研究概念能夠應對研究問題所指涉社會事實的變異性（variation）和社會情境（social context）的多變性，這就為經驗導向的定量分析提出了難題，即如何在數據分析與理論闡述間尋求結合點和平衡。處理不當的結果是有些研究在分析概念與研究問題的關係上呈現緊張狀態，甚至出現「兩張皮」的窘境，進而表現為兩種較為普遍的問題傾向。

一種傾向是「扯虎皮做大旗」。凡論及某一問題就從理論堆里進行翻找，概念的出處和作者愈是在學界享有盛望，使用的概率越大。這種「傍大款」和「抱大腿」的方式往往忽略了核心概念和理論框架不僅要能夠與學界對話，同時也要契合研究事實。如有一些研究對理論的適用性認識不足，經常對理論概念誤用，造成一些似是而非的關聯，或者理論闡述與數據分析脫節，各自為陣。還有就是概念和理論使用中的「追星熱」，有些研究者的理論或所使用的概念甫一走紅，便擁躉無數。比如，各種冠以「資本」的概念層出不窮。如果沒有對概念和理論適用性的檢驗，難免有「拾人牙慧」、牽強附會之嫌，更可能使得分析概念與研究問題「各表一枝」。

另一種傾向是迎合數據結果自造概念。與借用他人的概念不同，有些研究通過構建全新的概念用以研究所需，這本無可厚非，但核心概念的分析性任務要求其不僅要明晰、契合、概括，而且需要理論和關聯性問題的支撐。如果構建的概念達不到上述要求，甚至隨意生造，只會徒增研究的複雜性，減弱分析的力度。一個全新的概念既需要在內涵和外延上進行明確的界定以便於學界理解，也需要貼近現實問題不至於讓人產生歧義。更為重要的是分析性概念的構建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減少社會現象的變異性而進行的分類，這種分類不僅要有正交性（orthogonality），即類別間互斥不相關，也要同時具有完備性（completeness），即儘可能含括要解釋的所有事實現象。如果達不到這種要求，遠不如在既有的概念基礎上進行擴展。可以說，為了迎合數據結果所需，多數從功用性出發借用或構造的概念往往分析力不足，背後多是對理論的敬畏不足或理解匱乏。

「統計導向」導致的理論概念操作化不足

社會定量研究多是「借眼觀世界」，也就是說，分析使用的數據無論是來自社會調查、數據挖掘抑或是文本、語音等資料，都是研究者藉以觀察經驗世界的媒介和依據，最終的研究結論都要訴諸抽樣總體或目標總體。一方面對各種資料進行數據分析得以可能既得益於統計技術的進步，但另一方面也因此使得統計導向和方法驅動的研究情結日益加深。這種趨勢發展的一個後果便是在定量研究中對概念操作化和測量往往語焉不詳、匆匆帶過，認為只要將數據帶入到統計的「磨坊」中，便能通過各種方式的數據分析（massage the data）得到想要的研究結論。這種研究取向的負面後果十分明顯。

一直以來，測量或概念的操作化被視為定量研究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就是說測量環節是承接研究問題、理論概念和數據資料的橋樑。如有研究者形象地描述到，「如果我們忽視測量問題，那我們將遭遇的效應和結果，就像天文學家被迫使用破裂且沒有校準的稜鏡、測繪員被迫使用橡皮尺或乾脆不用尺子、物理學家被迫使用忽快忽慢的手錶一樣」。測量的同構性程度決定了理論概念是否能被數據資料所背負、研究假設是否能被數據資料所證偽，沒有嚴格的測量環節也即意味著研究者可以隨心所欲地運算數據。

在社會研究中，統計技術自使用之日起就被作為分析問題、探究原理的工具。在理想意義上，如果能用簡單工具實現的分析就不應該使用更複雜的工具，但有些深陷於「統計雜耍」中的研究者，卻對基礎的測量不屑一顧，而是迷信於函數、方程和複雜的程序計算。結果是隱瞞數據缺陷的行為更加難控，數據結果與現實生活漸行漸遠，甚至形成如有學者所言的一種困境，「通過千變萬化的程序計算，來把玩和取代人們現實生活中的生命體驗，而成為數學技術的傀儡」。

上文討論的三個方面即研究問題的提出、分析性概念的提出和研究概念的測量，是量化研究的基礎環節且環環相扣，但部分研究將數據統計環節僭越為主，使得上述部分存在程度不一的脫節、錯位或忽視傾向，進而影響到整體研究的效力。筆者並非定量研究的專家，只是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對上述問題有一些思考，瞽言芻議，謬誤難免，藉以拋磚引玉。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市場化進程中的結構緊張與相對剝奪感研究」（13CSH024）階段性成果。原載於《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