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三大案」是什麼案件？為什麼加劇了南明的滅亡？

南明三大案三案指的是明朝南渡之後，在新建立的弘光朝發生的三大疑案，分別是「大悲案」、「太子案」和「童妃案」，三大疑案均發生於1645年，嚴重削弱弘光朝的凝聚力，為其快速滅亡埋下伏筆。

背景

明朝滅亡後，朱由崧既以親藩得繼大統，對於最具帝位繼承人資格的崇禎三子自然惟恐其不死。早在1644年七月間就僅僅依據顧元齡的傳言宣布太子和定、永二王已經遇害。

1645二月正式下詔「謚皇太子慈煥曰獻愍，永王慈煥曰悼，定王慈燦曰哀」，藉以掩人耳目，杜絕民望。實際上，自從大順軍在山海關戰敗起，兵荒馬亂，各方面的人士大抵都弄不清崇禎帝三個兒子的下落。儘管在1644年冬有「北太子」、「南太子」案，清初號稱「朱三太子」的案件層見迭起。

朱由崧登上了皇帝的寶座，挫敗了某些東林—復社人士擁立潞王朱常淓的計劃。圍繞帝位的勾心鬥角，並沒有就此平息。弘光立國一年之內，先後發生了「妖僧」大悲案、太子案、「童妃案」三大案。這三個案件表面上是孤立的，互不相涉，卻都貫串著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政治背景。

三大疑案

大悲案

1644年十二月，忽然有個和尚來到南京，自稱是明朝親王，從兵亂中逃出做了和尚。弘光帝派官員審訊他的來歷，大悲起初信口開河說崇禎時封他為齊王，他沒有接受，又改封吳王。聲稱「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該與他作正位」。弘光君臣見他語無倫次，形跡可疑，嚴加刑訊，才弄清大悲是徽州人，在蘇州為僧，確實是個騙子。經過九卿科道會審後，將大悲處斬。

假太子案

1644年十二月，鴻臚寺少卿高夢箕的奴僕穆虎從北方南下，途中遇到一位少年，結伴而行。晚上就寢時發現少年內衣織有龍紋，驚問其身分，少年自稱是皇太子。抵南京後，高夢箕難辨真假，急忙送往蘇州、杭州一帶隱蔽。可是，這少年經常招搖於眾，露出貴倨的樣子，引起人們的注意，背後竊竊私議。高夢箕不得已密奏朝廷，弘光帝派遣內官持御札宣召。

1645三月初一日，這個少年從浙江金華到了南京，被交付錦衣衛馮可宗處看管。第二天，弘光帝面諭群臣道：「有一稚子言是先帝東宮，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當撫養優恤，不令失所。」隨令侯、伯、九卿、翰林、科、道等官同往審視。大學士王鐸曾經擔任東宮教官三年，自然熟悉太子的模樣，一眼就看出是奸人王之明假冒。

王鐸會同群臣審視後的奏疏是相當可信的。我們不應忽視，弘光立國之時許多官員曾經在崇禎朝廷上任職，見過太子朱慈烺的並不止他一個。如曾經擔任東宮講官的劉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長於目」，他們看了偽太子之後都不認識；弘光帝「又命舊東宮伴讀太監丘執中往認。之明見執中，亦不識也。於是群疑稍解」。

從現存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在弘光朝廷上的官員都知道北來「太子」純屬假冒，沒有人提出過異議。問題是這件事直接牽涉到弘光帝位的合法性，對朱由崧繼統不滿的人乘機興風作浪，散布流言蜚語，於是圍繞著「太子」的真偽在不明真相的百姓和外地文官武將中掀起了一片喧嘩。弘光朝廷越說是假，遠近越疑其真。這事一直鬧到清軍佔領南京，弘光朝廷覆亡，方告平息。

童妃案

這個案件的大致情況是：早在1641年，李自成起義軍攻破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被俘殺，世子朱由崧僥倖逃出。經過長期顛沛流離之後，忽然時來運轉被擁戴為皇帝。

1645年，河南有一個姓童的婦人面見南明河南巡撫越其傑，自稱是德昌王（即朱由崧）的繼妃，亂離中與朱由崧失散。越其傑和廣昌伯劉良佐深信不疑，一面奏報，一面派人護送來南京。朱由崧立即否認，宣布童氏為假冒。三月初一日，童氏送抵南京，下詔獄由錦衣衛審訊。童氏自述「年三十六歲。十七歲入宮，冊封為曹內監。時有東宮黃氏，西宮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亂不知所在。氏於崇禎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嚙臂為記，今在寧家莊」。朱由崧批駁道：「朕前後早夭，繼妃李殉難，俱經追謚。且朕先為郡王，何有東、西二宮？」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按明朝典制，親郡王立妃由朝廷派員行冊封禮。

童氏稱入宮邸時朱由崧有東、西二宮已屬荒唐，更不可能又有什麼「曹內監」為她舉行冊封禮。朱由崧沒有兒子，「玉哥」、「金哥」之說也是空穴來風。一些史籍記載，童氏在送往南京途中，地方文武官員紛紛拜謁，她舉止輕浮，毫無大家風範，「凡所經郡邑，或有司供饋稍略，輒詬詈，掀桌於地；間有望塵道左者，輒揭簾露半面，大言曰：免！聞者駭笑」。童氏一案與大悲、假太子案基本相似，肯定她不是朱由崧的王妃，後來某些野史又說她是誤認（如說她原為周王宮妾，或說是邵陵王宮人），也有揣測她是在朱由崧落魄之時曾與之同居，但這些說法同童氏自己編造的經歷都不符合。就案件本身而言，無論童氏是冒充，是誤認，還是與朱由崧有過一段舊情，都不應成為南明政局的焦點。

影響

「童妃案」和「太子案」的喧囂一時，實際上是某些東林—復社黨人在幕後掀風作浪。歷史上無賴之徒冒充頭面人物屢見不鮮，即以南明來說，永曆初也出現了假弘光帝（一個和尚）騙得許多地方官的信任，但都沒有像弘光一朝這樣鬧得烏煙瘴氣。

究其根源，正在於東林—復社中的一些骨幹分子視「門戶」、「聲氣」重於國家、社稷，他們愛走極端，甚至惟恐天下不亂。在這些人看來，福藩繼統等於萬曆以來自己在黨爭中最大的失敗，因此一遇風吹草動，不管真相如何，抓住「把柄」大做文章，必欲推倒福藩另立新君才肯罷休。人們常常受舊史籍影響，以為東林—復社人士大體上都是骨鯁正直之人，其實它是一個很複雜的團體，其中光明磊落者固不乏人，但由於明末東林—復社名滿天下，往往具有左右朝政的勢力，許多追逐名利的人也混跡其間，變成一個大雜燴。東林—復社人士的「別正邪、分賢佞」實際上是自封「正人」、「君子」，為獨攬朝政造輿論。由於他們當中的骨幹分子為奪取權力往往採取陰謀手段，難以弄清詳細情況，但對弘光帝進行人身攻擊，借「三案」大肆發揮的都是自命為東林—復社的「君子」，由此也可以看出其端倪，其中的主要代表是黃宗羲及其創立的浙東史派，他和門戶好友在當時興風作浪對弘光朝廷的穩定造成了嚴重影響。