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民：如何認知和闡釋變遷中的小國？

小國觀的演進是國際環境質變的邏輯延伸，是新型國際關係的產物之一，這為小國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小國的國際角色和影響有了革命性改觀，世人的小國觀也在相應大幅調整。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真的不能沿用傳統眼光來審視和對待它們。

在世界歷史中，小國一直都是人類社會未曾缺位的組成部分。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它們扮演著特定的國際角色，世人也形成了相應的小國觀。究其根源，體系效應與規模效應的雙重作用既是塑造小國國際角色的根本背景，也是影響人們審視和認知小國的基礎。在歷史的長河中，小國觀發生了哪些變化？在當今世界中，我們又該如何客觀辯證地審視小國？

梵蒂岡

梵蒂岡是位於義大利首都羅馬西北角高地的內陸城邦國家，國土面積僅0.44平方公里，是世界上面積最小的國家。但同時，梵蒂岡也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以教皇為首的教廷的所在地，是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

一、小國觀的歷史演進

小國的命運與體系性質息息相關。特定的體系性質不僅界定了國際行為體的世界觀及其行為邏輯，構建著它們之間的相互認知和互動規則，也最終孕育著不同的小國觀。縱觀世界歷史，世人的小國觀大體上經歷了三個截然不同的階段：近現代的傳統小國觀、冷戰時期的小國觀以及全球化時代的新型小國觀。小國觀的變遷是體系性質轉換的產物之一，它折射出了小國的國際價值和社會關注度，也深刻影響著人們對待小國的態度、觀念和行為。

第一，傳統小國觀：社會演化和國際競爭的淘汰品。不可否認，國家規模是人類社會適應性選擇的結果。在歷史進程中，國家數量具有一個從多到少的遞減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規模小的群體逐漸被淘汰出局。無論是通過契約自願還是強制兼并、自然演化抑或著意為之的方式，國家規模都表現出不斷膨脹之勢。在競爭、猜疑和榮譽的驅動下，「大」（greatness）逐漸演化為行為體求安、求利和求名的工具和目標。在冷兵器時代，規模幾乎等同於力量、財富和地位。在霍布斯文化語境下，規模意味著群體安全和生存機會，「大」的偏好或者「規模崇拜」成為社會行為體和國家至關重要的生存策略。

作為一個社會進化策略，「規模崇拜」不僅體現在世界歷史進程之中，也表現在日常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霍布斯指出：「一切能成為權勢的象徵和證明的所有物、行為或品質都是令人尊重的事物。」「大」在某種程度上正是這種「權勢」的象徵或標識。

《利維坦》初版卷首插畫

英國政治家、哲學家托馬斯·霍布斯的《利維坦》寫於英國內戰期間，該書用了大量篇幅證明強大的中央權威才能夠避免邪惡的混亂和內戰。任何對此權威的濫用都會造成對和平的破壞。

傳統國際關係的「叢林」本質導致了極端的規模崇拜

傳統國際關係的「叢林」本質導致規模崇拜觀日趨極端化。在這種背景下，國家間的競爭異常激烈，戰爭和軍事技術對國家構成及其規模變遷的影響非常顯著。規模往往意味著軍事力量、軍事資源和戰略空間，意味著國家的綜合實力及其國際影響力，或被視為國家威望的象徵、主權國家的資格、統治者奢華生活的來源，甚至是國家存續與否的關鍵指標。

幾乎所有統治者（尤其專制統治者）一直都把國家規模視為權力構成的主要指標，開疆擴土往往是強化競爭力和維護鞏固統治的根本途徑。為了確保統治階級的足夠租金和戰爭需要，「規模在任何情況下都是至關重要的」。二戰之前，戰爭是世界歷史的主旋律，所有積极參与國際政治的國家，「或是在不斷地準備戰爭，或是在不斷地捲入戰爭，或是處於從戰爭中恢復的過程中」，強權政治、「權力政治」、「弱肉強食」、「叢林法則」是強國奉行的國際政治邏輯，征服、佔領、蠶食、分贓等成為國際政治的基本手段。在這種國際語境下，「小」（smallness）就意味著「弱」，也意味著生存威脅，這是漫長的歷史進程中國家數量急劇減少、小國「高死亡率」的重要原因。

