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交遊與文獻傳播

在近代大眾媒介興起前，文獻傳播的途徑仍相當狹窄。帶有組織機構性質的官方藏書存在明顯的封閉性，商業化的圖書市場則偏重於蒙學讀物、生活用書及文藝作品，因而人際網路成為學術圖書的流通渠道。清代學者不像宋、明士人那樣喜好聚徒講學，而是交遊活躍，往來書札浩如煙海。許多書札以書為緣，多涉贈書、刻書、評書和買賣圖書，呈現出一幅廣闊而生動的治學畫面，《清代名人書札》、《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便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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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書

贈書是文人學者的雅好，官員尤其是儒臣不乏受贈機緣。他們有時也將圖書和字畫贈送朋友、部屬，但更多的情形是單方面受贈。晚清名臣曾國藩曾組織刻印《船山遺書》，幕府中也多嗜書之士，成為圖書交流的場所。比如，久在曾幕的理學家方宗誠致信京官陳介祺云：「《閻懷亭文集》前在濟寧戎幕已以惠贈之本轉送節相……惟韓理堂文至今未見，前者閣下謂刻板在京，許將來寄贈一部，未審何時能承嘉貺？生平嗜書成癖，而凡名儒之文尤篤好之，想吾先生必不食此言。如蒙賜到，必細讀之。」曾國藩的部將也不乏雅好圖書者，如彭玉麟便關心刻書。李元度致信云：《國朝先正事略》刊行後，「謹當專丁送呈請誨，以不負我公一片樂成人美之苦心耳。《石鐘山昭忠祠記》大刻，同人索觀者多，贈公及太夫人行述求讀者尤夥，便中乞寄賜各數本，交小荃中丞轉交，則如獲拱璧矣」。

道光進士閻敬銘，陝西朝邑人，咸同間官湖北按察使、布政使等職，光緒年間曾任山東巡撫，官至軍機大臣，因反對慈禧太后修繕圓明園而罷職。閻氏工書法，好書籍，曾編刻其師、關中理學家路德的《檉華館文集》，往來書札多涉圖書。他有時也贈書，如將上司胡林翼的《胡文忠公遺集》寄贈道光進士、任京官的王拯。但更多的情形是，他安排故舊門生搜集圖書。晚輩官員潘霨收到閻氏「書一包」及開列購書名單後，回信云：「上次奉寄各種，均系拙刻，邇日計呈誨削。茲承開示一折，據局員稟稱，外省寄售之書，自胡月樵觀察乞假回浙，盡移原版分置他處，所存業已賣缺，特照原單簽出……寄上，至區區之價，無需擲還為幸。」

山東的一些舊屬也積極為閻氏買書、寄書。東昌知府姚濟勛致信云：「茲際穆雲郭觀察隨丁宮保赴川之便，寄呈《玉函山房輯佚書》一部、《春秋大事表》一部，共裝一箱，伏祈賞存。」「書局所刊《通鑒綱目》，僅成二十餘卷，俟告竣後，當刷印成部，覓便寄呈均覽。」曾任山東道台及鹽運使、按察使等職的衛榮光致信云：「由貢差寄去寸箋，並《通鑒長編》，計登青覽。」吉燦升也稟告刻書、寄書情形：目前書局尚無大部書冊，「現查《佩文詩韻》、《洗冤錄》甫刻竣，茲正刻汪龍庄《夢痕錄》及《雙節堂庸訓》等書，似屬強弩之末。謹呈《讀書分年日程》二部」。地方官李宗岱告知山東書局擬開刻《十三經註疏》，並將《吾學錄》一書呈寄。又云：「惟《空山堂史論》，肆中無現成之書，已托彬卿囑牛氏刷印，一兩月即可寄上。此外惟《鄂宰四種》、《儀禮韻言》二書尚未購得，容俟續寄，外呈書四種，並乞叱存。」可以說，閻氏以舊誼和權位在山東建立了一個圖書收集網，書籍寄至京師後或為收藏，或為轉售。

名人書札，是中國文化一個獨具特色的藝術、文獻形式，集中體現具書人品格、學問、識見、藝術修養於一體。書札涉及內容非常廣泛，有對戰爭的議論，有對吏治和官場一些現象的指摘，有對國家的擔憂，有對民俗民風、學術探究、典籍整理、雕板印書的討論等等。這些信札是私人往來，所談多是作者親身見聞。

