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常見作偽法以及如何辨偽

古籍常見作偽法以及如何辨偽

版本作偽的原因和歷史

製作偽本和製作偽書的原因不同，偽托古人著書的原因很多很複雜，一般來說有三條。一是社會原因。由於歷代兵燹動亂，自然災害，典籍的散失與積聚變動極大，原書佚失，後人據記載而偽造古書。二是政治原因。由於統治階級內部的派系鬥爭，為了製造輿論，達到某種政治目的而偽托古人造假書。三是好事者所為，目的在於欺世盜名，招搖撞騙，擴大個人的社會影響，是為名利私慾所驅。這些都不是經濟原因所使。版本作偽就不同了，經濟因素是其決定因素，不法書商利欲熏心是其根源。當然還應當考慮到促發這種貪慾膨脹的客觀因素，比如古書舊本的流傳日稀和藏家的爭購，使古書舊本的商品價值日益增長抬高，加上附弄風雅者和居奇牟利者推波助瀾，更使作偽者有機可乘，有空可鑽。

偽本想要冒充的大都是價值較高的版本，是值得作偽者冒險的版本。確切的說，偽本主要是偽宋本、偽元本，很少有人去假造明本、清本，因為古書版本的商品差價主要反映在宋元舊刻和明清新刻之間。而且偽造舊本需要具體、一般的物質條件，必須有與古本舊本形態接近相似的版本為基礎。很難設想有誰能在一個與古本相差很大的版本上作假到可以亂真的程度。所以偽本一般都是以元本充宋本，或以明本充宋、元本。清代刻本形式特徵去古已遠，作假很難。當然也有以明清劣本偽充明清善本的情況，如用翻刻明世德堂《六子全書》本冒充原刻本，但這在偽本中畢竟是次要的少數。

版本作偽是舊時代的怪胎，是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宋元刻本在宋元時代並不珍貴，宋代女詞人李清照在南渡避難時，忍痛割愛，把藏書棄去。她"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 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獨余少輕小捲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鼐十數事，南唐寫本數篋"。明初，宋元舊本雖損失慘重，日益稀少，但當時還沒有形成追復宋元古風的勢態，宋元舊刻的身價並未憑空拔高，書商作偽的氣候尚未成熟。而這些條件都是在明中期才逐步具備的。

嘉靖時代出現的仿宋刻本既反映了時代之風尚，同時也為偽本製作者提供了製作偽本的基礎。況且那時宋元版本的身價已達到了按頁計價的程度，作偽者有暴利可圖，見利忘義，也就無所不為了。所以偽本的大量產生應在嘉靖之際。

據明萬曆間高濂《燕閑清賞箋》論藏書"條記載："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模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藺紙，或用糊褙方簾棉紙，或用孩兒白虎紙，筒卷用槌細細敲過，名之曰刮，以墨浸去嗅味印成。或將新刻版中殘缺一二要處，或濕霉三五張，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填；兩頭角處或妝茅損，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爐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熏黃，儼狀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蟲於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紙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膩可觀，初非今物，彷彿以惑售者"。類似的記載在其它萬曆間筆記札記中還能找到，這說明版本作偽之風當時已熾烈。乃至清代，宋元舊本更見稀罕，而且清人重視版本勝過明人，宋元舊刻更是身價百倍，書商制偽變本加厲。這在清人著作中屢見記載。

郭麓《靈芬館詩話》說："近時初印本仿宋刻之精好者，以物染紙舊色。其無缺筆者，或另刻一二頁，或偽刻年號以實之。"蔣光煦《拜經樓藏書踢跋序》說："舊刻舊抄本之中，苕賈弊更百出，割首尾，易序耳，剔畫以就諱，剜字以易名，染色以偽舊，卷有缺，劃版以雜之，本既亡，錄別種以代之，反覆變幻，殆不可枚舉"。民國時代，北京、上海等地的某些書商還專門僱傭工匠來製作假本，手段之高明竟使專門研究版本目錄學的行家裡手也上當受騙。解放後，通過對舊書行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這種舊時代的罪惡才從根源上得以消除。但是，延續了數百年的版本作偽活動，畢竟在社會上留下了不少難以鑒別的贗品。這也正是版本研究工作者現在仍需學習掌握版本辯偽方法的原因。