因此，基於政治經濟生存能力的考慮，人們傾向於強調國家規模越大越好，規模崇拜成為人們政治觀和國際觀的基本認知視角。「大」是國家權力和國家威望的同義詞和各國相互角逐的目標，「小」則代表著無足輕重和被征服的潛在目標，小國理所當然就是社會進化的淘汰物。

傳統的規模觀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巨大威脅

第二，冷戰時期的小國觀：命運難測的國家增量。戰後國際秩序改變了小國的歷史宿命。對「大」的極端崇拜和毫無節制的追求帶來的後果往往是破壞性和災難性的惡性循環，甚至構成了人類文明的巨大威脅。這些活生生的歷史事實迫使各國開始反思傳統的規模觀。

體系性質的確決定了小國的命運。相對於此前的世界歷史，戰後國際體系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大國和強國不再以征服、佔領弱小國家作為國際關係中的政策工具，小國生存環境有了顯著改善，其生存率很高、死亡率很低是前所未有的重要特徵。二戰之後，一大批長期被殖民統治的小國迎來了獨立建國的歷史性機遇，民族國家的數量顯著增多，獨立主權國家從戰後初期的40多個增加到現在的193個。20世紀下半葉以來，國家數量已經增加了三倍，且有進一步擴大之勢。除了在反對殖民主義運動中走向獨立的一些大國和中等國家外，絕大部分新興國家基本上屬於小國範疇。這個事實說明，規模的政治意義已經今非昔比。傳統的規模觀開始出現變化，小國不再是強權理所當然的戰利品，不再是順其自然的歷史淘汰品，它們也是享有主權國家資格、自立自主的國際行為體。

非洲獨立年

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非洲先後有30多個國家取得獨立。其中，僅1960年一年就出現17個獨立國家，因此這一年被稱為「非洲獨立年」。

然而，冷戰的陰雲深刻影響了人們對小國的基本看法。在兩大陣營對峙之中，安全問題始終是國際關係的焦點，權力導向的現實主義是看待這個世界的基本邏輯，生存難題自然構成了人們審視小國的核心指標。從這種思路出發，在大多數人眼裡，小國不過是國際體系中無關痛癢、價值微小、前途難測的角色。

冷戰時期的小國有生存之患但沒有性命之憂

不同規模的國家被賦予了相應的體系角色。羅伯特·基歐漢認為，小國是「其領導人認為國家無論是獨立行動還是通過小集團的形式，對體系均完全不能產生重大影響的國家。」在國際體系中，大國是決定體系性質、內涵和走向的「主導者」和「建構者」，小國則僅僅是體系的被動「接受者」和「服從者」。在權力思維的國際語境下，小國根本沒有影響國際體系的能力。因此，小國又被視為「那些沒有能力挑戰這種基本情境面貌的國家」。在現實主義者看來，這種「體系的無關緊要者」實質上是其國際地位的最佳詮釋，小國又據此可以看作「在其活動的環境中擁有客觀地位低以及（或者）被認為是低級別的國家」。

羅伯特·基歐漢，生於1941年，哈佛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美國政治學會主席，當代自由制度主義理論權威，其代表作為《霸權之後：世界政治經濟中的合作與衝突》

大國視角同樣決定了小國的國際分量。一個國家在大國眼中的利用價值某種程度上界定了該國的國際地位或大小。大衛·韋特爾（David Vital）認為，從短期看，小國是一個補充品或障礙物，在特定情況下可能具有大國眼中的偶然價值；但長遠來看，小國實質上是作為一個衛星國、代理人或密切的盟友等，充當國際政治中的「非自主參與者」，在主要大國的政治、軍事資源總體配置上，它們不過是「可有可無的、非決定性的增量」而已。

由此可見，冷戰時期的小國觀深受冷戰背景和現實主義思維的影響，小國不過是國際體系新增的數量罷了，沒有多大的國際價值。它們始終面臨著無法克服的安全困境，能否生存下去是個現實難題。然而，小國的生存環境仍然大有改觀，「小」不再等同於國家安全的致命威脅，它們雖有生存之患，但沒有性命之憂。

