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辱母，還得幾個「緊迫性」？

作者丨胡丹

今日讀《南方周末》關於山東冠縣「刺殺辱母者」一案的報道，夜已深，憤難耐，提筆寫下這篇文章。

讀了南都三千餘字的稿子，想說的話很多，一時難以盡抒，且圍繞幾個關鍵事實，奮筆追疾書，草草如下：

我要說的第一個事實是，被刺死的流氓杜志浩在2015年的9月，曾「涉嫌」駕車撞死一名14歲的女孩，並在肇事後逃逸。追兇無效後，女孩家人無奈地說：「交警說抓不到人，我一個農民能怎麼辦？」只得接受了杜志浩的父母通過中間人送來的28.5萬元賠償金。

當流氓杜志浩被殺死後，他的父母「強烈要求」判處於歡死刑，同時提出830多萬的天價民事賠償，他們流氓兒子的命值830萬，那被撞死、身首異處的14歲女孩，為什麼命就只值28.5萬？

一條枉死的人命、一個致死的肇事逃逸案、一個警方「抓不到人」的解釋，就這樣結案了……這樣惡性的刑事案件，原來竟是可以私下調解的！「交警說抓不到人」，竟能成為銷案的理由！

就算暫時「抓不到人」，為什麼不網上追逃？那「抓不到的人」，並沒有逃走，而是作為打手，堂而皇之地加入涉黑團伙，在當地為害一方呢！

杜志浩的老闆吳學占，作為當地黑惡勢力團伙的頭子，長期非法放收高利貸、高息吸儲，對當地企業主進行暴力催債。警察有無調查和監控？如果有，流氓杜志浩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為何一直「抓不到」？

於歡的母親蘇銀霞，是冠縣一位女企業家，曾向吳學占借貸135萬元，月息10%，在支付本息184萬和一套價值70萬的房產後，仍無法還清欠款。2016年4月13日，在被迫抵押給吳學占的房子里，吳學占讓手下在馬桶里拉屎，然後將蘇銀霞按進去，進行侮辱。當天下午，蘇銀霞4次撥打110和市長熱線……以我對社會的了解，這樣的電話，基本上都是白費的。事實也是這樣。

一個被反覆恐嚇羞辱的女性，一對求助無望的絕望母子，一群野狗一樣肆意欺辱欠債者的流氓，矛盾之線繼續延伸，無法解決，雙方的矛盾必將以最尖銳的形式爆發——要麼母子自戕，要麼拚死反抗，殺出一條血路——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警方在2016年4月14日，也就是血案發生的當晚，由於討債者的持續騷擾和恐嚇，在接到報警電話後，出現了。他們在調查後，拋下一句話：「要賬可以，但是不能動手打人。」

要賬就可以嗎？

他們難道壓根沒聽受害者的哭訴，不知道十幾個大漢來追討的，根本就是不受法律保護的高利貸？而且討債者在非上班時間，侵入合法企業的辦公、生產區域，並且採取了控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明顯違法行為，也是「可以」的？

只要不「動手打人」，警察就可以置之不理？就可以甩手而去（警察自辯是去院子里調查）？

這是多麼無能而麻木的警察啊！

當下的社會矛盾極其尖銳而複雜，警察處警不是萬能的，確實不可能做到「警鈴一響，萬事大吉」。但警方的出現應該有利於及時控制事態，這應該是無疑的吧！可是在這個案例里，血案恰恰是在警察（不該離去而）離去時突然爆發的。

這一點尤其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平常看新聞，經常發現，在許多糾紛的現場，警察習慣於採取「消極作為」的方式，對矛盾與衝突缺乏積極有效的干預，喜歡息事寧人，樂於做和事佬，做一些與執法者的身份不相符的「和稀泥」行為，覺得只要沒有發生暴力和傷害，就不必管，也管不了（事實是，11名追債者採取了辱罵、抽耳光、鞋子捂嘴等一系列違法行為，並且長達一個小時）。而往往惡性事件在警察離開後突然爆發。

當糾紛只是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時，警察做一點調節和說和未嘗不可，但警察畢竟不是居委會的老太太，他們是執法者，代表著法律的權威，他們配槍來到現場，應該對衝突的性質進行迅速的專業判斷，如果任何一方具有違法性，就應該斷然採取措施，對違法行為予以制止，對違法當事人進行警告、約束或採取其他必要的措施——至少形成一種震懾力。

在山東冠縣的「刺殺辱母者」案中，討債人的違法性是明顯的，可是警察沒有對流氓予以驅離，或對首要分子（如杜志浩）採取強制措施，卻僅僅因為他們沒有「持械打人」，就選擇輕巧地轉身（不管他們是離開，還是繼續到別處去「調查」），留下了愈加絕望的當事人。蘇銀霞曾試圖隨警察離開，沒有成功。處警的警察難道連這一點作為都做不到嗎？他們聽任事態發展的行為是否具有瀆職的嫌疑？