古籍作偽手法

偽改書名、著者以充罕見之書

過去的藏書家選擇善本書時，罕見之書是一條重要的標準。書賈利用藏書家以稀為貴、奇貨可居的心理就剜改書名、著者，偽造罕見的書。如杜氏《通典》二百卷，明嘉靖十七年王德溢、吳鵬有刻本。因為唐杜佑撰的《通典》流傳較廣，倘若以原書真實面貌出現，對藏書家不會有多大吸引力。書賈就將書名剜改為《國史通典》，同時剜去題下杜佑的名銜，加印"南宋禮部尚書錫山郡寶國賢撰"字樣，序文也作刪改，還在書名和著者剜改的地方鈐了 "南京翰林院印"和季振宜的藏書印，以掩飾剜改的痕迹，經過這樣的剜改，就成了罕見的奇書樂。

元刻明修本《晉書》，書賈動手剜改了書名，稱為《兩晉人物傳》，並偽題"無錫王達撰"。這樣一改，使人感覺書名既冷，著者亦奇，比大家熟知的二十四史之一的《晉書》更容易吸引某些藏書家的注意，大可收到射利的目的。明徐弘祖《徐霞客遊記》是地理方面的名著，書賈為了製造罕見書的假象，把書名改為《游名山記》。類似的例子還可以舉出很多，很需要引起警惕，切不可一見假造書名、著作不見各家著錄便認為奇貨可居，故應謹防受騙上當。

增刪刻書牌記

古書中的牌記是考證一書的出版人、出版地和出版年代的重要依據。有這塊牌子無這塊牌子，書的版本價值是很不一樣的。書賈抓住這一點，怎麼對他有利，他就怎麼干。

北京圖書館藏有一部王國維 親筆題跋的明嘉靖刻本《孔子家語》，刻印精良，書品極好。但書賈硬在書前加了一頁刻書牌記，右上角豎行題稱"陳眉公先生重訂：中間豎行大字題名《孔子家語》，左下角署"古關楊敬泉梓"。陳眉公即陳繼儒，明萬曆時人。本來是嘉靖時刻的書，卻安上了一塊萬曆時的刻書牌記，目的在於借重陳眉公的大名以抬高本書的學術價值，並想利用這塊牌子來說明此書版本的完整性和確切性。二者合一，此書便 可以身份大增，書賈從中獲得。

清初刻本《詩人玉屑》，書前原有"處順堂藏板"的刻書牌記，且有"重刊元本"字樣。由於書機時作偽，撤去了這塊刻書牌記，竟騙過了墨海樓蔡氏。蔡氏以元刻本收進，察覺上了當，卻 又反手賣給了別人。這種增換刻書牌記的情況，往往在明清之際所刻的從書中和翻刻本中時常發生。萬其是翻刻本貌似原刻本，作偽方法簡單，只需抽去牌記，略加偽飾即成。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牌記雖是鑒定版本的重要依據，但不能輕信，應該多方考證，審慎鑒定。

剜改序跋

剜改序跋中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或撤換序跋冒充古刻舊刻而從中獲利，在古書版本造偽中亦屬司空見慣的現象。尤其是在配合其他作偽手段時，挖改序跋中緊要之處，更是屢見不鮮。如時彭大翼輯的《山堂肆考》二百二十八卷，明萬曆二十三年刻本。書賈將書名控改為《書言故事》，同時將題下彭大翼纂著的"纂著"兩字剜下，偷梁換柱貼在書賈加印的"錫山陳幼學"名字下面，投藏書家所好。