規模與實力間的相關性在全球化時代被大大弱化

第三，辯證小國觀：優劣兼具的新興力量。全球化時代重塑了人們的規模觀和小國觀。冷戰結束以來，全球化的高速演進成為時代的主旋律，小國迎來了前所未有的黃金髮展時期，並構成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道惹人矚目的風景線。

在新的外部背景下，規模的政治經濟意義發生了質的變化，對於規模與實力之間的關係，人們有了更具靈活性和多元性的認識，兩者間的相關性大大弱化。

一方面，全球化建構了規模對於經濟發展的新意義。隨著科學技術的日新月異和國際體系性質的巨大變遷，尤其在全球一體化浪潮湧動的新趨向下，規模對國家發展的傳統意義已經弱化，一個日趨開放的世界為長期局限於規模缺陷的小國提供了推動政治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這某種程度上也緩解了小國的先天不足，小國因而獲得了超越規模的作為和影響力的可能性。

小國觀的演進為小國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

另一方面，當今世界的許多小國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取得了驚人的發展成就，它們在國家治理和國際舞台上的表現甚至超越了規模更大的國家。在大國主導的國際關係語境下，小國不僅生存下來了，而且許多小國在民主、民生、民族治理上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在外交方面也相當活躍，具有與其國家規模不對稱的國際地位。與此同時，小國因其數目眾多而成為國際政治中一支不可忽視的力量。這個事實充分表明，規模的政治經濟意義已經有了質的變化，它不再是說明國家實力和國家行為的根本原因或唯一變數。

新加坡河畔的國會大廈

1965年正式獨立的城市國家新加坡，以穩定的政局、廉潔高效的政府而著稱， 是全球最國際化的國家之一。

在這種形勢下，傳統的國家規模觀正在不斷演變，辯證的規模觀逐漸成為我們看待小國的新視角。

由此來看，小國觀的演進是國際環境質變的邏輯延伸，是新型國際關係的產物之一，這為小國帶來了新的發展空間，小國的國際角色和影響有了革命性改觀，世人的小國觀也在相應大幅調整。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真的不能沿用傳統眼光來審視和對待它們。

二、小國認知的偏差與邏輯

當今世界，龐大的小國群體活躍在國際政經舞台上，人們似乎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小國認知，小國面臨的認知氛圍更為客觀和友善。然而，小國是個動態發展的國家類型，也是個高度複雜多樣的新興群體，在小國認知上達成普遍性共識困難重重。看法各異、各說各話、爭論不休是討論小國過程中的常態。為什麼會存在這樣的小國認知狀況呢？

其一，傳統小國觀的遺留影響。「小」等同於「弱」、「失敗」、「無能」、「低級」是根深蒂固的傳統小國認知，即便在全球化的新時代，在許多大國民眾看來，小國仍是一個不證自明的主題，它們無足輕重，不足掛齒。這種陳舊觀念構成了人們審視小國的思維定勢，是小國認知出現偏差的重要成因。

其二，一廂情願的主觀想像。由於缺乏切身的小國體驗和客觀認識，許多人對小國的理解往往帶有想像、想當然、自以為是或者偏激的認知成分，將龐大的小國群體符號化為某種特定的國家形象，如「氣候難民」「危險的天堂」「失敗國家」「現代海盜」等。這種似是而非的認知偏差對於理解小國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而言是不利的。

索馬利亞海盜

索馬利亞海盜，泛指在東非的索馬利亞海外的亞丁灣（紅海與阿拉伯海之間）進行打劫或擄人勒索的海盜群。隨著1991年索馬利亞內戰的爆發，亞丁灣一帶海盜活動更趨頻繁，成為國際社會一大公害。2011年4月11日，聯合國安理會決定在索馬利亞境內和境外設立特別法庭，負責審判在索馬利亞附近海域實施海盜行為的嫌疑人。