於是，刺殺，在警察離開的那一刻，突然爆發了！

南都對事發當日的報道，在有些重要細節上有所隱諱，比如文中說流氓杜志浩「脫下褲子，用極端手段污辱蘇銀霞——當著蘇銀霞兒子於歡的面」，就有些語焉不詳。據其他信源透露，被刺死的流氓杜志浩當著十幾個流氓和蘇銀霞兒子（他被控制著）的面，脫下褲子，掏出生殖器，在蘇銀霞的臉上摩擦，並往她的嘴裡塞。這是足以令人瘋狂的污辱行為，是比毆打更為嚴重的傷害。可以想像，於歡看到這一切，承受著多麼大的心理痛苦，尤其是當警察來了又離開時，強烈的精神刺激使他猝然發作，猛地掙脫控制，從桌上抓起一把刀，胡亂刺扎——這應是可以理解的。

那把水果刀一直就放在桌上，不是於歡故意準備的，在暴力催生的極度狂躁下，一時間，他的神智都可能暫時性喪失（不是還有「急性短暫性精神病」一說嗎？），見到桌上有刀，這是自衛的武器，順手抓起來，揮舞，導致4人受傷（杜志浩在求醫過程中死亡）。

他的驟然發作，目的很簡單，就是從可怕的、無法承受的羞辱、絕望的困境和壓迫中掙脫出來。他舉刀就是反抗，不是殺人，更不是故意殺人！

法院的判決強調了「不存在防衛的緊迫性」，既然生命安全的防衛不是那麼緊迫，自然他的行為就是「故意」的了。「緊迫性」是一種主觀判斷，當事人在那種特殊的環境中，對緊迫性的認知，肯定與法官坐在空調房裡冷靜地查閱卷宗時的感覺完全不同。當於歡看到警察要離去時，驚慌之中，忽然發作，揮刀亂刺，正表明他因為失去最後一道安全屏障，感覺將跌入無底的深淵，「緊迫感」頓時突破了極限。據一位目擊者回憶，當母親被人用極端手段污辱時，於歡「咬牙切齒，幾近崩潰」，崩潰難道不是最大的緊迫性？

「心大」的法官，你是在用你的緊迫性，還是被污辱者在彼情彼境下的緊迫性來衡量「緊迫性」？

當法官在採用「緊迫性」這樣屬於情感的、主觀的依據時，卻忽視了一個更為重要的情感和倫理依據，那就是死者杜志浩當著於歡的面用那種最不堪的方式侮辱他的母親。

我看到流氓杜志浩採取這種惡劣的方式侮辱人時，首先想到的，竟然是南京大屠殺時，日寇曾勒令一位父親和他的親生女兒性交。當一個人這麼做時，他不僅是徹頭徹尾的流氓惡棍，畜生不如，我想所有稍有良知的圍觀者，都會不約而同地呸出同一句話：該死！

難道法官不在「圍觀者」之列？他沒有普通人的憤怒？甚至也不必設身處地地從於歡的角度考慮一個兒子的憤怒？一個22歲的年輕人因為不能忍受的羞辱而暴烈發作時，他還能冷靜地考慮，這麼做是否具有「防衛的緊迫性」？如果人面臨這樣的羞辱還毫無知覺，去慢慢思忖自己的「緊迫感」，那他簡直就不是人了。

法官大人，如果你是於歡，你將如何判斷「緊迫性」是否真的到來了？面對那種刻骨的污辱，你能忍多久？

即使法官完全缺乏這樣設身處地、換位思考的習慣，你難道不知道有「應激性反應」一說，這種反應及其後果（「激情殺人」）往往是重大刑事案件中應該考慮的重要因素，何以亟亟要給一個反抗者無期的判決？

法官還完全忽略了他的判決可能帶來的社會反響。一個判決，除了實現法律的正義，它也要考慮社會公義，並與作為普遍共識的價值觀念應和。

於歡殺人，可以說是為母報仇（現在所有報道，均稱此案為「辱母案」）。

古話說，法不外乎人情。於歡所斬者，為辱其母者，這樣的人情和倫理因素，判決不應該考慮嗎？

在古代，非常重視家庭倫理及親親之義，像於歡這樣為母復仇的行為，不僅不會治罪，甚至可能還會表彰呢！這樣的例子很多，如南宋鄭虎臣為父報仇，誅殺奸相賈似道，民國施劍翹為父報仇，刺殺軍閥孫傳芳等，均獲得義士、烈女的美名，法律判決也都從輕。

今天，法制觀念雖然進化了，但倫理、道德與人情，就可以完全隔絕於法律之外嗎？法官不是法律書里，只知蝕字，毫不知世事的蛀蟲。這些年來，一些法官做出的不近人情的荒唐判決，經常引起爭論，法官們在學習法律知識時，不應該引以為戒，多學習一點社會知識，多一些常識和普通人的情感嗎？

我將與大家一起，繼續關注此案的發展。我相信，無期，絕對不是最後的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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