官位較低而兼做學問者是互贈圖書的主體。乾隆漢學家汪輝祖、孫星衍均重考證，嗜讀書。孫星衍尤好刻書，曾將自著文集及所刻《古文尚書》《元和郡縣誌》《孫子十家注》等書寄贈汪輝祖，後者投桃報李，擬將自著《二十四史同姓名錄》序例、《九史同姓名錄》《元史本證》等書刻本寄送孫氏請益。孫星衍將撰、刻的書籍廣送朋友，也經常收到回饋。嘉慶四年（1799年）王念孫的《廣雅疏證》刊行後，便致書孫氏雲「容覓便人寄呈教正」。當時，王念孫、孫星衍、李兆洛等均不失為流通學術圖書的中心人物。

隨著漢學的擴散，偏遠地區的典籍交流趨於活躍。甘肅張澍於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知縣而不廢學，研究古代姓氏和西北地誌之學，可謂西北學術荒漠中的一塊綠洲。張澍收到張湄寄贈的《月鹿堂文集》及《清江縣誌》後，深感受益匪淺。主講學海堂的錢儀吉收到張澍寄贈的札記後，回信告知兩廣地區有罕見的姓氏。而著名輿地學家徐松收到張著後，致信云：「寄示《西夏姓氏錄》，展卷細繹，歡喜無量。第西夏之書無一存者，搜輯頗不為易」。儘管如此，張澍還是撰成了《姓氏五書》等，詳考古代史籍所載及西北少數民族政權下的姓氏，被人稱為專家絕學。

咸豐拔貢張鳴珂曾官江西德興知縣，好《說文》學，治學謹嚴，擅書畫、詩詞，又好藏閱圖書，往來書信多涉書籍。曾國藩的幕賓李士棻致信云：「送上王空桐氏所撰《說文五翼》二本。聊質尊藏。」咸豐舉人彭祖賢在仕途騰達之前，也曾致書張鳴珂：「謹甫校刊《二林居集》將竣，少頃送呈，請復校為感。」咸豐進士、曾任軍機章京的廣東學者葉衍蘭則求張氏贈書：「承示秋間即將大著詞本與《說文佚字考》同授梓人，剞劂告竣，務求賜寄一份，俾先讀為快。」張鳴珂也與馬新貽的幕賓、喜好刻書和詞學的許增互贈著述。許增有函云：「讀《贈言》一集，固知才人作吏，絕異凡庸。只此一卷書，足為吾村光榮矣……《納蘭詞》附寄。近刻《白石詩詞》六卷並張叔夏《山中白雲詞》八卷，又《詞源》二卷，冬間想可斷手，再當奉寄。」同治進士、久任學政的汪鳴鑾收到張氏所贈《西堂先生詩文集》《結一廬書目》之後，則將《段氏說文注訂》《說文新附考》《古紅梅閣詩文集》三種回贈，並表示希望讀到理學家吳嘉賓的書。大體說來，身兼仕學者是晚清互贈圖書的主體。

下層學者因研究需要或交誼也互贈圖書。嘉道年間，湖南學者鄧顯鶴喜好刻書，以之贈送朋友，又從朋友處收集材料。他致書黃本驥云：「《資江耆舊集》已印得百五十部，今以一部寄呈左右，訛字知尚不免，幸有以正之也。《沅湘集》明代已寫出清本，現在粟翁處，再得一年即可告竣。前函托訪之書乞為留神。」以鄧顯鶴為中心，一個收集、刊刻、分贈圖書的網路隱約可見。後來，他輯刊王船山遺書，被譽為清代湘學復興的導師。