少數大國掌握了國際認知的主導權

其三，普遍的權力主義思維導致小國認知的片面性。不可否認，國際認知的主導權掌控在少數大國手中。大國中心主義和權力導向的現實主義是許多人觀察這個世界的出發點和落腳點，這也是他們審視小國的基本邏輯。將這種根基於大國及大國關係的知識體系強加於小國認知上面，得出的結論顯然有失偏頗。

其四，盲人摸象、以偏概全的小國認知。這是人們審視小國的通病。小國是個複雜的認知對象，出於不同的視角、領域、背景和動機，人們很難形成關於小國的整體性、客觀性的認識，盲人摸象也就成了認知小國的常態，以偏概全的小國觀比比皆是。譬如，小國政治社會精英過度傾向於強調小國的積極面，對客觀存在的消極面視而不見。小國更民主、更和平、更具合作性、更有文化情調、甚至更文明等，大體上都是來自小國的研究者或持有濃厚小國「情結」的學者提出或支持的觀點。這當然是不切實際的認知錯覺。

小國群體的多樣性與複雜性對小國研究構成了巨大挑戰

不言而喻，小國是國際體系中的一個特殊群體，產生並應用於大國的理論體系和大國視角的慣常思維模式不一定適合小國。在審視和闡釋當今小國的過程中，我們應該如何充分考慮小國的獨有特性，避免上述認知偏差，處理好主流理論、思維邏輯的效度與適用性呢？這是客觀辯證認知小國必須思索的問題。

第一，多樣性與複雜性是考察小國的邏輯背景。與寥寥可數的幾個大國相比，小國群體更為龐雜和複雜。高度多樣性和差異性是考察小國必須面對、但難以權衡和處理的重大難題。從國家地理分布來看，小國遍佈於世界的不同區域；從地理位置來看，它們有眾多島國，也有大量內陸、沿海國家；從經濟發展來看，既有治理有方、富裕繁榮的發達小國，也有發展中和不發達國家；從政體看，既有民主國家，也有不少專制或轉型國家；從國家稟賦看，既有自然資源豐富、人力資源厚實的國家，更有大量資源匱乏的小國；從地緣戰略看，一些國家擁有優越的全球戰略位置，而更多小國則身處遠離世界政經中心的偏遠角落；從國際影響來看，部分小國享有良好的國際形象，發揮著超越其物理規模的國際作用，與此同時，其他眾多小國則一直扮演著無足輕重、不足掛齒的國際角色。這種多樣性和差異性直接衍生了小國探討中的若干爭論，對小國研究無疑也構成了巨大挑戰。

在小國探索中要避免對「小」的簡單化和絕對化解讀

一方面，「小」作為小國最普遍的核心特徵，它是探討小國特性、小國思維、小國行為不可或缺的理論基礎，可能也是小國理論建構的核心概念。事實上，「小」是小國研究者通常使用的分析工具，由「小」演繹而來的小國研究觀點頗具說服力，具有可信的論證邏輯。

另一方面，將「小」的政經意義絕對化為小國問題的唯一根源，在理論上既片面和過於簡單化，在現實中也未體現出小國的巨大差異性。小國毫無例外都會受到「小」的影響，但姑且不論「小」對小國影響的兩面性，地理位置、資源稟賦、歷史傳統、政策制度、地緣政治、地緣經濟、國際體系等眾多因素對小國同樣具有程度不一的影響。這些因素與「小」共同構成了小國內在過程和外在行為的複雜背景，成為小國間巨大差異性的根源。

因此，在小國探索中，既要重視「小」的理論價值，也要盡量避免簡單化和絕對化解讀。

小國的行為特徵相較大的國家並沒有質的不同

第二，相對性是審視小國的邏輯前提。從國家規模的視角理解國家行為是小國研究的理論基礎。在不同性質的國際體系下，規模對於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外交、安全行為的意義各不相同。對小國而言，規模效應在不同維度上的表現是顯著和獨特的。