為了證明這部書確系無錫陳幼學纂著，書賈還對《山堂肆考》原書序文進行剜改，在凌儒的序中就有兩處被挖改：一是交序文第六頁後半頁害蟲去後，杜撰墨"無錫陳夫子好古士也"。二是第七頁文字也作了篡改："集而成編，總之二面四十卷，名曰《書言故事》"，與剜改書名著者相呼應。因此，凡古書中無序有跋，或序跋與的內容自相矛盾時，切不可輕信其中所題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而應當多方考證後，再做決斷。

染紙造蛀以充古刻舊刊

明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曾對染紙和偽造蠹魚蟲蛀痕以作偽有精細的描寫和精彩的議論：近日作假宋版書者，神妙莫測。將新刻摹宋版書，特抄微黃厚實竹紙，或用川中繭紙，或用糊褙方簾綿紙，或用孩兒白虎紙，簡卷用棰細細敲過，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破碎重補。或改刻開卷一二序文年號，或貼過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將宋人姓氏扣真兩頭角處。或用沙面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燈火燎去紙毛，仍用草煙薰黃，儼然古人傷殘舊跡。或置蛀米櫃中，令蟲蝕作透漏蛀孔。或以鐵線燒紅，錘書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轉折，種種與新不同。用紅色裝襯綾錦套殼，入手重實，光賦可觀，初非今書彷彿，以惑售者。或札伙囤，令人先聲指為故家某姓所遺。百計數人，莫可窺測，收藏家當具真眼辨證。

以上說明，染紙以充舊刻，這種作偽手法早在明代就已經有人採用。同時明代還有書坊染仿舊紙，然後印行古書的，關於這一點，商濂還沒有談到。而近代書賈則是利用清時的影寮刻本進行染色，以充舊刻。

版本雜拼

用幾種不同版本雜拼成一部書，是書賈出售殘本的一種作偽手段。

一般以一種較好的殘本作為基礎，殘缺卷用其他版本或其他書拼配，再進行加工，掩飾雜拼的痕迹，以完整的原刻本的面貌出現。有一部《史記》，一百三十卷，明嘉靖四年汪諒刻本。殘存一百十卷，其中卷缺四十八對五十五、八十二至八十七、一百十二至一百十七。書賈為了將這部《史記》配成足本，從明喜靖四至六年王延哲刻本湊齊二十卷配予汪諒刻本。這樣就成 了一部完整的汪諒刻本的《史記》。為將這部明嘉四年汪諒根據宋紹興刻本翻刻的書充宋本，書賈剜去目錄後"明嘉靖四年乙酉，金合汪諒氏刊行"兩行刻書年款，同時剜去題下校題者姓氏，把紙染成暗黃色，給人以古得古色的感覺。還在序和目錄前後偽鈐敢"季振宜印"、"錢謙益印"、"牧齋藏書"等名家藏書印。因王延哲刻本也是翻宋刻本，書賈同時染了紙，初看似宋槧，如果不找書影對比，很容易上當。

無錫市圖書館藏的《唐詩品彙拾遺》十卷，書賈竟用了三種明刻本拼湊而成。卷一至卷五是半頁十一行，行二十字，白口，單魚尾，卷端題《唐詩品彙拾遺》；卷六、卷七、卷十是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白口，雙魚尾，卷端、書口均題《唐詩拾遺》；卷八、卷九則是明俞憲輯的《刪正唐詩拾遺》的殘卷，但版刻年代、版刻者不同，而後一種是另一著作輯本，書賈硬把這三種書湊合在一起，在書前加了一篇明成化十二年陳煒撰的字，就把這部殘本偽造成明成化間刻的《唐詩品彙拾遺》。

割改目錄、卷數

目錄是全書的綱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書的章節體例，可以藉以了解古書由於刊刻者、刊刻時間不同，目錄卷數會產生差異。