浙江學者蔣光焴好刻書、贈書，曾將家刻《詩集傳音釋》贈道光進士、湖北學者王柏心。之後，王柏心回贈以自刻《漆室呤》。蔣光焴又將朱子《詩傳》校核重刊，以嘉惠士林，並將一部寄贈同鄉伊樂堯。伊氏回信致謝，並云：「梓本尚有一二訛字未刊正者，謹列於後以附聞。」而其姻親、嘉善學者鍾文蒸也回信云：「接讀賜書兩件，並賓日、翼甫文信各一件……廿一日又接賜書一件，並廉卿同年書一件。」鍾文蒸讀了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手稿後，認為是書「皆論食貨、兵刑凡時政所當改革者，末數篇反覆於中夏之能自強，其慮尤深，其言尤切，頃從友人處借觀其稿本，蓋有志用世之學者也」。贈書是士人交遊的機緣，也是文獻傳播、學術交流的重要渠道。即使是官位不高或官場之外者，其意義也是不容忽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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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書

古代士人讀書治學的資料有限，不免向朋友借閱。乾隆末年的順天舉人舒位，家境貧寒，以館幕為生，工詩。舒位無力購書，常從朋友處借閱，其致李鼎元信云：「承許借《新唐書》全部，並《摭言》亦已檢出，今特遣價走領，祈發交攜回，十日內仍當還書一瓻也。」乾隆進士秦恩復從袁廷禱那裡借抄《本草衍義》，又告知袁氏「所需兩種少遲十日即為檢出奉上。《道藏目錄》僅存一部奉呈，將來仍須借校也」。這些書並非稀見孤本，但寒士們無力購買，而官方藏書又不便借閱，只能借抄。

晚清寒士張星鑒傳衍家學，與戴望、陳倬等師從陳奐，以諸生終。張氏以游幕為生，曾撰《國朝經學名儒記》一卷，得河南學政之助刊行，但印數很少。其同門學友丁士涵致書云：「在都門日借抄大著《經學源流記》，偶檢書笥失去數葉，如來省之便，仍望惠我一觀。」該書比江藩的《國朝漢學師承記》收錄人物更多，但仍有遺漏。浙江名士李慈銘遂寄贈相關圖書，以便增補。其信云：「茲奉去何氏學兩本，此君學問卓能自立，觀其駁正段、鈕兩君《說文》數條，皆極精確。卷首陳序稱其他所著述尚多，是亦閩中一學者也。祈加審閱（卷中誤字甚多，並望隨時改正），以補大著《名儒記》之遺。」與此同時，戴望欲為業師宋翔鳳作年譜，卻苦於資料匱乏，不得不求助於張星鑒：「今者思欲為宋先生年譜而問之其家，詩文集刊本無一見存，如足下處有《樸學齋文錄》、《憶山堂詩錄》二書，萬望郵示為感！」

下層官員張鳴珂有心成人之美，借書給朋友之事多見於信函。浙江廩生高均儒曾致信云：「尊編書目及梅溪山房抄本奉繳。乞假書四種，別紙開呈，惟察。」多年任訓導、教諭的沈景修工詩詞、書法，好欣賞碑帖，致書張鳴珂：「《說文》小篆本未知何時可以畢事，倘得借觀，益我多矣。」

當然，有些書籍印數少，流播有限，需要者無論貧富都不免借抄。曾國藩的得意門生俞樾，著作等身，為晚清著名經師，卻不乏借書之事。他曾將一本己著寄贈同鄉學者孫殿齡，又從孫氏借書，並致信云：「《唐人說薈》已經全閱，因樵翁借觀，故未送還。聞閣下處另有書四本，縷述英夷之事，未識可賜觀以廣見聞否？如蒙許可，閱後當與《說薈》一總繳呈記室也。」

借書多在朋友之間，尤其是南方下層士人、地理距離相對較近者。借書適應了閱讀、研究之需，與贈書一樣不屬於商品流通，卻仍然是文獻傳播的重要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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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買賣

清代學術圖書市場集中於京師和江南，這裡人文薈萃，藏書樓、書肆較多，但全國並無統一的銷售網路，學術圖書的買賣一定程度上仍依賴於親朋故舊而情形不一。

其一是官員大規模購書以銷售或贈送。朝官閻敬銘常託人買書，咸豐進士龔易圖為其代理人之一。龔氏曾任知縣、知府，官至江蘇、廣東按察使，湖南布政使，較閻氏輩分稍晚而同好書籍。龔易圖致信云：「諭購各書，一時覓寄無從。茲知仇叔俞處有人回籍，謹備《胡文忠公集》貳拾部、《課子隨筆》三十部，又卑府新刻先高祖文集告成，謹附呈捌部，統交叔俞便人帶至其家，再專人送呈，當不致誤。」「《教諭語》刻已刊就，謹呈五百本，伏乞察收。未敢妄綴跋語，致成蛇足。《梅崖先生文集》已函致鄉人覓取，得即寄呈」。「前購得左季帥在閩所刊正誼書院各種書四十餘種，明春可由輪舶寄到，當並覓便寄上也」。如此大規模購書，主要不是用來送人，而是在京城書肆售賣。