然而，這些獨特的行為特徵是在與較大規模的國家相互比較的基礎上歸納而來的。沒有大國和中等國家作為標杆，就沒有小國的行為特徵。因此，小國研究本質上屬於比較研究。這同時也意味著小國研究的相對性。小國的任何行為特徵都是相較大的國家的概略性描述。二者的行為特徵沒有質的不同，只有「量」和「度」的差別。諸如脆弱性、依賴性、同質性、選擇性、傾向性、波動性、開放性等小國行為特徵的術語都具有此等相對性含意。

外部環境對小國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

第三，普遍性與特殊性是小國探討的重要原則。作為人類集合體，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當然適用於小國。作為主權國家，國家發展與變遷的一般性規律同樣作用於小國。從這個角度看，規模與國家行為之間並無關聯。人性、國際體系、國際制度、國際規範對所有國家的思維和行為都會產生深刻影響。這是小國研究必須遵循的普遍性原則。

然而，小型社會和小型國家有別於其他規模國家的顯著特點就是「小」。規模特性無疑也會作用於人類社會和主權國家的普遍性發展規律，強化或弱化這些規律的外部效應。外部環境對小國行為的影響更為顯著的事實就說明了規模效應的作用。小國因而具有自身獨特性的行為特徵。從這個角度看，小國研究又須遵循特殊性原則。總體來看，小國行為是人類社會發展規律、主權國家變遷規律和規模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三者不可偏廢。

外因的作用在小國行為研究中更為突出

第四，外部因素的建構性影響是小國討論的基本變數。小國是一個高度多樣性和差異性的群體，國際表現極其懸殊。這體現在政治、經濟、社會和外交的諸多維度之上。就其成因而言，包括外部環境、地理位置、資源稟賦這些偶然性因素的影響不可低估。

就內外因關係而論，通常的思維模式認為內外因均在發揮作用，但內部因素是主因、外部因素是次因。這個辯證邏輯無懈可擊，且具有普遍性意義。然而，這可能更適用於大的國家。在小國行為成因中，這個規律的適用性較之大的國家或許有所不同。在許多情況下，外因可能是小國行為的主因和直接動因。小國是國際體系變遷的產物，其生存與發展對國際環境具有更大的依賴性，外部環境對小國行為具有建構性影響。在小國行為研究中，外因的作用更為突出。

小國研究的主要目標是探究小國的基本共性和行為規律

第五，偶然性與必然性關係是小國研究的重要思路。偶然性因素對小國行為的影響非常突出。在小國群體中，政治經濟發展的強烈地區性特徵預示著小國發展的偶然性色彩。很大程度上，小國的行為選擇和國際表現往往取決於它們所處的地理位置和資源稟賦。

然而，同樣的地緣環境和類似的資源稟賦之下，小國間的國家治理和國際表現也不盡相同。成功小國通常具有高度重視制度政策和人力資本建設、且有較強國際環境適應能力的國家。這個反差凸顯了小國發展的必然性。

國土面積僅4萬多平方公里的中歐內陸國家瑞士，其人均GDP一直居世界前列，在歐洲僅次於盧森堡和挪威。作為永久中立國，瑞士自1815年後從未捲入過任何局部戰爭和國際戰爭，但同時也參與國際事務，許多國際組織的總部設在瑞士。

第六，綜合性與具體化的結合是小國研究的邏輯途徑。小國研究既是綜合研究，也是具體研究。探究小國的基本共性和行為規律是小國研究的主要目標。在這個方面，體系視角的小國研究做了許多有益的探索。與此同時，綜合性小國研究是個研究對象高度複雜、動態演進的難題，從豐富多樣、高低不同的龐大群體中抽象出小國的共同特徵和普遍性規律是極為困難的工作。因此，領域研究和案例研究往往是小國研究的主要方式。在小國理論背景下，政治、經濟、外交等領域的小國群體和國別行為是釐清小國發展規律的基本方向，也是綜合研究的基礎。兩者相互補充、相互促進。

總之，探討高度多樣性、複雜性和差異性的小國問題，必須遵循多元、發展、辯證和靈活的學術思維邏輯，否則，我們就無法客觀準確地描述和闡釋這一國際現象。（文/韋民）

本文相關文獻援引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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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民，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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