書賈常常利用這個特點，刪割目錄，剜改卷數，以殘本充全書。書賈除剜矚 目錄、纂改卷次外，還有偽加目錄一法。此法常見於叢書零種掃作偽；即將幾種叢書零種合在一起，加上一個目錄，另成一書。

如元陶宗儀編的《說郛》，清順治三年兩浙督學周南刻本，存五面六十種。書賈將這些書合起來偽題書名《儒林學海》，明無錫萬鏜輯，還在書前杜撰了和篇尤鏜自序。儘管存書多達五面多種，書賈還是不厭其煩地偽加了目錄，同時還鈐了清名家阮元的藏書印"文選樓"，將若干叢書零種改頭換面，冒充一部完整的稀見叢書。

比較版本優劣的方法

一般來說，比較版本優劣有如下幾種方法：

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較版本優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對善本的解釋就是校勘精良、錯字較少的版本。比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與校勘學中的版本對校法從方法上講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較版本文字優劣，後者是用版本的異同來校勘文字。

換句話說，比較版本文字是校勘學在版本學中的應用，而版本對校是版本學在校勘學中的應用。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版本學與校勘學之間的密切關係。另外，兩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別。比較版本文字，只是對古籍版本的內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為優劣比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對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種方法，要求用各種版本對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訂正。

比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異同，然後才能分辨優劣。文字優劣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正誤，二是優劣。如果一個本子的誤字較另一個本子少，那麼兩本的優劣是很容易分辨的。問題在於判斷版本文字的是並非輕而易舉之事。

篇幅

版本差異還表現在全書的篇幅結構上。因為古籍版本在傳刻過程中往往由於各種原因而增加、減少、改變其篇幅結構，以致出現不同版本的篇幅結構異同，其中自然存在著優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異最為重要，最能顯示版本的優劣。正文的差異大多出現在集部圖書里，像經、史、子類的大部分書記籍，正文內容早已定局，差異多在個別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詩文集的編篡刊印，大多有一個艱苦費日的過程，才漸趨完善。余嘉錫《四庫總目提要辯證》說：" 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後數本，多寡互異，大抵編輯愈後，卷數愈多"。

歷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詩集為例，最初有唐人編輯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數不詳的顧陶刻本和後晉開運二年官書本，以及二十卷的孫光憲序本和鄭文寶序本。後有宋人孫僅編集的一卷本和蘇舜欽編集的《老杜別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寶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書凡九十九卷，除其重複，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詩三百九十有九、近體千有六。起太平時，...............視居行之次，與歲時為行鉑，分十八卷，又別錄賦筆雜著二十九篇為二卷，合二十卷"。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詩編集。

別外，重刻古籍常有節錄之本。節本與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兩者的優劣。節本大都是叢書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銜之《洛陽伽藍記》，歷朝翻刻，傳 本極多，大致分為兩個系統。一種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真意堂三種》本、《廣漢魏叢書》本、《增訂漢魏叢書》本等等。另一種是一卷或不分卷的節錄本，如《說郛》本、《五朝小說》本、《舊小說》本等等。雖然節本中也有個別文字較勝的可勝之處，但從篇幅的完整性來說，畢竟不如足本為優。

比較版本篇幅內容的差異優劣，應該根據不同類型的圖書，採取多種相適應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錄著作《郡齋讀書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優孰劣，自清以來，一直從說紛紜，莫衷一是。孫猛《論(郡齋讀書志)的成書、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優劣》一文，在總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目錄書的特點，把《郡齋讀書志》的篇幅內容分成收錄書量、序文、分類、歸類、編排、書名的著錄、卷數的著錄、編纂者或注釋者的著錄、解題等九個方面，來對衢本、袁本作比較。經比較，發現衢本收錄書量較袁本實際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類目多設兩個。兩本歸類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較優。類目編次雖兩本都有鼠亂之處，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齊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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