湖南舉人徐樹鈞在同、光年間任戶部郎中、江蘇淮揚海道，也替閻敬銘購書。他曾與曹耀湘負責長沙傳忠書局《資治通鑒》的刊刻、分銷。是書由官方出資刊刻，耗銀六千多兩。徐氏致閻敬銘書札云：「《通鑒》十一月刻完，十二月刷印完……裝訂一百部……每部一百廿本為一箱，均系定作木箱。遵示分送十部外，帶來九十部，以三十部寄解州書院，以六十部寄京師，而江蓉舫要分用五部，不得不應允……至寄京師書五十五部，侄亦托蓉翁交招商局管事帶至天津，交汪子常太守專人送至京師。此項輪船費蓉翁相送。」《通鑒》的刻印、銷售均由官書局承辦，而由閻氏規劃。從其書札可見，京師仍是當時買賣學術圖書的中心，官方刻書已具有相當的商業色彩，但官僚系統仍是南方圖書進入京師書肆的重要途徑。

其二是學者因研究之需，請朋友代購書籍。藏書樓成為學者購書、借書的渠道。如乾隆進士周春，曾任知縣，博學好古，與「拜經樓」主人、同縣貢生吳騫書札頻繁，多談圖書、學術。周春常從拜經樓借閱圖書，有一次還請吳騫代購圖書20餘種，包括胡渭的《易圖明辨》、閻若璩的《古文尚書疏證》及黃道周、徐善等人的書。他對閻若璩懷疑《古文尚書》不以為然，費半月工夫撰成《古文尚書冤詞補正》，如毛奇齡一樣為《古文尚書》辯爭。周春學術興趣廣泛，曾作《題紅樓夢詩》及《書後》，又因「曹棟亭墓銘、行狀及曹雪芹之名字、履歷皆無可考」，請吳騫查核示知。

「小莽蒼蒼齋」是田家英的書齋名，《小莽蒼蒼齋藏清代學者書札》是田家英所藏的清代學者書札總集。書札中囊括了幾乎所有清代重要文化名人的書信手札，如吳梅村、厲鶚、袁枚、劉墉、翁方綱、阮元、馮桂芬、曾國藩、翁同龢、張之洞、林紓、陳三立、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等，共計336人，近600通信札。

有的學者發現了有用之書，便求朋友代購寄上。劉文淇為丁晏代購《資治通鑒》，致信云：「弟現閱《通鑒》，系胡果泉漕帥所刻，校對頗精……頗可觀覽。弟讀第二遍，識淺而又健忘，無所得。吾兄觀書如月，將來讀之，定多心得，當以見示也。茲將《通鑒》百本裝貯竹箱，送子喬孝廉處，托伊侄科試回淮之便寄上查收。其價銀十六兩，總於五月底寄到不遲。」張鳴珂書緣眾多，也熱心為朋友購書。咸豐舉人蔣芳致信云：「承代購《龔定盒集》，亦已領到。閣下征裝甫卸，即為買寄，心感之至，更祈示知價值，以便奉繳。」清代吳縣潘氏科甲鼎盛，文人輩出。舉人潘曾綬任京官多年，工詩詞，好讀書，常與南方任職的張鳴珂互為購書。潘曾綬致信云：「《大誓答問》、《公羊逸禮考證》、《求古錄禮說補遺》、《輔行記》、《西鳧殘草》奉上各一冊，即乞察入」。「《閏竹齋叢書》二十八種奉贈，《感應篇纘義》附繳」。同時，他又求張氏「江浙如有新刊書，陸續惠寄，至囑至囑」。「孫子和（義鈞)全集，浙中有覓處否？望為留心」。潘曾綬收到戴望的《謫麟堂遺集》等書後，又致信云：「江西再有新刻書，經濟、地理均欲觀也」，還望購寄新刊行的鄒漢勛遺著。

同治進士、光緒初年的「清流派」人物張佩綸好醫術，曾致朋友信云：「弟須《薛氏醫案》查閱，此書蘇州有刻本，請為代致一部新刻者，如有舊刻尤佳，可買新舊兩部。」「弟《素問》有宋元兩本、明居敬堂本，不知顧本如何？吳注則藏書家未收，所注精否？日本本多校訛一卷也。《赤水元珠》如是汲古舊本可寄下，或明時初本亦可。」「書價可隨後託人匯寄，近已托得妥處，以後寄款較便矣。《時報》均收到，又及。《小兒直訣》如有陳刻大字本亦即寄來，弟已有之，尚須一本」。張氏熟悉醫書的版本、注釋，研究深入。

孫詒讓發展家學，並以藏書之富和學問之精享譽士林。他與劉文淇之孫、長期在金陵書局校書的劉壽曾書札往返，多論買書、刻書之事。孫氏不僅關注劉氏疏證《左傳》的進展，而且告知自己研究《周禮》的情況，並云：「邗局刻書多前此所未覯者，茲附上一目，煩便中費神代購。舍弟就婚江寧，歸時能交其攜下為盼。」他致劉壽曾的另一封信則記錄了研究《周禮》時，急購相關圖書的情形：「弟前有友人代從江北購書數種，內有洪平齋《春秋說》，系舊鈔本，聞洪年丈覓此書欲付剞劂，弟素喜黃俞邰流通古書之約，倘年丈處尚無此書，盡可寫寄也。然弟有懇者，前在此間書坊見有《士禮居叢書》一部，弟曾許價三十元，後聞為洪丈以三十二元買去。此書本非秘本，且價已不廉，惟內有數種，為弟急需校閱之書，意欲求執事代祈洪丈先以相讓，倘蒙慨諾，即求送至守齋兄處，其價即可由守兄墊繳。」孫詒讓不遺餘力地搜集資料，這是其學術上臻乎精深境界的基石。

其三，學者的著述印行後，不免自己或託人銷售。長洲陳奐以《毛詩》學聞名，其《詩毛氏傳疏》的售賣情形在書信中多有記錄。揚州楊亮回信云：「前次委以《毛傳疏》十四部帶揚，子堅攜六部至海州。遠林兄處僅送來五部，尚存十三部在此。吾兄如向他處作法，即示我，以便效勞耳。」浙江盛時霖告知：「《毛詩疏》乞先付四部來，其價即當陸續收齊奉繳也。」江寧的楊得春也表示：「《詩疏》三部已收到。直到，當由西華奉上也。」至於該書售價，另一位朋友的來信已有反映：「尊著秋濤先生又送兩部來，共三部，佛銀十二元，祈檢收之。」

績溪胡氏的後人胡培系曾致信劉壽曾，告知刊刻《研六室文集》的進展，又說：「《白虎通疏證》聞揚州近已有印本，寄竹報時，祈令弟為購一部，計值若干，乞示奉繳。《顏氏學》已刷印否？並祈代購為荷……前歲印有《儀禮正義》寄售（每部四洋。此書現存軍需局周質庵舍親處），以為重刻《文鈔》之資，貴交遊中如有需此者，並乞為留意是荷。」胡培系一方面求購圖書，另一方面則想銷售胡氏《儀禮正義》，以籌集重印《研六室文集》的資金。

清代圖書市場較前代有所發展，目前有關書籍、出版史的作品已有一些論述，但多流於籠統。事實上，各類圖書的讀者不同，其刊印和流播情形也有差異。我覺得，不妨對不同圖書如蒙學讀物、生活用書、文藝作品和學術著作等進行分類研究，以期深入認識文獻傳播的共性和個性，揭示文獻傳播與士人生活的密切關聯。明清時期，有關士人交遊的材料極為豐富，無論從學術史或文獻傳播史來看，均具有整理和研究價值。上述學者書札可見，以京師、江南為中心，士人交遊為學術圖書的流通提供了多種渠道，也展現了士人治學和文獻傳播的複雜性。

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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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原文載《史學月刊》2017年第1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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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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